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CTDM,111,易,211,20240116,1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211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輝芳
選任辯護人 徐豐益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2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輝芳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黃輝芳於民國109年6月初某日，經由他人介紹與王○○相識，得知王○○、蔡○○與高雄市六龜區天竺山乾元聖德寶宮（下稱天竺山廟）住持何○○欲共同在高雄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稱48地號土地、50地號土地、109地號土地，並合稱天竺山廟佔用地）開發天竺山養生村。

惟因天竺山廟佔用地係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下稱國產署）所管理之國有土地，黃輝芳受何○○、王○○之委任，辦理天竺山廟佔用地向國產署承租事宜。

而王○○自何○○處接獲國產署109年8月25日台財產南管字第10900157330號函(下稱國產署109年8月25日函文)，得知國產署限於109年9月30日前取得合法使用權或騰空地上物返還土地，擔憂投資計畫中斷之際，黃輝芳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09年9月初某日時許在天竺山廟向王○○佯稱：天竺山廟將遭拆除，但其為前議員，與國產署人員熟識，有辦法阻止政府拆除，並將該國有土地轉為私人所有，惟須花費新臺幣（下同）60萬元疏通政府官員云云，致王○○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09年10月6日匯款30萬元至黃輝芳之配偶宋○○（另為不起訴處分）所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六龜郵局帳戶內（帳號詳卷，下稱郵局帳戶）。

嗣因黃輝芳屢向王○○催討需再支付尾款30萬元，王○○向他人查證後始知受騙。

二、案經王○○訴由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

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均經檢察官、被告黃輝芳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易字卷第455頁），本院揆諸前開法條規定，並審酌各該言詞及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自得作為證據；

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且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㈠訊據被告固坦承受告訴人王○○、蔡○○、何○○之託，向國產署辦理天竺山廟佔用地取得合法承租權一事，及告訴人有於109年10月6日匯款30萬元至郵局帳戶內等情，然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我收取酬金是依照109年6月15日簽署之授權委任協議書(下稱B文書)，其上明載若我能於5個月內合法取得48、50地號土地佔有使用權，即能獲辛勞酬庸30萬元；

8個月內若能合法取得48、50地號土地承租權，可再獲30萬元。

第一次匯款30萬元，是補償繳納通知書核繳後，蔡○○與告訴人表示要履約，告訴人本來要領現金給我，還是我跟告訴人說直接匯款就可以了，因為是正當的錢。

後來我協助完成109地號土地佔有使用權，告訴人出於感謝之情，表示自願再付30萬元，我才傳兒子帳戶給告訴人。

且這些錢包括繳納補償金及請我處理周邊10幾筆土地承租買賣，並非要去賄賂官員等語。

被告之辯護人則為其辯稱：告訴人所述前後反覆，所述與證人蔡○○、何○○歧異，不足採信。

被告收取30萬元，是基於委任關係，此見國產署於109年8月25日函文已敘及許哲嘉為天竺山廟負責人自明，當時被告早已在協助處理天竺山廟佔用使用權，本應支付相關費用。

告訴人是受到蔡○○詐騙，才心有不甘說被告稱要行賄官員，但也未能提出相關佐證，只是告訴人片面之詞等語。

㈡告訴人、蔡○○、何○○共同商議以天竺山廟佔用地開發天竺山養生村，告訴人出資修建。

惟天竺山廟佔用地為國有土地，被告受其等委託向國產署辦理天竺山廟佔用地申租程序，因而向告訴人收取12,000元協調費、20,000元空照圖費、48及50地號土地分別80,040元、49,460元補償金等費用，並於109年9月18日向國產署繳納補償金，何○○於同日將天竺山廟使用權讓渡給告訴人之子許哲嘉。

