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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金易字第249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柯聖暉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5725號），嗣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柯聖暉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新臺幣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柯聖暉與黃炯叡（所涉詐欺等犯行另行審結）於民國000年0月間，加入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Telegram暱稱「食人鯨」等成年人所共同組成之3人以上、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由黃炯叡擔任取款之「車手」工作，柯聖暉則擔任轉交贓款之「收水」工作。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與柯聖暉、黃炯叡乃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無證據證明柯聖暉就黃炯叡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部分知情或預見，詳如下述），先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4月中旬，以LINE暱稱「賴憲政」、「陳雅婷」等與林桂珍聯繫，向其佯稱可以協助其投資獲利，要求林桂珍匯錢拉抬股票，並會指派人員面交現金云云，致林桂珍陷於錯誤，而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相約於112年5月12日11時30許，至高雄市○○區○○街○段000巷00號其住家前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200萬元，黃炯叡則受「食人鯨」指示，搭乘不知情之蔡連凱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計程車（下稱本案計程車），先至高雄市美濃區某便利超商，以IBON機台列印「食人鯨」所提供含有偽造「鼎盛投資」印文1枚之收款收據，再自行填載日期、存款內容、收款方式及金額等資訊而偽造屬於私文書之收據後，並持刻印黃炯叡本名之印章1顆蓋印於其上，之後即於上開時間至上開地點向林桂珍收取現金200萬元，並將該收款收據交予林桂珍，隨後黃炯叡再依「食人鯨」指示將款項交予柯聖暉，其等再共同搭乘本案計程車至高雄市小港區大林埔南星路，復由柯聖暉將款項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此方式製造金流之斷點，致無從追查前揭犯罪所得之去向，而妨害國家調查、發現、保全上開詐欺所得。
嗣林桂珍發覺有異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監視器察看，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林桂珍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旗山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案被告柯聖暉所犯者為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所定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而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見審金易卷第174頁】，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檢察官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改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等規定之限制。
二、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此為刑事訴訟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且較92年2月6日修正公布，同年9月1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證據章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更為嚴謹，自應優先適用。
依上開規定，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無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規定之適用，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03號判決意旨參照）。
故本判決下述關於被告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所引用之證據，並不包括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偵訊時未經具結之證述。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㈠訊據被告就上揭事實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53頁至第55頁、審金易卷第170頁、第172頁、第180頁、第183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林桂珍、證人黃炯叡、蔡連凱之證述相符【證人於警詢、偵查中未經具結之證述非作為被告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犯行證據，見警卷第1頁至第10頁、偵卷第49頁至第53頁、審金易卷第69頁至第70頁】，並有通聯調閱查詢單、行車路線圖、鼎盛投資收款收據、LINE對話紀錄及道路監視器錄影影像擷取照片、車牌辨識系統畫面擷取照片、操作員工作站資料等證據資料在卷可稽【見警卷第15頁至第25頁、第27頁至第30頁、第59頁、第61頁至第63頁】，堪信被告所為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是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㈡按刑法上犯罪之故意，祇須對於犯罪事實有所認識，有意使其發生或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仍予以實施為已足，不以行為人主觀之認識與客觀事實兩相一致為必要，故行為人主觀上欲犯某罪，事實上卻犯他罪時，依刑罰責任論之主觀主義思潮，首重行為人之主觀認識，應以行為人主觀犯意為其適用原則，必事實上所犯之他罪有利於行為人時，始例外依該他罪處斷。
