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CHDM,99,易,1045,20101216,1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9年度易字第1045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漢鴻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9年度偵字第877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漢鴻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漢鴻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99年9 月8 日凌晨3 時31分許，在彰化縣秀水鄉○○路402巷11號對面空地，持客觀上足為兇器使用之扳手為工具，竊取停放在該處葉浣鍀所有車牌號碼為8L－8913號自用小客車之車牌2 面，得手後逃逸，並將竊得之車牌棄置在彰化縣埔鹽鄉不詳地點之排水溝處。

嗣為警循線查獲，並扣得扳手1支，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加重竊盜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又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有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需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

若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確信。

而訴訟上所得之全盤證據資料，固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應包含在內，惟採用間接證據時，必其所成立之證據，在直接關係上，雖僅足以證明他項事實，而由此他項事實，本於事理之作用足以證明待證事實者，方為合法，若憑空之推想，並非得採為證據資料之間接證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臺上字第89號、30年上字第816 號及32年上字第67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已明揭斯旨，足資參酌。

再者，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明文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

；

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

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申言之，刑事訴訟制度受「倘有懷疑，則從被告之利益為解釋」、「被告應被推定為無罪」原則所支配，故得為訴訟上證明者，無論為直接或間接證據，須客觀上於吾人一般社會生活經驗均不致有所懷疑，而達於確信之程度者，且除認定被告犯罪之外，無從本於同一事證為其他有利於被告之合理推斷，始可以之為不利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確信之程度，而有合理可疑存在時，即難據為被告有罪之認定。

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加重竊盜罪嫌，無非係以前揭犯罪事實業據㈠被告於警詢及檢察官偵查中之自白；

㈡被害人葉沅鍀於警詢中之證述；

㈢監視錄影器翻拍照片、扣案之扳手1 支等，為其論據。

訊據被告固坦承確有於起訴書所載時、地，持上開扳手拆卸系爭車輛前後車牌兩面等情，惟辯稱：伊是因案發前一天遭該車擋住出路，氣憤難平，故於隔日凌晨3 點多再於同地看見該車後，即拔該車牌洩憤；

伊沒有將該車牌帶回家，也沒有換裝在自己車上，更沒有賣給別人，伊只有在回家途中將該兩面車牌丟在臺76號快速道路下方的大排水溝等語。

四、經查：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證人葉沅鍀於警詢中所為之陳述，屬審判外之陳述，依首揭法條規定，原則上亦無證據能力。

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至之4 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

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此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亦定有明文。

本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對證據能力亦不爭執，且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前開證人言詞之證據能力亦未聲明異議。

再前開證人之陳述，未經被告主張有何非出於自由意志之情形，是本件認為容許其陳述之證據能力，亦無不當，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之規定，認前開證人上開之證述具有證據能力。

㈡按刑法竊盜罪之成立，除須有竊取他人財物之行為外，尚以行為人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意圖之主觀違法要件，始足當之（最高法院75年度臺上字第8 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竊盜罪之成立，自以行為人有竊取他人動產之不法意圖為必要，即主觀上係以基於取得他人之財物為目的，客觀上乃使用和平之手段，違背他人之意思，擅自取走他人持有之物為其要件；

故而，倘行為人客觀上雖有取走他人之物之行為，然並無將該他人之物據為己有之意，自難遽以竊盜罪相繩，合先敘明。

㈢本件被告迭於警詢、檢察官偵查中均坦承犯行，並陳稱：「當時該自小客車有擋到我出入，因我有喝酒，一時氣憤下才將該車牌拆下洩恨；

我竊走後就丟棄在埔鹽鄉臺76線橋下之排水溝。」

等語、「我當時喝酒，對方車子擋到我的路，我找不到車主，一時生氣便將車牌拔走洩恨。」

等語（見99年度偵字第8777號第5 、6 、38頁），前後供述均互核相符，。

迄本院審理時，就檢察官所起訴之竊盜犯行，猶坦承犯行，與偵查中一致，仍為認罪之答辯，是其主觀上似無匿飾卸責之動機，所辯係基於洩憤，始拆卸系爭車牌，隨即並丟棄於臺76線下之排水溝內等語，即非屬無稽，應堪予採信。

尚且，系爭8L－8913號自用小客車之車牌，於遭竊後，並無任何交通違規之紀錄，亦無任何懸掛於其他車輛上作案之刑事案件紀錄乙節，業據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彰化監理站於99年11月15日以中監彰字第0990029023號函、彰化縣警察局於99年11月30日以彰警刑二字第0990072153號函均說明在案（見本院卷第36、38頁）；

若然被告係有意竊取車牌，其目的無非避人耳目，或換裝於自己車上，或售予他人供不法使用，其犯罪類型不外另犯他案而用以躲避查緝，或恣意交通違規而嫁禍他人，否則其取得該車牌之財產價值何在？既非意在獲得該物之使用或經濟價值，又非著眼於販售、移轉占有之交換利益，何有行竊之動機與目的？實令人殊難想像；

徵諸，其於拆卸車牌後未久，隨即在返家途中丟棄，以其持有時間之短暫，未曾攜帶回家中，復未以之從事非法犯行，此益證，被告顯然並非以意圖不法所有之犯意而取走系爭兩面車牌，至為灼然。

㈣其次，被告所為丟棄車牌之舉，其行為態樣固類似於事實上對該物之處分，然如被告自始即無以取得該物所有權或財產價值之意思為之，其單純丟棄該物之行為，與毀損罪在客觀上亦有對於他人之物為毀棄、損壞之事實行為，性質上較為相近，故在法律評價上，倘驟認被告因有拋棄之事實上處分行為，即反得據以推論被告乃有取得該物之不法所有意圖者，此不啻架空刑法上毀損罪之不法內涵，而變相使得客觀上只要有毀棄、損壞他人之物之事實，遂導出行為人主觀認知上自有取得該物之所有權或財產價值之謬論，此不合法理甚明。

五、綜上所述，被害人所述、扣案之扳手1 支與監視錄影器翻拍照片，均僅能證明被告確有拆卸車牌之行為，而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所提出之證據尚無法排除被告確實並無不法所有意圖之合理懷疑，即使人產生確信之程度，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自不得僅憑被害人之指訴，而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竊盜之犯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首揭法律條文及判例說明，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以免冤抑。

六、又刑事訴訟法第300條所定科刑之判決，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係指法院於不妨害事實同一之範圍內，得自由認定事實適用法律而言。

而事實是否同一，應視檢察官請求確定其具有侵害性之基本社會事實是否同一而定，並以犯罪構成要件有無罪質上之共通性為具體判斷之標準（最高法院94年度臺上字第6821號判決意旨參照）。

而刑法上之毀損罪與竊盜罪，前者在主觀犯意上並無取得該物之意思，與後者須具備主觀不法所有之意圖有異；

而後者在客觀行為上乃以和平、秘密之方式取走他人之物，與前者係以毀棄、損壞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之客觀構成要件，無涉於和平或秘密之方式，亦迥不相同。

故其二者之犯罪構成要件顯然不具罪質上之共通性，自難認合於基本社會同一之要件，是本院即無從逕予變更起訴法條加以審理。

從而，本件被告所為是否涉犯刑法上之毀損罪，此部分自應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2 月 16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戰諭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
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黃當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