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HLDM,113,原金訴,76,20240724,1

113年度原金訴字第76號

公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潘徐靖皓

選任辯護人顧維政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332號），本院判決如下：

潘徐靖皓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五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十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

潘徐靖皓已預見代不詳人士收受及轉交財物，極可能係詐欺所得贓款或贓物，並藉此製造金流斷點，以掩飾、隱匿犯罪所得真正去向而逃避檢警追緝，竟仍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通訊軟體SIGNAL暱稱「比特」（下稱「比特」）之人，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犯意聯絡，先由「比特」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年成員於民國112年3月13日20時許，以LINE暱稱「林銘雪」向謝○○聯繫，提供虛偽投資應用程式「行動贏家」（下稱「行動贏家」）連結，向其佯稱：加入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天諭股票投資」群組得知股票分析結果，並可透過「行動贏家」進行股票投資獲利，需依指示交付現金款項儲值以進行投資等語，致謝○○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交付現金款項。再由潘徐靖皓依「比特」指示，於112年5月26日18時27分許（起訴書誤載為18時15分許，應予更正），在花蓮火車站後站出口，向謝○○收取新臺幣（下同）100萬元現金款項，並將所收取款項放置在「比特」指定之花蓮火車站後站廁所內，供「比特」所屬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拿取，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而隱匿前開犯罪所得之去向。

一、證據能力

本判決引用採為認定被告潘徐靖皓犯罪事實之證據，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30頁），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復審酌並無不適當之情形，依同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本院準備、審理程序中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47頁，本院卷第125、161頁），且經證人即告訴人謝○○於警詢中證述明確（見警卷第13至17、19至22頁），並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告訴人與詐欺集團成員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行動贏家應用程式畫面擷圖、存款交易明細、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現儲憑證收據、監視器畫面擷圖、通聯調閱查詢單、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北昌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在卷可佐（見警卷第23至27、29至31、37至41、43至45、47、49至57、59至96、97至103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犯罪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刑之減輕及酌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二）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所為係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而非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然共同正犯因為在意思聯絡範圍內，必須對於其他共同正犯之行為及其結果負責，從而在刑事責任上有所擴張，此即「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之謂，而此意思聯絡範圍，亦適為「全部責任」之界限，若他共犯所實施之行為，超越原計劃之範圍，而為其所難預見者，則僅應就其所知之程度，令負責任，因此共同正犯之逾越（過剩），僅該逾越意思聯絡範圍之行為人對此部分負責，未可概以共同正犯論。而依當今社會網路詐欺之犯罪型態，固確常有複數以上之詐欺共犯，然被告是否確實已預見「實際進行詐欺犯行者為3人以上」等構成要件事實，既為該款加重詐欺罪刑罰權成立之基礎事實，即屬嚴格證明事項，所採證據應具備證據能力，並應於審判期日依法定程序進行調查，始能作為刑罰量處之依據，不能僅憑臆斷定之。查本案詐欺告訴人之人，雖分別使用LINE暱稱「林銘雪」、「客服」之不同暱稱，然告訴人並未與「林銘雪」、「客服」見面，無從知悉使用上開暱稱之人是否為同一人，以及指示被告收款之「比特」又是否為同一人。再者，被告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均供稱：從頭到尾只有跟「比特」聯繫，沒有跟其他人聯繫，不知道本案詐欺集團用什麼方式騙被害人錢等語（見本院卷第125、162頁），是依被告所述，與其接觸之人僅有「比特」1人，並無證據可資證明被告除「比特」外，主觀上知悉有其他共犯存在，亦無證據證明被告知悉具體之行騙手法為何。此外，被告前雖因詐欺犯行，而分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1年度原訴字第41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審原金訴字第40號論處3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罪確定，有前揭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1至50頁），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陳：上開案件中，我分別加入暱稱「史密特」、「小名」所屬之詐欺集團，與本案指示我之「比特」並非同一個等語（見本院卷第126頁），且前揭案件之被害人受騙情節與本案並不相同，被告本案所從事之角色、分工及參與情節亦均有所不同，故顯不能以被告前因經法院判處3人以上共同犯加重詐欺取財罪確定，遽認被告知悉「比特」為詐欺集團成員，且該集團必有3人以上，並均有參與本案詐欺犯行。再者，依照檢察官所提出之其他積極證據，亦無法證明本案被告參與之部分，確有3人以上之詐欺集團之分工詐騙模式，或本案被告主觀上有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犯意，不能僅憑此類犯罪常有多名共犯之臆斷，遽認被告主觀上有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犯意而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依「罪疑惟輕」原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僅認定被告所為係與「比特」共犯普通詐欺取財、洗錢之犯行。從而，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構成3人以上詐欺取財罪嫌，容有未洽，又本院雖未告知被告上開詐欺取財罪名，然詐欺取財罪與起訴書所援之3人以上共同犯加重詐欺罪相較，係法定刑度較輕之罪，是本院縱未對被告所犯輕罪罪名告知被告，惟此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475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況兩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罪名之變更無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且因此僅涉及加重條件認定有誤，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並無減縮，本院自僅須敘明無此加重條件即可，無庸就此不存在之加重條件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96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被告與「比特」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四）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論處一般洗錢罪。