我國暫行新刑律第13條第3項原亦有「犯罪之事實與犯人所知有異者，依下列處斷：所犯重於犯人所知或相等者，從其所知；
所犯輕於犯人所知者，從其所犯」之規定。
嗣制定現行刑法時，以此為法理所當然，乃未予明定。
從而行為人主觀上欲犯某罪，但事實上所為係構成要件略有不同之他罪，且二罪法定刑相同，情節又無軒輊時，揆之前揭「所犯與犯人所知相等，從其所知」之法理，自應適用行為人主觀上所認識之該罪論處（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63號、100年度台上字第1110號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與黃炯叡固有以交付偽造之鼎盛投資收據詐欺告訴人，此經證人黃炯叡、告訴人證述明確【見警卷第1頁至第7頁、偵卷第49頁至第55頁】，並有上開投資收據在卷可考【見警卷第59頁】。
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伊僅知黃炯叡有跟告訴人收錢，但不知黃炯叡有交付收據，因黃炯叡都把資料放在包包裡面，對於伊有無出示資料不清楚等語【見審金易卷第173頁】，而否認共犯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
又告訴人於警詢時供稱：當時與伊進行面交之人為1名20多歲之男子等語【見警卷第5頁至第7頁】，可見被告於黃炯叡與告訴人面交時非在現場，其是否目睹黃炯叡出示偽造之收據與告訴人，即屬有疑，另證人黃炯叡於本院審理時亦供稱：伊與被告是各自前往現場，故被告應不知伊有交付偽造之收款收據予告訴人等語明確【見審金易卷第69頁】，堪認被告對於黃炯叡向告訴人出示收款收據之事確不知情。
復查全卷亦未見被告曾經手上開偽造之收據，或看到黃炯叡交付出示偽造收據與告訴人之證據資料，故被告僅負責後階段取款事宜，尚難遽認其對前階段即本案詐欺集團偽造「鼎盛投資」收款收據及黃炯叡向告訴人行使該收款收據知悉或有所預見。
是本案共同參與詐欺取財犯行者達3人以上，其間各員分工內容不同，對犯罪行為各階段細節知悉者自有所不同，而以被告本案所擔任之角色，應僅係受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前往向黃炯叡拿取贓款後，再將款項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並無證據證明其全程參與本案之犯罪過程，又依本案卷內既存證據資料，尚乏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對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主觀犯意或預見，抑或其與詐欺集團成員就此部分具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而難認被告有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附此說明。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新舊法比較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
此所謂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應將行為時之法律與中間時法及裁判時之法律，就罪刑有關之一切情形，綜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整體之比較，擇其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予以適用。
經查：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該法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則規定：「第二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惟被告本案所犯將款項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行為，於修正前已屬掩飾、隱匿詐欺所得之來源、去向之舉，而該當於洗錢行為，而上開行為亦使詐欺集團移轉其詐欺犯罪所得，而足以妨礙國家偵查機關對於詐欺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而該當於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洗錢行為，是被告本案所為，無論於洗錢防制法第2條修正前、後，均符合上開規定之洗錢定義，而均應依同法相關規定處罰。
綜上以觀，上開洗錢防制法第2條之條文修正之結果不生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之情形，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
⒊按所謂法律不能割裂適用一詞，係源自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2615號判決先例所引「犯罪在刑法施行前，比較裁判前之法律孰為有利於行為人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一切情形，比較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整個之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之判決文字所指「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等語，經實務擴大適用的結果，除新舊法之比較外，其於科刑時，亦有所謂法律不能割裂適用之說。
實則，基於案例拘束原則，此一判例意旨原侷限在法律修正而為罪刑新舊法之比較適用時，須考量就同一法規整體適用之原則，不可將同一法規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始有其適用。
況對於易刑處分、保安處分等規範，實務見解均已明文採取與罪刑為割裂比較而分別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條文，此有最高法院96年度第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可參，由是觀之，法律適用本應不存在所謂「一新一切新，從舊全部舊」的不能割裂關係存在。
