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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金易緝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履富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8909號），嗣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徐履富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之「璋霖投資」現金收款收據壹張沒收。
事 實
一、徐履富於民國112年5月初某日起，加入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搬磚小哥2.0」、「搬磚小七」、「搬磚精靈」等成年人所共同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徐履富所涉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業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420號判決確定，不在本案起訴範圍），擔任集團「車手」，負責收取詐欺贓款、層轉本案詐欺集團上手之工作。
徐履富即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及洗錢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自112年5月初，以通訊軟體暱稱「劉淑庭」與朱世吉聯繫並佯稱：依指示在「璋霖」APP操作股市即可獲利，惟需給付款項予「璋霖投資」云云，致朱世吉陷於錯誤，而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相約於112年5月23日10時15分許在高雄市○○區○○街00號7樓住所內面交新臺幣（下同）70萬元，隨後徐履富即依「搬磚小哥2.0」指示，至超商列印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事先偽造之「璋霖投資」現金收款收據1張（其上已偽造「璋霖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璋霖投資」之印文各1枚、「蔡明宗」之印文2枚）1張，復在前開收據上簽署本名及持本名印章蓋印，並填載存款內容及金額等資訊而偽造屬於私文書之收據後，再於上開時間前往上開約定地點，朱世吉即交付70萬元，徐履富則交付前開偽造之現金收款收據予朱世吉而行使之，朱世吉亦於前開收據上簽署本名及蓋指印，足生損害於蔡明宗及璋霖投資，隨後徐履富即依「搬磚小哥2.0」指示，將上開贓款放置於「搬磚小哥2.0」所指定之某麥當勞或公園廁所內，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而妨害國家調查、發現、保全上開詐欺所得。
嗣朱世吉發覺有異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監視器察看，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朱世吉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前條第1項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
本案被告徐履富所犯屬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渠於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見審金易緝卷第9頁至第10頁】，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要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經被告同意適用簡式審判程序後，本院亦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
又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附此說明。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就上揭事實坦承不諱【見警卷第7頁至第11頁、偵卷第43頁至第44頁、審金易緝卷第9頁至第10頁、第15頁、第17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朱世吉證述相符【見警卷第13頁至第18頁】，並有刑案現場照片、扣案之現金收款收據、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刑案勘查報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2年7月18日高市警刑鑑字第11234654100號函檢附之鑑定報告、職務報告在卷可稽【見警卷第19頁至第20頁、第27頁至第33頁、第37頁至第50頁、偵卷第33頁】，堪信被告所為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是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新舊法比較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該法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則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惟本案被告為詐欺集團成員面交取款及轉交贓款之行為，於修正前已屬掩飾、隱匿詐欺所得之來源、去向之舉，而該當於洗錢行為，而上開行為亦屬移轉詐欺犯罪所得，而足以妨礙國家偵查機關對於詐欺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而該當於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洗錢行為，是被告本案所為，無論於洗錢防制法第2條修正前、後，均符合上開規定之洗錢定義，而均應依同法相關規定處罰。
綜上以觀，上開洗錢防制法第2條之條文修正之結果不生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之情形，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
⒉洗錢防制法第14條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將該條移列至同法第19條，並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
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是依上開條文之修正結果，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對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情形，較諸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其罰金刑之上限雖由5百萬元提高至5千萬元，惟有期徒刑之上限由7年降低為5年，依刑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規定，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所定有期徒刑最重本刑較諸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為低，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上開規定對其進行論處。
⒊按所謂法律不能割裂適用一詞，係源自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2615號判決先例所引「犯罪在刑法施行前，比較裁判前之法律孰為有利於行為人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一切情形，比較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整個之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之判決文字所指「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等語，經實務擴大適用的結果，除新舊法之比較外，其於科刑時，亦有所謂法律不能割裂適用之說。
實則，基於案例拘束原則，此一判例意旨原侷限在法律修正而為罪刑新舊法之比較適用時，須考量就同一法規整體適用之原則，不可將同一法規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始有其適用。