告訴人於109年10月6日匯款30萬元至郵局帳戶，許哲嘉於109年10月7日檢證申租天竺山廟佔用地(被告為該申租案受任人)。

嗣後許哲嘉於同年12月2日自行撤銷申租，國產署於同年月4日註銷申租等情，為被告所坦承不諱（見他卷第261至26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蔡○○、何○○所述相符（見他卷第135至138、227至231、341至344頁、本院易字卷第274至311、402至444頁），並有109年6月5日委任授權書(下稱A文書)、告訴人與蔡○○對話紀錄、蔡○○表明退出開發之文書、工程結算表、請付款對帳明細單、工程結算單、材料請款單、匯款憑證、被告領收15萬元明細、國產署109年8月25日函文暨檢附之地上建築改良物物權屬切結、繼受使用切結、被告與告訴人對話紀錄、國產署110年7月6日台財產南管字第11065024440號函暨檢附之土地勘清查表、使用補償金繳款明細、土地登記謄本、國產署109年12月4日台財產南租字第10900223240號函、110年8月3日台財產南管字第11065028260號函暨檢附之資料(包含承租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申請書、地上建築改良物權屬切結、繼受使用切結、高雄市寺廟印鑑證明書、國有土地使用補償金繳款通知書、申請書、陳情書、天竺山廟組織章程)、郵局帳戶之申設人資料及交易明細、經營讓渡契約書、國產署109年6月24日台財產南租字第10900115250號函、109年8月10日台財產南管字第10965033690號函可證（見他卷第13至65、95至121、142至181、191至211、255至257、275至278頁、本院易字卷第197至229頁），此部分事實應可認定。

㈢被告向告訴人佯稱可疏通官員而施用詐術之認定⒈相關證人之證述⑴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何○○收到國產署109年8月25日函文說不繳錢就要拆，被告於109年9月初在天竺山廟跟我說他是前議員、常去國產署上課，有管道可以處理。

我想被告是當地前議員，就相信有可能。

但我認識的朋友認識民政局副局長請我去查證，民政局副局長說國有地不可能可以變成私人所有，我才知道被騙等語（見他卷第137至138、230頁）；

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何○○接獲國產署109年8月25日函文告知我，我因而去找被告，被告說他有辦法取得所有權弄成合法。

被告說函文不是字面上寫的那麼簡單，但我不知道還有什麼辦法。

被告跟我說，他以前任職公職，要將天竺山廟佔用地過戶到我們名下，叫我們先付錢。

被告說他都去國產署上課，程序他都知道要怎麼處理。

當時我的想法是，被告很有辦法，因為被告是議員退休的，我就認定被告有辦法幫我們處理。

被告要跟我們拿的錢，是說要去疏通國產署的，要去處理土地所有權。

我的朋友認識民政局長，民政局長跟我說廟會就地合法，不會拆除。

規費那些我們都有另外付錢，也有收據，這30萬元是被告說要處理國產署那邊、疏通官員的錢，是要給公務員的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403、407、412、417、423、425、432、443、444頁）。

⑵又證人蔡○○於偵查中證稱：被告當著我與告訴人的面，說天竺山廟佔有兩個地號，沒繳費用就會去拆除，被告要告訴人去繳廟的違章費用，約40、50萬元，要疏通的費用。

被告說自己關係很好，可以疏通政府，弄成合法化，先租再發展成私人土地。

被告只說是打點費用，沒有說錢要給誰，後續告訴人有跟我說已經轉帳至郵局帳戶等語（見他卷第227、231頁）；

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說會去疏通，我本人有去被告的事務所，被告說花錢就要辦好，疏通費確實有，土地本身就是違章，花錢變合法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281、294至295頁）。

⒉查證人蔡○○與告訴人於110年1月27日之對話，告訴人向證人蔡○○稱「被告該退還給我的錢與土地並無相關，一碼歸一碼！土地的事是何道長(按：何○○)跟我洽談，我先幫他支付5年未繳納國產署的款項......」等語，證人蔡○○並未駁斥，僅稱收到等語；

告訴人另於不詳時間向證人蔡○○稱「被告一開始說50、60萬元可以辦妥，後來又回覆因關說國產署的人有7位，相關人員要收取費用，所以跟我們索取150萬元......」等語，有其二人對話紀錄可查（見本院易字卷第319至323頁），足見證人蔡○○於本案尚未訴諸司法程序、不知自身將來亦會遭提告之自然聊天狀況下，亦認同告訴人所述，即告訴人所給付之金額與繳納土地補償費、辦理天竺山廟佔用地承租程序無直接關聯，可資為告訴人陳述之佐證。

