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CYDV,111,重訴,90,20230928,1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90號
原 告 彭德有
訴訟代理人 陳世勳律師
被 告 張仃坤
訴訟代理人 劉育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2年9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70,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㈠兩造與訴外人李德漢、王派楨4人於民國95年間共同出資在中國設立恩平貝得盛皮革製品有限公司(下稱中國貝得盛公司)，出資金額分別為原告新臺幣(下同)2100萬元、被告2100萬元、李得漢900萬元、王派楨900萬元，總共6,000萬元，設立之初，由原告擔任董事長，後於00年0月間改由被告擔任董事長。

被告於101年年底，分別以350萬元、300萬元向李德漢與王派楨買回其持有之全部股份。

㈡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於101年12月22日與訴外人黃振興簽訂「股權轉讓合同」，將中國貝得盛公司之股權及資產以人民幣480萬元賣給黃振興，出售所得完全未分配予原告，嗣原告於105年間始知上情，經詢問被告，被告則辯稱出售公司之所得用於清償債務後，已無剩餘而拒絕返還。

㈢李德漢、王派楨各出資900萬元，於中國貝得盛公司之股權及資產賣給港商黃振興之際，分別自被告取回350萬元及300萬元退股款項。

足見，中國貝得盛公司於出售時尚有原始出資之1/3價值，否則，被告豈會用1/3之價格向李德漢、王派楨買回股份，依相同標準及比例計算，原告出資2100萬元，在公司轉賣時，應尚有700萬元之價值，原告本於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規定，訴請被告給付700萬元。

㈣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7,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㈠原告主張被告受有不當得利，依最高法院見解，應由原告就被告有侵害行為、因此受有利益等負擔舉證責任，而此部分業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715號不起訴處分，原告聲請再議、交付審判均遭駁回，難認被告有侵害行為。

又中國貝得盛公司自成立起即經營不善、年年虧損，並須賠償建商將近200萬元之人民幣，公司財務狀況已然不佳，此部分事實經前述刑事案件調查甚詳，被告提出中國貝得盛公司結算資料，證明將公司出售所得用以填補公司損害尚有不足，更遑論受有利益。

㈡兩造與王派楨、李德漢先出資在臺灣成立臺灣貝得盛公司，再以臺灣貝得盛公司轉投資英屬維京群島貝得盛國際有限公司(下稱BVI貝得盛公司)，復以BVI貝得盛公司之資金100萬美元，在大陸地區成立中國貝得盛公司。

㈢被告轉讓中國貝得盛公司得款440萬元人民幣，扣除律師費用16萬5000元後，剩餘423萬5000元全數用以填補公司虧損，不僅無任何剩餘款，被告更需自掏腰包方能將全數欠款還清。

依被告與黃振興間之股權轉讓契約書第3.1條、第3.3.3條規定，被告於變更工商登記之前，有將中國貝得盛公司所積欠債務全數償還之義務，否則黃振興豈可能承接負債累累之中國貝得盛公司。

㈣被告轉讓中國貝得盛公司後，縱使清償負債後有餘款，亦並非直接歸屬於股東所有，而需由BVI貝得盛公司、臺灣貝得盛公司經法定程序結算分配予各股東，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

㈤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⒊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兩造各出資420萬元，王派楨、李德漢各出資180萬元，總計1200萬元，先於95年3月21日設立臺灣貝得盛公司。

㈡95年4月13日，兩造及王派楨、李德漢協議由兩造各再增資1680萬元，王派楨、李德漢各再增資720萬元，以臺灣貝得盛公司轉投資名義設立BVI貝得盛公司，再以BVI貝得盛公司為獨資投資人在大陸地區設立中國貝得盛公司。

㈢中國貝得盛公司成立之初由原告擔任董事長，於99年2月25日，將董事長變更為被告。

㈣被告於101年12月22日將BVI貝得盛公司股權、中國貝得盛公司股權及資產，出售予黃振興。

㈤中國貝得盛公司原為BVI貝得盛公司獨資，然於109年1月19日，BVI貝得盛公司5萬股股權全數登記於被告名下。

㈥臺灣貝得盛公司於99年6月22日解散，尚未進行清算程序。

四、本件之爭點厥為，原告得否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700萬元？兩造各執一詞，經查：㈠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至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

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

又在「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由於受益人之受益非由於受損人之給付行為而來，而係因受益人之侵害事實而受有利益，因此祇要受益人有侵害事實存在，該侵害行為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損人自不必再就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如受益人主張其有受益之「法律上之原因」，即應由其就此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臺上字第899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於101年12月22日與黃振興簽訂「股權轉讓合同」，將中國貝得盛公司之股權及資產賣給黃振興，出售所得完全未分配予原告，被告應返還不當得利700萬元予原告，依上開規定及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主張權利受侵害之原告，仍需先舉證證明被告有侵害事實後，始由被告舉證證明其受益有法律上原因。