（五）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經總統於112年6月14日公布修正，並於同年6月16日施行。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之條文則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之規定須偵查及歷次審判均自白始能減刑，其要件較為嚴格，經新舊法比較結果，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查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已自白一般洗錢犯行（見本院卷第125頁），是就被告所犯洗錢防制法部分，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六）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1.被告明知「比特」為從事詐欺犯罪之人（見本院卷第127頁），仍協助「比特」向告訴人收取詐欺款項，並將收取款項置於「比特」指定之地點，致使「比特」得以順利取得詐欺款項，侵害告訴人之財產利益，並使犯罪所得之去向難以追查，所為實屬不該；2.暨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因故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之犯後態度、本案之犯罪動機、目的、情節、告訴人遭詐騙、洗錢之數額、所生損害，及前引之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被告前科素行，與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之學歷婚姻、工作、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165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就併科罰金部分，依刑法第42條第3項前段規定，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一）被告固有擔任取款車手，而向告訴人收取詐欺款項並轉交與他人之詐欺取財、洗錢之犯行，惟卷內尚乏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就此獲有報酬或因此免除債務，難認被告有何實際獲取之犯罪所得，自無從諭知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二）再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固規定「犯第14條之罪，其所移轉、變更、掩飾、隱匿、收受、取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犯第15條之罪，其所收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亦同。」，惟查被告業將所收取之贓款悉數依指示轉交與他人，業如前述，是本案贓款非屬被告所有或尚在其實際管領中，亦無從依該條規定諭知沒收。

五、不另為無罪諭知

（一）起訴書就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共犯之本案行為，犯罪事實固僅認被告係與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然其中亦敘及「被告於112年5月之不詳時間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所屬3人以上之詐欺集團、擔任車手，負責提領款項」等旨（見起訴書犯罪事實一第1至3列），顯然已論及被告參與犯罪組織之構成要件，而涉犯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中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雖起訴法條漏載此部分罪名及法條，仍應認此部分犯罪事實業據起訴，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3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該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所謂之「參與」犯罪組織，依其文義，應係指參加、加入3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具持續性或牟利性之犯罪組織而言。查本案被告僅與「比特」接觸，業如前述，是本案無從證明被告主觀上就其參與3人以上所組成之犯罪組織有所預見，且亦無證據證明被告知悉本案具體之行騙手法為何，而無從認定「比特」及所屬詐欺集團實係3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從而，依罪疑惟輕原則，難認被告確有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自不得論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惟此部分如成立犯罪，因與前開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第11條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柏淨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宗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4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吳明駿

　　　　法　官呂秉炎

　　　　法　官李珮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書記官戴國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