⒊查被告於109年12月29日與許哲嘉、告訴人配偶劉國忠對話，劉國忠問：承租以後也不能買阿，國產署說他們不可能賣阿，超過500坪不會賣等語，被告則應答：不是，對，但是用標售的方式，很多種方式，標售，像是要這樣買，不可能，標售、公告標售，這是他們的作業程序等語，有其等對話錄音逐字稿可查（見他卷第215至223頁），可見告訴人配偶提出國有土地可否買賣之質疑時，被告非僅表示佔有使用或辦理承租取得合法使用權而已，而是進一步的表示有機會取得國有土地所有權，且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亦自承：可能閒聊過程告訴人有問我如何取得所有權，我回答可以用標售的作法，標售就是申請出去後，等國產署公告，任何人都可以去標，標到就變成私人土地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71頁），顯見被告確曾與告訴人表示有機會取得天竺山廟佔用地所有權，而與被告所辯僅是受任辦理天竺山廟佔用地承租程序不符。

⒋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我於80至88年間擔任議員，與國產署的承辦人員接觸久了，都有認識，也常常承辦土地買賣、承租的事情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458頁），且證人蔡○○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知道被告曾擔任議員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281頁），告訴人亦於本院審理時履證稱因認被告前為議員，有能力能搞定等語如前。

惟證人蔡○○、告訴人均設籍新北市，且被告擔任議員之時間距今已久，若非被告與告訴人、蔡○○言談間提及此情，其等應無理由知悉被告曾任議員。

而被告言及自己前為議員身分，無非係藉此予告訴人其較有能力可撼動公權力之印象，使告訴人深信必要給付賄款始能確保天竺山廟不致拆除。

⒌況告訴人給予被告48及50地號土地補償金合計近13萬元，並於109年9月18日繳納給國產署，告訴人於同日與何○○簽署經營讓渡契約書，均經認定如前，是告訴人(借用許哲嘉名義)自斯時起即可向國產署合法承租天竺山廟佔用地，根本無必要再行匯付給被告30萬元，亦能確保天竺山廟不至於遭拆遷。

若被告所為僅是一般代書業務，如協助文書簽署、代理送件，即可收取30萬元，金額與勞務顯然不成比例，更遑論告訴人業已針對48、50地號土地補償金給予被告12,000元做為手續費，為被告自承在卷（見他卷第261頁），並有被告領收15萬元明細可參（見他卷第47頁），基此應能合理判斷告訴人因已投入資金，一時不欲接受天竺山廟遭拆除蒙受損失之結果，亟欲取得天竺山廟佔用地所有權，無論係合法或非法管道均願意嘗試，遂同意支付被告款項用以疏通國產署官員。

惟所謂疏通官員之說詞純屬被告向告訴人索要財物之訛詐理由，被告有詐欺之犯意甚明。

⒍被告於109年11月11日向告訴人稱：「已逾承諾日，麻煩匯30到此帳戶......109的......，想過！這不便試問！怕漏息」等語；

又於同年月14日向告訴人稱：「目前是要怎麼克服土地取得問題才是重點，其餘就由妳智慧應付」等語，告訴人於同年12月8日向被告稱：「我已至政府單位全盤了解，也與律師討論所有的事情」等語，被告則稱：「看來是針對我來了，難怪妳那天晚上妳會向何大哥講那種話」等語，有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可考（見他卷第63、197、201、203頁）。

以被告與告訴人對話所用文句以觀，其顯刻意語帶保留的向告訴人提出需再行匯款30萬元之要求。

然倘被告係依照B文書之約定、基於受任人地位而可合法收取之費用，其自可明白向告訴人表示告訴人應履行契約約定，不必要以此隱晦方式描述，其當係唯恐日後留存對自己不利之事證，而有意避免敘及疏通等關鍵字句。

且告訴人因認受騙而向被告提出質疑，被告第一時間亦未向告訴人反應此30萬元係基於B文書之法律關係，亦與一般人遇有法律糾紛時，以契約條文主張自己法律權益之情不同，更徵被告確係以虛詞訛詐告訴人。

⒎證人證述前後不一，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應依證據法則以定取捨，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全部不足採。

經查：⑴證人即告訴人關於其因收到109年8月25日函文後擔憂天竺山廟遭拆除、知悉被告前為議員且與國產署相熟、被告告知可疏通官員使天竺山廟過戶名下、因而匯款30萬元至郵局帳戶及事後向他人查證始知受騙等情，所述前後一致，且核與證人蔡○○偵查中所述，即被告曾當面向告訴人表示要花錢疏通方不被拆除且可轉私有化，告訴人始匯款至郵局帳戶等語大致相符。