況對於易刑處分、保安處分等規範，實務見解均已明文採取與罪刑為割裂比較而分別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條文，此有最高法院96年度第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可參，由是觀之，法律適用本應不存在所謂「一新一切新，從舊全部舊」的不能割裂關係存在。
上開判決先例所指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在罪刑與保安處分之比較適用上，既已產生破窗，而有例外，則所謂「法院就同一罪刑所適用之法律，無論係對罪或刑（包括主刑、從刑、或刑之加重、減輕與免除等項）或保安處分，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應本統一性或整體性之原則，予以適用」之論述，其立論基礎應有誤會(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⒋自刑法第2條第1項之立論基礎而言，該條之規定於學理上稱「從舊從輕」原則，其理論係根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內涵之「禁止溯及既往」，亦即為保障人民對刑罰法秩序之信賴，於行為時法律既已明文規定較有利於行為人或較輕之處罰，即不得於行為後，因法律修正而突襲性地惡化行為人於法律上之地位，是以，於刑罰法律有所修正時，原則上如修正後之實體法律規範對行為人較為不利時，即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適用行為時之法律，避免行為人因事後之法律修正而遭受突襲之不利益。
然而法律條文並非個別孤立之存在，數個法律條文間，於解釋上多具有一定之結構或體系，數法條間，亦常見有高度之關聯性或配套關係，是如數個相關法規同時修正，而此等法規彼此間具適用上之整體性或為配套性修正之關聯規範時，基於避免法律適用上之矛盾，或需同時適用多項完整配套規範方得以完整評價立法者之整體法律修正時，方有一併將數個具關連性、配套性之條文綜合考量之必要，質言之，刑法之「從舊從輕」既係根源於憲法之罪刑法定主義所衍生之信賴保護原則、禁止溯及既往之誡命而來，原則即不應輕易例外適用對行為人較為不利之事後法，以免侵害人民之合理法律信賴，而應僅在條文間具有體系上之緊密關聯，或有明確配套修正之立法目的存在時，方容許基於法律適用之完整性，或基於司法權對立法原意之尊重，而允許執法者得以綜合評估相關法規之整體體系或完整立法之配套措施後，在整體適用上對行為人較為有利之情形下，例外得以將對人民較不利之事後法與其他相關法令一體適用於行為人。
而同一法律之條文間，容或有分屬不同之條文體系、或有彼此間並無解釋、適用上之當然關聯，自無僅因同一法律之數條文偶然同時修正，即於比較新、舊法之適用時，一概將所有關聯性薄弱之修正規範同時納入比較之必要，而應具體考量各該修正規定之體系關聯，以資判斷有無一體適用之必要，如不具法律適用上之體系關聯，或非屬立法或法律修正時之關聯配套規範，則於法律適用上即無當然一體適用之必要，而應回歸「從舊從輕」之法律適用原則，以實質落實行為人不因事後法令修正而受不利法律溯及適用之憲法誡命。
⒌由現行洗錢防制法之體系觀之，該法第19條係規範對於一般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而第23條第2項、第3項則係規範於一定要件下，得以減輕或免除行為人之處斷刑之相關規定。
則於體系上以言，第19條之規範核心係在劃定洗錢罪之處罰框架、構成要件及法定刑度，而第23條則在檢視行為人於犯後有無自首、自白及繳交犯罪所得等犯後情狀，是上開2條文之規範目的及體系上並無事理上之當然關聯性，縱未一體適用，於法之適用上亦不會產生法律適用體系上之矛盾，而由113年7月31日修正洗錢防制法之相關立法理由觀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修正理由略謂：「現行第一項未區分犯行情節重大與否，以較大之刑度裁量空間，一體規範所有洗錢行為，交由法院依個案情節量處適當刑度。
鑒於洗錢行為，除侵害人民財產法益外，並影響合法資本市場及阻撓偵查，且洗錢犯罪，行為人犯罪所得愈高，對金融秩序之危害通常愈大，爰基於罪刑相當原則，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作為情節輕重之標準，區分不同刑度，修正第一項」，而同法第23條第2項之修正理由則為：「配合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精神，增訂「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為減輕其刑之要件之一。
另考量被告倘於犯罪後歷時久遠始出面自首，證據恐已佚失，蒐證困難，為鼓勵被告勇於自新，配合調查以利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查緝其他正犯或共犯，參考德國刑法第261條第8項第2款規定立法例，爰增訂第2項及修正現行第2項並移列為第3項」，由上開立法理由觀之，亦可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第23條第3項之修正各自係著眼於不同之規範目的，難認立法者有何將上開二者納為整體性配套修正之立法考量，是於比較新舊法時，自無強將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第23條第3項綁定為整體比較之必要，而應分別檢視上開修正是否對被告較為有利，以資適用適當之規範對其論處，俾保障被告對法秩序之合理信賴及落實不利溯及禁止之誡命，先予說明。
⒍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先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自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
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規定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其後洗錢防制法嗣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後將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移列至同法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
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是被告於偵查中及審理中是否均有自白、又是否有繳回其犯罪所得，即影響被告得否減輕其刑之認定，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之規定並不以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為必要，然112年6月14日修正後則需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更需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須繳回犯罪所得始得減輕其刑，是112年6月14日、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規定均對被告較不利，自應適用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規定對其論處。
㈡又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雖於112年5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6月2日施行，此次修正係增加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規定，明文將該類詐欺方式列為應以加重詐欺取財罪論處，故本案應無新舊法比較問題，得逕行適用現行法。
㈢另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經立法院制定，並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
新制定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百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
；
第44條第1項、第2項則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
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
前項加重其刑，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之。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而犯第1項之罪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