上開判決先例所指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在罪刑與保安處分之比較適用上，既已產生破窗，而有例外，則所謂「法院就同一罪刑所適用之法律，無論係對罪或刑（包括主刑、從刑、或刑之加重、減輕與免除等項）或保安處分，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應本統一性或整體性之原則，予以適用」之論述，其立論基礎應有誤會(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⒋自刑法第2條第1項之立論基礎而言，該條之規定於學理上稱「從舊從輕」原則，其理論係根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內涵之「禁止溯及既往」，亦即為保障人民對刑罰法秩序之信賴，於行為時法律既已明文規定較有利於行為人或較輕之處罰，即不得於行為後，因法律修正而突襲性地惡化行為人於法律上之地位，是以，於刑罰法律有所修正時，原則上如修正後之實體法律規範對行為人較為不利時，即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適用行為時之法律，避免行為人因事後之法律修正而遭受突襲之不利益。
然而法律條文並非個別孤立之存在，數個法律條文間，於解釋上多具有一定之結構或體系，數法條間，亦常見有高度之關聯性或配套關係，是如數個相關法規同時修正，而此等法規彼此間具適用上之整體性或為配套性修正之關聯規範時，基於避免法律適用上之矛盾，或需同時適用多項完整配套規範方得以完整評價立法者之整體法律修正時，方有一併將數個具關連性、配套性之條文綜合考量之必要，質言之，刑法之「從舊從輕」既係根源於憲法之罪刑法定主義所衍生之信賴保護原則、禁止溯及既往之誡命而來，原則即不應輕易例外適用對行為人較為不利之事後法，以免侵害人民之合理法律信賴，而應僅在條文間具有體系上之緊密關聯，或有明確配套修正之立法目的存在時，方容許基於法律適用之完整性，或基於司法權對立法原意之尊重，而允許執法者得以綜合評估相關法規之整體體系或完整立法之配套措施後，在整體適用上對行為人較為有利之情形下，例外得以將對人民較不利之事後法與其他相關法令一體適用於行為人。
而同一法律之條文間，容或有分屬不同之條文體系、或有彼此間並無解釋、適用上之當然關聯，自無僅因同一法律之數條文偶然同時修正，即於比較新、舊法之適用時，一概將所有關聯性薄弱之修正規範同時納入比較之必要，而應具體考量各該修正規定之體系關聯，以資判斷有無一體適用之必要，如不具法律適用上之體系關聯，或非屬立法或法律修正時之關聯配套規範，則於法律適用上即無當然一體適用之必要，而應回歸「從舊從輕」之法律適用原則，以實質落實行為人不因事後法令修正而受不利法律溯及適用之憲法誡命。
⒌由現行洗錢防制法之體系觀之，該法第19條係規範對於一般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而第23條第2項、第3項則係規範於一定要件下，得以減輕或免除行為人之處斷刑之相關規定。
則於體系上以言，第19條之規範核心係在劃定洗錢罪之處罰框架、構成要件及法定刑度，而第23條則在檢視行為人於犯後有無自首、自白及繳交犯罪所得等犯後情狀，是上開2條文之規範目的及體系上並無事理上之當然關聯性，縱未一體適用，於法之適用上亦不會產生法律適用體系上之矛盾，而由113年7月31日修正洗錢防制法之相關立法理由觀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修正理由略謂：「現行第一項未區分犯行情節重大與否，以較大之刑度裁量空間，一體規範所有洗錢行為，交由法院依個案情節量處適當刑度。
鑒於洗錢行為，除侵害人民財產法益外，並影響合法資本市場及阻撓偵查，且洗錢犯罪，行為人犯罪所得愈高，對金融秩序之危害通常愈大，爰基於罪刑相當原則，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作為情節輕重之標準，區分不同刑度，修正第一項」，而同法第23條第2項之修正理由則為：「配合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精神，增訂「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為減輕其刑之要件之一。
另考量被告倘於犯罪後歷時久遠始出面自首，證據恐已佚失，蒐證困難，為鼓勵被告勇於自新，配合調查以利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查緝其他正犯或共犯，參考德國刑法第261條第8項第2款規定立法例，爰增訂第2項及修正現行第2項並移列為第3項」，由上開立法理由觀之，亦可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第23條第3項之修正各自係著眼於不同之規範目的，難認立法者有何將上開二者納為整體性配套修正之立法考量，是於比較新舊法時，自無強將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第23條第3項綁定為整體比較之必要，而應分別檢視上開修正是否對被告較為有利，以資適用適當之規範對其論處，俾保障被告對法秩序之合理信賴及落實不利溯及禁止之誡命，先予說明。
⒍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先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自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
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規定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其後洗錢防制法嗣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後將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移列至同法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
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是被告於偵查中及審理中是否均有自白、又是否有繳回其犯罪所得，即影響被告得否減輕其刑之認定，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之規定並不以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為必要，然112年6月14日修正後則需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更需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須繳回犯罪所得始得減輕其刑，是112年6月14日、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規定均對被告較不利，自應適用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規定對其論處。
⒎又被告行為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8條第1項業於112年5月24日經總統公布修正施行，並自同年月26日起生效。
然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並未修正，且原同條第2項規定「犯第一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三年。」