換言之，原告需先舉證證明被告有侵害行為，並因此受有利益之事實存在。

㈡原告主張兩造與王派楨、李德漢共同出資經營中國貝得盛公司，出資人間之法律關係為投資契約，係民法之合夥關係云云(卷第166頁、第183頁)，為被告所否認，辯稱其等係股東關係(卷第184頁)。

經查，原告前以本件相同之事實，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同法第336條第2項業務侵占罪嫌。

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以110年度偵字第715號(下稱偵查案)處分不起訴，嗣原告不服聲請再議，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以110年度上聲議字第1592號處分不起訴，有處分書影本在卷可參(卷第13頁至第21頁)。

原告對上開處分不服聲請交付審判，亦經本院110年聲判字第28號(下稱刑事案)裁定聲請駁回，此亦有本院刑事裁定影本在卷可參(卷第23頁至第33頁)，並經本院調閱上開偵查卷及刑事卷宗核閱無誤，堪信為真實。

而原告於上開偵查案已坦承：95年3月，由兩造與王派楨、李德漢共同成立貝得盛公司(係指臺灣貝得盛公司)，四人均為臺灣貝得盛公司股東，嗣後四人協議以臺灣貝得盛公司轉投資境外公司，以臺灣貝得盛公司轉投資成立BVI貝得盛公司，又以BVI貝得盛公司至中國大陸成立中國貝得盛公司等情(詳109年度交查字第1182號卷第181頁至第185頁)。

足證，兩造與王派楨、李德漢均為臺灣貝得盛公司之股東無誤，原告主張其為合夥關係委不足取。

㈢又原告於偵查案中亦自承，中國貝得盛公司係由BVI貝得盛公司轉投資所設立，故中國貝得盛公司所有股權均為BVI貝得盛公司所有一情(詳109年度交查字第1182號卷第185頁至第187頁)。

益證，中國貝得盛公司所有股權均為BVI貝得盛公司獨資設立，其股權全部屬BVI貝得盛公司所有。

且大陸地區企業法人營業執照載明「2006年6月7日中國貝得盛公司成立，而成立時中國貝得盛公司之股東為BVI貝得盛公司」，亦有被告提出之大陸地區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影本在卷可稽(卷第189頁)。

可證，大陸貝得盛公司係BVI貝得盛公司於2006年6月7日獨資設立，BVI貝得盛公司為大陸貝得盛公司持股百分之百之單一法人股東無誤。

故原告主張兩造與王派楨、李德漢共同出資經營中國貝得盛公司云云，容有誤解。

㈣被告主張其於101年12月22日與黃振興簽訂「股權轉讓合同」，將中國貝得盛公司之股權及資產賣給黃振興時，BNI貝得盛公司全數5萬股股權全部屬被告個人所有等語，並提出持股證明及中文譯本各一份為證（卷第191頁、第201頁）。

綜觀持股證明上載明，「BVI貝得盛公司係依據2004年商業公司法設立，公司註冊號碼：0000000(下稱本公司)，茲此證明張仃坤先生係本公司依據公司組織章程規定所發行50,000股股份(每股面額美金100元整)之登記所有人，其股份編號為1號至50,000號。

本公司茲於西元2010年1月19日蓋用公司印章」。

可證，被告於109年1月19日，已取得BVI貝得盛公司50,000股股權無誤。

㈤被告於101年12月22日與黃振興簽立股權轉讓合同，綜觀股權轉讓合同上載明「本合同由甲方【即被告】與乙方【即原告】就Better BDC International Co.,Ltd.(含將中國境內的恩平貝得盛皮革制品有限公司【即中國貝得盛公司】全部資產轉讓)的全部股權轉讓事宜，於2012年12月22日江門市訂立」(卷第97頁至第113頁)。

足證，被告係109年1月19日取得BVI貝得盛公司全部股權後，再於101年12月22日將BVI貝得盛公司與中國貝得盛公司全部股權轉讓予黃振興無誤。

是以，被告於109年1月19日既已取得BVI貝得盛公司全部股份，而BVI貝得盛公司又是中國貝得盛公司唯一股東，被告自有權將BVI貝得盛公司及中國貝得盛公司股權轉讓他人，原告既未舉證證明其於101年12月22日對BVI貝得盛公司及中國貝得盛公司有何權利，其主張被告101年12月22日所為轉讓行為侵害其權益云云，顯非真實。