但本案各次犯行，並無該條例第43條增訂理由所載「於同一被害人單筆或接續詐欺金額為新臺幣5百萬元以上，或同一詐騙行為造成數被害人被詐騙，詐騙總金額合計新臺幣5百萬元以上」及該條例第44條第1項、第2項所列加重事由等情形，是不生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問題，自無刑法第2條第1項比較新舊法規定之適用，併予敘明。
三、論罪科刑㈠論罪部分⒈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財物未達1億元之洗錢罪。
⒉前開偽造之現金收款收據其上固有偽造之「璋霖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璋霖投資」、「蔡明宗」印文，然本案既未扣得與上揭偽造之印文內容、樣式一致之偽造印章，參以現今科技發達，縱未實際篆刻印章，亦得以電腦製圖軟體模仿印文格式列印或其他方式偽造印文圖樣，是依卷內現存事證，無法證明上開印文確係透過偽刻印章之方式蓋印偽造，則此部分尚難認另有偽造印章犯行。
另本案詐欺集團在前開收據上偽造印文之行為，均為完成該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
另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則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⒊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各成員，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⒋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一般洗錢罪等犯行間，具有行為階段之重疊關係，屬犯罪行為之局部同一，乃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⒌公訴人雖未就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起訴，惟該部分犯行與已起訴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已如前述，是此部分犯行應為起訴效力所及，且經本院當庭告知被告所犯上開罪名，被告就此部分亦坦承在卷【見審金易緝卷第8頁至第10頁、第14頁至第15頁】，而無礙於被告之防禦權行使，應併予審理。
㈡刑之減輕事由⒈按想像競合犯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行為人犯罪行為侵害數法益皆成立犯罪，僅因法律規定從一重處斷科刑，而成為科刑一罪而已，自應對行為人所犯各罪均予適度評價，始能對法益之侵害為正當之維護。
因此法院於決定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作為裁量之準據，惟具體形成宣告刑時，亦應將輕罪之刑罰合併評價。
基此，除非輕罪中最輕本刑有較重於重罪之最輕本刑，而應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重罪科刑之封鎖作用，須以輕罪之最輕本刑形成處斷刑之情形以外，則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若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自得將之移入刑法第57條或第59條之科刑審酌事項內，列為是否酌量從輕量刑之考量因子。
是法院倘依刑法第57條規定裁量宣告刑輕重時，一併具體審酌輕罪部分之量刑事由，應認其評價即已完足，尚無過度評價或評價不足之偏失（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36號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就所犯一般洗錢罪均為自白，本應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惟被告上開所犯一般洗錢罪係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雖因想像競合犯之關係而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上開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依前揭說明，仍應由本院於依刑法第57條規定量刑時，審酌上開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作為被告量刑之有利因子（詳後述），附此說明。
⒉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
被告於偵查及審理時均自白本案詐欺取財犯行，且本案並無證據證明其有獲取犯罪所得（詳後述），就其本案犯行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㈢量刑部分爰依據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竟為圖不法利益而擔任詐欺集團車手成員，對社會治安造成危害亦侵害他人之財產權，更甚以向告訴人行使偽造私文書方式，進行取款行為而參與詐欺等犯行，除致生侵害他人財產權之危害可能性外，亦足生損害於私文書之名義人及該等文書之公共信用，助長詐騙犯罪風氣之猖獗，並影響社會治安及風氣，所為實屬不該；
且被告前於110年間，已因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案件經法院判刑確定，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考【見審金易緝卷第27頁至第49頁】，猶不知悔悟，重蹈覆轍，所為實值非難，惟念被告坦承犯行，且合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所定減輕其刑事由，業如前述，及被告迄今尚未與告訴人成立和解或調解，亦未能實際填補告訴人所受損害，復參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在本案參與犯罪之角色分擔，暨考量被告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做工，日薪1,700元之經濟狀況【見審金易緝卷第17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部分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
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
；
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經查：㈠扣案之偽造「璋霖投資」現金收款收據1張，係供被告本案犯罪所用之物，雖經被告交予告訴人而為行使，仍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之，其上偽造之印文既附屬於上，自無庸再重覆宣告沒收。
㈡被告從事本案詐欺及洗錢犯行未取得報酬，此經被告本院準備程序供述明確【見審金易緝卷第9頁】，且依卷內現存證據亦無法認定被告因本案受有任何報酬，故無犯罪所得予以宣告沒收或追徵。
㈢至本案遭隱匿去向之詐欺所得，既已經被告放置於麥當勞或公園廁所內，以此方式轉交本案詐欺集團收水成員，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依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所載「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該規定乃針對犯罪客體所為之沒收規定，且未有對其替代物、孳息為沒收或不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予追徵等相關規定。
因此，本規定應僅得適用於原物沒收。
惟依本案卷內事證，並無證明該洗錢之財物（原物）仍屬存在，更無上述立法理由所稱「經查獲」之情，從而，尚無從就本件洗錢之財物，對被告諭知宣告沒收，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聖淵提起公訴，檢察官靳隆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姚怡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
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宜軒
附錄本件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
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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