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HLHM,108,上易,35,20190830,1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上易字第35號
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趙麗雲
選任辯護人 林政雄律師
羅丹翎律師(解除委任)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侵占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7年度易字第13號中華民國108年1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321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趙麗雲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除補充如下外，其餘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

二、本件檢察官上訴理由略以：依被告及告訴人白月琴(已於民國108年3月16日死亡)之陳述，可知告訴人委託被告保管新臺幣(下同)60萬元(下稱系爭60萬元)之初，係約定將來作為告訴人之子趙建強之相關費用支出，被告僅代為保管該筆金額，告訴人並無移轉系爭60萬元所有權予被告之意，亦未允許被告得自由處分運用，故系爭60萬元當得為侵占罪之客體。

又觀之趙建強之子趙○(年籍詳卷)的郵局帳戶明細，被告僅共匯入8萬3075元，且從每筆匯款日期及金額觀之，應與保險費無關。

足認被告辯稱系爭60萬元均用以繳交趙○保險費，顯屬不實。

被告受託保管系爭60萬元，未依其所述委託意旨加以處分，卻無故拒不返還，即應成立侵占罪。

原審認事用法尚嫌未洽，爰依法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另為妥適之判決。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

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

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申言之，因檢察官係公益之代表人，擁有廣大之社會資源為其後盾、供其利用，自應盡其職責，蒐集被告犯罪之證據，負責推翻被告無罪之推定，以證明被告確實犯罪，學理上稱為實質舉證責任（包含說服責任），乃有別於過去之形式舉證責任；

至於被告，因通常不具有法律素養，是賦予律師倚賴權，俾使具有專業能力之律師提供協助，以有效對抗檢察官（控方），學理上稱為武器平等原則。

而法院之審判，必須堅持證據裁判主義及嚴格證明法則，檢察官之起訴，自不能草率，倘仍沿襲職權進行主義之舊例，因「有合理之懷疑」，即行起訴，此後袖手旁觀，冀賴法院補足、判罪，應認為不夠嚴謹、不合時宜；

以量化為喻，偵查檢察官之起訴門檻，不應祇有「多半是如此」（百分之五、六十），而應為「八、九不離十」（百分之八十，甚至更高）；

至於公訴檢察官在公判庭上，則應接棒，負責說服法院達致「毫無合理懷疑」之程度（百分之百），使形成被告確實有罪之心證。

從而，雖然案件在起訴之後，檢察官對之不再有強制處分權，但非不得依憑職權，指揮司法警察，進行任意性之調查、蒐證，以反擊或削弱被告及其辯護人（辯方）提出之反證證明力，而後在公判庭上之法庭活動中，精準針對程序進行浮動中，所顯出之各種有利、不利於己方之證據資料，展開互為攻擊、防禦，斯亦直接審理主義、言詞審理主義之精義所在；

倘竟不翔實預作準備，無法說服法官，自應受類似於民事訴訟敗訴之判決結果，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實現公平法院理念，不生法院必須和檢察官聯手，主動「介入調查」不利於被告之證據，否則將致被害人之權益不保、正義無從伸張之問題，更無所謂法院有未盡查證職責之違法情形存在。

是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縱使被告之辯解疑點重重，法院仍應予被告無罪之諭知(最高法101年度台上字第296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3128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

再者，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其指訴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必被害人所述被害情形，無瑕疵可擊，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據為有罪判決之基礎，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真實性(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81年度台上字第3539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曾收受系爭60萬元，惟辯稱：約87年間時，告訴人先前拿錢給伊投資股票的獲利累積至60萬元，告訴人說要提領出來放到民間互助會生利息。

伊配偶楊生生在旁表示這樣風險太高，他願意將其軍公教退休優惠存款18%的每月利息存起來，作為趙建強的生活費，告訴人聽了比較安心，所以系爭60萬元就放伊這邊，告訴人說如果生活需要的話，她隨時要跟伊拿。

伊於94年間至臺中探望告訴人時，跟告訴人說這筆錢到95年4月已經100個月，利息累計有100萬元，等告訴人百年之後，會按月給趙建強當生活費，伊當時跟告訴人講的意思，就是上述18%利息只算到95年4月為止。

這100萬元伊還沒有付，趙建強已往生，如趙建強之子趙○有需要的話，伊會按月給付等語。

經查：

(一)被告關於收受系爭60萬元之經過及與告訴人之約定，先後所辯雖不盡一致，然關於告訴人將系爭60萬元交其保管，其則以配偶楊生生優惠存款之利息，累計至100萬元後，供趙建強父子生活所需等情，偵審所述大致相同。

參以事件發生已久，告訴人及被告於本案偵審應訊時，均已年邁，此觀告訴人自承：伊有很多事情都忘記了等語(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3219號卷《下稱偵卷一》第120頁)，益證被告前後供述不一，容係時隔已久，記憶模糊所致，尚難認被告所辯全屬不實。

(二)告訴人於偵查中稱：「(當時這60萬元有約定作何用途？)我還有一個殘障孫子即趙建強的兒子，想要給趙建強的兒子用。」

(偵卷一第120頁)，惟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一開始並沒有約定60萬元本金、利息要如何使用等語(原審卷二第145頁)；

又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先是證稱：當時是買股票買到63萬，楊生生是軍人，70年間退休，他說他沒有錢存，將60萬放到他退休帳戶生利息等語(原審卷二第144頁正反面)，後改稱：伊在警詢並沒有說楊生生把60萬元放在台灣銀行優惠存款帳戶，伊根本不知道他拿錢去做什麼，他沒有說60萬元是放那裡，也沒有說要將錢放到他的帳戶內生利息等語(原審卷二第145頁反面)。