㈥原告雖主張被告將BNI貝得盛公司(含中國貝得盛有限公司全部資產轉讓)全部股權轉讓予黃振興獲有利益云云，為被告所否認，並提出結算資料為證(卷第73頁至第95頁)。

證人蘇村任亦到庭證稱，知道被告在大陸開貼皮的工廠，曾經向伊借過錢，有借有還，最後跟伊借的就沒有辦法還，借了1、200萬人民幣。

被告說工廠賣掉才要還，最後有還給伊，伊是領人民幣出來借給被告的，被告陸陸續續借借錢的時候說他說工廠缺錢用。

被告有賣工廠，他賣工廠就還錢了。

被告要借錢做什麼，伊不知道，有時候說要發工資，有時候說付材料錢等語(見本院112 年3月8日言詞辯論筆錄)。

而王派楨於上開偵查案件中到庭證稱：「大陸貝得盛公司成立後由彭德有經營管理，我與李德漢及張仃坤是單純的股東，99年、100年間因經營不善，改由張仃坤經營管理，彭德有就不管了」、「101年、102年間，因為公司持續虧損，我與李德漢都想退出，所以由張仃坤分別出資300萬元、350萬元購買我與李德漢的全部股份，之後我與李德漢就沒有再管公司的事，後來有聽說公司要賣，但詳情並不清楚，因為我退出了，不想了解」、「大陸公司從設立後，持續虧損，沒有賺過錢，每年大概都要虧損400至500萬元台幣，連同我原始出資180萬元在內，加上我陸續借給公司或轉為公司增資的錢，我總共出了約1200萬元，扣掉張仃坤買回我股份300萬元，我大概虧損900萬元」、「我賣掉股份後，就不再管公司的事了，只知道持續虧損」等語。

而原告於該案中亦自承：「大陸貝得盛公司從設立後，就是由我經營，持續至少三、四年，之後因為經營不善及理念不同，公司開股東會後，決議改由張仃坤經營，我轉為單純股東。

從他經營之後，我就看不到帳了，也不知道有沒有賺錢，五、六年間都是如此，直到他賣掉公司前，我都沒有看過帳」、「在改由張仃坤經營之前，大陸貝得盛公司公司大約虧損人民幣100萬左右」、「我後來知道李德漢、王派楨把股份賣給張仃坤，但不知是什麼原因」、「大陸貝得盛公司曾和建商有官司，後來公司輸了，印象中要賠100多萬人民幣，應該不到200萬人民幣」、「104、105年間，我到大陸查工商資料才知道公司已轉售他人，當初想說先談看看，所以直到109年才提出告訴」等語，均詳載於偵查案不起訴處分書中(詳見110年度偵字第715號處分書第3頁至第4頁、110年度上聲議字第1592號處分書第2頁)。

益證，大陸貝得盛公司自成立之後，確實因經營不善，持續虧損，並須賠償建商將近人民幣200萬元，於被告轉售予黃振興時，公司財務狀況已然不佳無訛，而原告迄未提出相關證據證明被告將BNI貝得盛公司轉讓予黃振興於清償債務後仍獲有利益，其主張顯難採認為真。

㈦綜上所述，兩造與王派楨、李德漢雖於00年0月00日出資成立臺灣貝得盛公司，然已於99年6月22日停業解散，此有公司基本資料一份在卷可參(卷第193頁)，而原告亦自承臺灣貝得盛公司並未進行清算(卷第185頁、第198頁)。

足證，臺灣貝得盛公司自99年6月22日停業解散迄今，均未清算之事實無誤。

退萬步，設若被告將BNI貝得盛公司(含中國貝得盛有限公司全部資產轉讓)全部股權轉讓予黃振興獲有利益為真，而兩造與王派楨、李德漢出資成立臺灣成立臺灣貝得盛公司後，協議另行出資並以臺灣貝得盛公司轉投資BVI貝得盛公司，復以BVI貝得盛公司名義在中國設立中國貝得盛公司亦為真正，然於被告將BVI貝得盛公司及中國貝得盛公司權利轉讓與黃振興獲有利益，該獲利亦應歸屬於臺灣貝得盛公司而非被告個人，原告應依對臺灣貝得盛公司法進行清算程序，分派賸餘財產，而非逕對被告請求返還不當得利，原告之主張，顯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未舉證證明被告將BNI貝得盛公司(含中國貝得盛有限公司全部資產轉讓)全部股權轉讓予黃振興獲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告本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共計700萬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難謂正當，不能准許，應予駁回。

原告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均毋庸再予審酌。

至於原告請求再傳喚證人王派楨、李德漢到庭作證，已無必要，附此敘明。

七、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額為裁判費70,300元，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依上揭規定確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柯月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秀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