復有上開被告與告訴人及告訴人與蔡○○之對話紀錄、錄音譯文、被告領收15萬元明細單等可資補強，可認告訴人所述應屬實情。

至告訴人固然就證人蔡○○、何○○是否親自聽聞被告向其稱欲收費疏通官員一事，所述與證人蔡○○於本院審理時所述、證人何○○歷次陳述不同（見本院易字卷第431、440、294、311頁、他字卷第343頁），然如前所述，告訴人關於匯款30萬元至郵局帳戶之緣由此一主要情節，先後證述始終一致，自不因部分細節稍有出入，而認其所述全部不可採。

⑵證人蔡○○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沒有親耳聽到被告跟告訴人說需要錢去疏通這件事情，疏通這件事是告訴人告訴我的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285、294頁），與其於偵查中證稱係當面見聞被告向告訴人索要金錢，否則天竺山廟將遭拆除等語如前，有所出入。

惟衡酌證人蔡○○於偵查中應訊時間與案發時間較為相近，記憶應較為深刻，且其於偵查時具被告身分，遭告訴人提告共同詐欺，與告訴人利害關係相反，仍願執詞佐證告訴人之說法，是應以其偵查中之供述較為可採。

而證人何○○雖於偵查中證稱：我沒聽到被告說需要打點費用，沒有聽到被告跟告訴人說要花50、60萬元疏通政府官員等語（見他卷第343、344頁），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不知道被告要求告訴人付錢疏通官員，也沒聽到這消息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311頁），然其亦於同次偵查中證稱：我沒在場等語（見他卷第344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付錢的事情我不知道，都蔡○○跟許哲嘉處理，我就專心作廟公而已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304至305頁）。

可見證人何○○因對於此投資案較不積極，對於相關情節未深刻記憶，是其證稱未聽聞被告向告訴人陳述所收取費用係欲疏通官員等語，尚不足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論據。

⑶關於證人何○○是否在場，證人即告訴人所述與證人何○○雖有歧異，然承前證人何○○本就本案諸項情節記憶並非深刻，且參證人何○○於庭訊後所出具之陳報狀，內容記載：本案始作俑者是滿口謊言......的蔡○○，110年6月15日當場簽定B文書，內容第5項給付款確實代書(即被告)有依協議內容完成第一階段之執行，方於匯款前一晚在天竺山吃完晚餐大夥在泡茶時由蔡○○親口交待告訴人拿錢給代書(庭訊撒謊說不知道有匯款)，代書說那麼晚了不用麻煩，反正這是正當取得的錢......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379至385頁），與證人何○○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都沒理會，不知道B文書約定，是否依照B文書付費不知道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299、302頁），顯有不符，陳報狀內容完全在附和被告辯詞；

且證人何○○與蔡○○經本院隔離訊問（見本院易字卷第275頁），詰問證人何○○時，亦未提示證人蔡○○之證述內容，證人何○○理應不知悉證人蔡○○之說詞，卻於陳述狀指稱證人蔡○○撒謊云云，當係證人蔡○○作證時在庭聽聞之被告所代為撰寫之陳述狀。

是以，當可認證人何○○有迴護被告之情，其證詞之可信度實值存疑，即難以告訴人之證詞與證人何○○不符，遽認告訴人證述為不可採信。

⑷另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稱其有看過B文書，有簽署此授權書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406、407頁），又改稱：B文書這份我不知道，我剛才以為是我有簽名的那份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418頁），然告訴人並非B文書契約當事人，詳如後述，A文書與B文書之名稱相近，告訴人確有可能因庭訊時緊張而誤會為A文書，其已更正說法，併此說明。

至被告之辯護人雖稱：告訴人稱此30萬元是要入被告口袋（見本院易字卷第461頁第30行），表示係被告受委任之酬金等語。

然證人即告訴人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覺得是進被告口袋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443頁），其後則改稱：規費都有另外付錢，這30萬元有沒有進被告口袋我不知道，我當然是希望被告把事情處理好，至於被告怎麼處理我不知道。

依照被告對我的講法，是要拿去給公務員的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443、444頁）。

是其雖就其交付被告之金錢流向發表其個人意見，然其後已闡明被告實際如何運用並非其所見聞，故亦難以此資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㈣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查：⒈B文書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論據⑴B文書之甲方為何○○、乙方為蔡○○，丙方為被告，有B文書在卷可查（見他卷第269至270頁），無論其三人如何約定均與告訴人無關，被告當不能以告訴人根本非契約當事人之B文書，向告訴人主張權利。