之刪除，核與110年12月10日公布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812號解釋宣告上開強制工作規定失其效力之意旨並無不合，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規定之修正，對本案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之犯行並無影響，對被告而言尚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行適用現行法之規定。
另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原規定：「犯第3條之罪，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修正後則規定：「犯第3條之罪，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經新舊法比較結果，修正前之規定顯然較有利於被告，被告仍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
㈡又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雖於112年5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6月2日施行，此次修正係增加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規定，明文將該類詐欺方式列為應以加重詐欺取財罪論處，故本案應無新舊法比較問題，得逕行適用現行法。
㈢另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經立法院制定，並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
新制定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百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
；
第44條第1項、第2項則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
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
前項加重其刑，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之。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而犯第1項之罪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
但本案各次犯行，並無該條例第43條增訂理由所載「於同一被害人單筆或接續詐欺金額為新臺幣5百萬元以上，或同一詐騙行為造成數被害人被詐騙，詐騙總金額合計新臺幣5百萬元以上」及該條例第44條第1項、第2項所列加重事由等情形，是不生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問題，自無刑法第2條第1項比較新舊法規定之適用，併予敘明。
三、論罪科刑㈠論罪部分⒈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3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
前項所稱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定有明文。
查被告參與「食人鯨」及其所屬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所組成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有結構性之犯罪組織，擔任轉交贓款之「收水」工作，先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向告訴人施以詐術，再由黃炯叡與告訴人約定面交現金並交付收款收據，黃炯叡復將款項交予被告，並由被告將款項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等情，足見被告加入之本案詐欺集團已具備相當之成員人數規模，亦可見該詐欺集團之運作，係經縝密之計畫，由集團成員間彼此分工，相互配合進行詐欺犯行，而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短暫、隨意組成之團體，是由上可認，被告本案所參與之詐欺集團，確係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所規定，由3人以上所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犯罪組織無訛。
又被告於審理時供稱：伊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度金訴字第1879號案件（下稱前案）被訴事實所參與之犯罪組織，與本案所參與犯罪組織不同等語明確【見審金易卷第173頁】，另依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資料所示【見審金易卷第187頁至第190頁】，被告於本案繫屬本院前繫屬法院之詐欺犯行僅有前案，是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犯罪組織所為共同詐欺取財之案件，最先繫屬之法院為本院，故被告參與組織犯罪犯行，自應由本院予以審理（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是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財物未達1億元之洗錢罪。
公訴意旨雖漏未論及被告本案犯行亦構成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惟起訴書就此部分犯罪事實已明確記載被告加入某詐欺集團等旨，顯已就參與犯罪組織之犯罪事實起訴，自為起訴效力所及，又本案為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後所為詐欺及洗錢犯行為「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本院已向被告諭知參與犯罪組織罪名【見審金易卷第172頁、第180頁】，被告亦為認罪之表示，已無礙於其防禦權之行使，且此既僅就起訴之犯罪事實增加罪名，自無庸為變更起訴法條之諭知，附此敘明。
又被告、黃炯叡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另被告本件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3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㈡刑之減輕 ⒈想像競合犯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行為人犯罪行為侵害數法益皆成立犯罪，僅因法律規定從一重處斷科刑，而成為科刑一罪而已，自應對行為人所犯各罪均予適度評價，始能對法益之侵害為正當之維護。
因此法院於決定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作為裁量之準據，惟具體形成宣告刑時，亦應將輕罪之刑罰合併評價。
基此，除非輕罪中最輕本刑有較重於重罪之最輕本刑，而應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重罪科刑之封鎖作用，須以輕罪之最輕本刑形成處斷刑之情形以外，則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若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自得將之移入刑法第57條或第59條之科刑審酌事項內，列為是否酌量從輕量刑之考量因子。
是法院倘依刑法第57條規定裁量宣告刑輕重時，一併具體審酌輕罪部分之量刑事由，應認其評價即已完足，尚無過度評價或評價不足之偏失（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36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訊問被告，應予以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如有辯明，應命就其始末連續陳述，其陳述有利之事實者，應命其指出證明之方法。
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款、第96條分別定有明文。
如檢察官於起訴前未就犯罪事實進行偵訊，形同未曾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罪名，即逕依其他證據資料提起公訴，致使被告無從自白，以期獲得減刑寬典處遇之機會，難謂非違反上開程序規定，剝奪被告之訴訟防禦權，違背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
於此情形，倘認被告於嗣後之審判中自白，仍不得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顯非事理之平，從而，就此例外情況，祇要審判中自白，仍有上揭減刑寬典之適用，俾符合該條項規定之規範目的(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082號判決參照)。
查本案員警及檢察官於偵查中均未就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罪給予其自白機會，且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就所犯參與犯罪組織及一般洗錢罪俱為自白，依前揭說明本應依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及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減輕其刑，惟被告所犯一般洗錢、參與犯罪組織等罪均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雖因想像競合犯之關係而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上開輕罪之減刑事由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仍應由本院審酌作為被告量刑之有利因子（詳後述）。
⒉又參與犯罪組織者，其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但書定有明文。
經查，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犯罪組織，擔任之角色與所為之犯行，業如前述，且使告訴人受有財產上損害非少，難認其參與犯罪組織之情節輕微，自無依上開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之餘地，附此說明。
㈢量刑部分爰依據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合法途徑或覓得正當職業獲取所需，竟與黃炯叡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犯本案犯行，影響社會治安及正常交易秩序，漠視他人財產法益，不僅造成執法機關不易查緝犯罪行為人，亦將使告訴人求償困難，更助長社會犯罪風氣，破壞人際往來之信任感，所為殊值非難；
復考量被告犯後已坦承犯行，且合於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及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所定減輕其刑事由，業如前述，惟迄今尚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
暨考量其於本案犯罪之角色分工、地位、犯罪之情節、手段及告訴人所騙金額非微，兼酌以被告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中學前工作為鐵板燒員工，月收入約4萬元之經濟狀況【見審金易卷第18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部分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
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經查：㈠被告於偵訊時供稱：伊因本案獲得報酬5,000元等語【見偵卷第55頁】，又該犯罪所得未經扣案亦未發還告訴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另依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所載「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該規定乃針對犯罪客體所為之沒收規定，且未有對其替代物、孳息為沒收或不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予追徵等相關規定。
因此，本規定應僅得適用於原物沒收。
經查，本件洗錢之標的業經被告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此經被告論認如前，且依據卷內事證，並無證明該洗錢之財物（原物）仍屬存在，更無上述立法理由所稱「經查獲」之情，因此，尚無從就本件洗錢之財物，對被告諭知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鍾岳璁提起公訴，檢察官靳隆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姚怡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
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宜軒
附錄本件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
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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