被告所辯已有違反常理，本非值採。

又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付30萬元給被告，是因被告跟我講要付的，跟蔡○○沒有關係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419頁），證人蔡○○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沒有叫告訴人去領錢，是告訴人事後傳訊息給我說匯款給被告了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295頁），互核相符，更可見被告辯稱係蔡○○指示告訴人匯款云云，純屬無稽。

⑵又B文書所載日期固然為「109年6月15日」（見他卷第269、270頁），然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B文書是被告要規避刑責，後來才重寫的，不是我們當初簽寫的文件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406頁）；

證人蔡○○於本院審理時證稱：A文書與B文書這兩份文件日期只差十幾天應該不對，我簽B文書時已經退出很久了，當時只是因為何○○叫我去，我就一起去，是被告找大家坐下來一起簽，告訴人有無看過B文書我不知道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289頁）；

證人何○○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我簽B文書時，被告好像有提到告訴人寄存證信函的事情，但是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應該就是被告跟我講存證信函同一天簽B文書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308頁），且證人何○○關於B文書簽立之緣由，於偵訊時經檢察官開放性問及為何其上無告訴人或許哲嘉之簽名時，即自主回答存證信函之事（見他卷第343頁），可見其當時所述係本於自身之理解及印象，可信度甚高。

是上開證人告訴人、蔡○○、何○○均證稱B文書係投資破局後簽署，況該文書上「109年6月15日」字樣係以電腦打字方式呈現，而極易倒填日期，尚不能僅以其上「109年6月15日」之字樣認B文書填載日期即為該日。

⑶告訴人委由國安聯合律師事務所，陸續對被告及其妻宋○○寄送律師函及存證信函，有該事務所110年2月5日國安字第110020502號函暨檢附之存證信函可證（見他卷第287至301頁），而蔡○○則於109年11月19日與告訴人約定無條件退出開發（見他卷第21頁）。

是爬梳時序脈絡，均與上開證人所述相符，即蔡○○於109年11月退出開發後數月後，告訴人於110年2月向被告寄送存證信函，被告為規避自身法律責任，始糾集蔡○○與何○○二人共同簽署B文書。

故證人蔡○○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B文書契約內容是取得占用使用權，要給付被告酬金約定；

30萬元是用來給付合約內容之約定金額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277、278頁），然B文書既然是被告110年2月收受存證信函始事後倒填日期，告訴人於109年10月匯款當下根本無此約定存在。

證人蔡○○此部分證述應係因時間久遠記憶有誤，尚無從以此認被告係依照B文書約定而能取得酬金。

⒉至被告與告訴人雖另訂天竺山聯合開發案解散股東和解書(下稱C文書，文書上顯示日期為111年8月8日)，其上內容略以：(何○○為甲方、許哲嘉及告訴人為乙方)由於原契約精神給付之第一期款30萬元，係原甲方就該辦理承租之行政作業事務，甲方願承擔、承接乙方已給付B文書遵行契約精神給付之應付款30萬元。

事關乙方提訟詐欺案，聽信已退出之股東第三人蔡○○居心汙衊誤導被委任授權人之誠信，致使乙方誤解不察狀況下所執訴訟詐欺之行為，......，該官員行賄言論係甲方於信眾泡茶言及社會汙濁、百姓哀怨，出自內心所論述之不平言詞，特此提出澄清誤導造成訴訟，以承返受害之被委任授權人清譽（見本院易字卷第189至191頁）。

然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和解書是我與何○○簽約，與本案是不同的事情，內容是何○○與見證人打字打好，請我們幫忙簽名。

我簽和解書是因為急於要跟廟方撇清關係，裡面內容沒有看清楚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402、403、442頁）。

查C文書契約當事人均非被告，本已難認與本案有何關聯。

且證人何○○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小學畢業而已，我有簽署C文書，他們說和解要簽名，我也沒看內容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301、303、305頁），故以證人何○○之學識程度，尚難撰寫C文書之內容；

並審酌C文書所載前開內容均在強調告訴人給付30萬元係基於B文書，以維護「被委任授權人」即被告之清白，將責任推諉至蔡○○，且內容已提及「事關乙方提訴訟案」，顯係具有訴訟上之目的，不免令人質疑係告訴人提告後，被告為求自身脫罪央求何○○代其出面處理，不能以此事後塑造之證據資料，回推認定告訴人給付30萬元給被告係基於B文書之約定。

⒊被告辯稱蔡○○與告訴人與其在廟裡泡茶，蔡○○稱事情辦好要付錢給被告，叫告訴人去旗山領錢；

其完成109地號土地佔有使用權辦理，告訴人出於感謝有意再給付30萬元云云，然查證人蔡○○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沒有被告所說一起泡茶，告訴人要去領錢而被告說匯款即可的事情，我也沒有叫告訴人去領錢，是告訴人事後傳訊息給我，才知道匯款給被告太太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295至296頁）；

證人即告訴人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完全沒有被告所說的這件事情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438頁），被告此部分所辯尚乏證據可佐，難以憑採。

又細繹被告於109年11月11日傳送給告訴人之訊息，被告係先稱「已逾承諾日」，告訴人方詢問「什麼事」，被告再傳送黃怡超銀行帳戶封面並稱「麻煩匯30到此帳戶......109的」，告訴人則稱「喔喔」等語，有被告與告訴人對話紀錄可證（見他卷第63頁）。

倘係告訴人出於感謝，主動自願贈予被告之費用，被告當無催促告訴人儘速匯款之理由，告訴人亦不至於如此被動冷漠。

被告此部分所辯與常理不符，殊難採信。

㈤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詐欺取財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又被告以同一說詞，訛詐告訴人交付30萬元並後續催促告訴人給付尾款，係基於單一之詐欺取財犯意，為達同一目的而多次實行詐欺取財之同一手段，且在時間上具有密切之關係，並侵害同一法益，依一般社會通常觀念難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施而合於包括之一罪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非無謀生能力，竟不思循正途獲取穩定收入，利用前為議員身分，佯作有能力疏通政府官員，致已投入資金惟恐投資計畫失敗之告訴人深信不移，遂交付財物予被告，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並致告訴人對公務機關廉潔性產生負面印象，所為誠屬可議；

且被告犯後矢口否認犯行，甚且託詞企圖混淆告訴人給付金錢目的，並於案發後製作B文書、和解書、指示證人何○○出具陳述狀欲卸責，難認已真切理解此部分自身所為之不當；

併考量本件被告預計及實際詐得告訴人款項之數額，且未返還告訴人；

兼衡被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素行(近五年內無何前科)、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暨情節，及於本院審理中自述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代書工作、家庭狀況小康、有糖尿病、甫因跌倒開刀之身體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見本院易字卷第459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被告本案犯行之犯罪所得30萬元，未據扣案，亦未實際發還或賠償告訴人，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五、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於告訴人匯款30萬元至郵局帳戶後，另向告訴人稱需再支付120萬元疏通官員，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等語。

㈡就被告後續所要求給付之金額，告訴人固然於告訴狀中敘及：109年11月11日被告來訊稱「已逾承諾日」，稱餘款30萬元期限已屆、官員在催；

之後再過數日，被告來電改稱總共7個人要分錢，總額要150萬元才夠，告訴人之前只付30萬元，還要再補120萬元等語（見他卷第5頁）；

於本院審理時稱：被告講好幾個數目給我們，剛開始說要先匯30萬元，再來又說150萬元，總共要300萬元，要分給7個人；

120萬元是因被告要150萬元，我先匯了30萬元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404、415頁），而似有指稱被告接續前開詐欺犯意，除本院前開認定實際收得30萬元、催討尾款30萬元以外，要求合計150萬元甚或300萬元。

㈢然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告訴狀中稱被告事後打電話稱行賄國產署官員必須要150萬元，這部分沒有事證，因為被告很小心都說見面說等語（見他卷第137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說要300萬元部分，我沒有跟檢察官說過，是被告跟我講的，我沒有其他證據；

關於120萬元就是被告開口提出，我的證據就是我有匯款30萬元給被告，這部分除了我口頭所述，沒有其他證據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404、405、415頁）。

因此，此部分150萬元或300萬元之金額僅告訴人單一指訴，依卷內事證僅可認被告於109年11月11日要求告訴人再給付30萬元，有被告與告訴人對話紀錄可查（見他卷第197頁），爰為被告之利益，認被告係向告訴人索取60萬元，且僅其中30萬元既遂。

惟此部分若構成犯罪，與本院前開認定被告有罪部分，有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麗琇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登燦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薏伩
法 官 方佳蓮
法 官 王奕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
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莊琬婷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