可知告訴人關於系爭60萬元交予被告之初，雙方約定之用途、利息或條件為何，陳述已非明確。

參以趙○為86年次，有其身心障礙證明可參(偵卷一第70頁)。

告訴人於偵查中復稱系爭60萬元係約定供趙○所用，則被告與告訴人就系爭60萬元之約定時間，當以被告所稱「約87年間」較為可信。

準此，倘依告訴人於偵查中陳述及被告上開所辯，渠等真意當係約定系爭60萬元交予被告使用，對價為楊生生優惠存款利息每月提撥1萬元，累計至100萬元，供趙建強所需使用，系爭60萬元之後亦須供趙建強父子及告訴人用款所需，此等約定，似為非典型契約，被告是否僅單純受託保管系爭60萬元不得動用，抑或已取得所有權，得自由處分使用，僅日後負有清償義務，並非明確。

是檢察官上訴理由認告訴人並無移轉系爭60萬元所有權給被告之意，核與卷證已非相符。

(三)被告對於系爭60萬元之使用情形，於偵查中辯稱：告訴人說要用系爭60萬元來繳趙○保險費，現在已經扣光了等語(偵卷一第86頁)，於原審則稱：告訴人同意系爭60萬元放伊這邊，告訴人要用隨時都可以來拿(原審卷一第21頁面)，復稱：系爭60萬元除了繳納趙○保險，伊已陸續匯還告訴人。

因為伊後來總算找到告訴人臺中銀行帳戶存摺，才可以說明白等語(原審卷一第164頁正反面)，並提出交易明細整理資料可參(原審卷二第254頁至第255頁)，核與卷附之相關金融帳戶明細相符，尚非無據。

告訴人固因年邁且時隔已久致陳述欠缺明確性，然檢察官並未再提出補強證據以彌不足，亦未清查爬梳被告、其配偶楊生生、告訴人及趙○等人相關帳戶之往來資料，復未舉證推翻被告辯稱系爭60萬元已部分返還告訴人之辯解不實，致被告與告訴人就系爭60萬元究如何約定用途、返還及支出使用情形為何，陷於不明，檢察官未盡舉證之責，自不得將此事實不明之風險，責由被告承擔，而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四)再者，依被告供述，從民事觀點等同自認需返還系爭60萬元予告訴人及尚需給付趙建強(或其子趙○)100萬元，被告坦認債務存在之事實，已難認主觀上有何侵占之不法意圖。

參酌告訴人自承：92年間年僅6歲之趙○改由趙建強扶養，因趙建強經常不在家，由伊負擔扶養趙○之義務，並自95年間起搬進花蓮縣○○鄉○○○街000巷00弄0號(下稱系爭房屋)，與被告比鄰而居。

過去近40年間伊皆與被告同住或相鄰而居，伊將所有財產交付被告保管，對被告完全信任而毫無保留等語(偵卷一第19頁至第20頁)，被告及告訴人長子趙建民均稱：告訴人不識字。

趙○為中度智能障礙者，有身心障礙證明可參(偵卷一第70頁)。

告訴人因趙建強生活狀況不穩定，而與趙○長期居住於系爭房屋，擔負起照料責任。

除被告及趙建強外，告訴人其餘子女，先前均未居住花蓮縣，有趙建民、趙麗萍、趙建國、趙建成及趙惠妹偵訊筆錄所載戶籍資料可參。

足知告訴人長期以來，獨自照顧趙○，被告因居住花蓮而就近協助，已逝之長子楊傑也深受告訴人疼愛，彼此信賴基礎甚深，長久以來之金錢關係、被告代為處理告訴人、趙建強父子各項收支事宜等頻繁互動，應已盤根錯節、密實難分，實難於多年後責求被告逐一詳實說明。

趙建強與趙○均為告訴人甚為掛念之至親骨肉，被告將系爭60萬元用於趙建強父子之費用支出，應無違告訴人之本意。

雖告訴人長子趙建民稱：被告所提出匯入告訴人臺中商銀帳戶之款項，是趙惠妹所使用，因被告子女前後在趙惠妹臺中租屋居住時間合計36個月，所以被告每月支付趙惠妹1萬元貼補等語。

惟被告匯入告訴人臺中商銀行帳戶之時間點為93年9月22日至95年7月8日，每筆匯款金額為1萬元至6萬元不等，有告訴人臺中商銀帳戶存摺影本可參(原審卷一第232頁反面至第233頁)，核與趙建民所稱之每月1萬元已不相符。

另趙惠妹於本院陳稱：告訴人於93年9月間至臺中與伊相住時，被告子女已不住在臺中等語(本院卷第73頁)。

足認被告匯款至告訴人臺中商銀帳戶之時點，其子女已搬離臺中，應非補貼趙惠妹甚明，反與斯時告訴人在臺中居住應需生活費用之事實契合。

況且，被告辯稱已返還上訴人之金額達73萬6,375元(原審卷二第254至第255頁)，檢察官並未舉證被告所辯全屬不實或確實證明被告尚欠金額為何，是縱被告所辯已返還之款項，部分存有爭議(如趟○保險費之繳納)，亦僅屬雙方結算歧異之民事糾紛，尚難率認被告有侵占之不法所有意圖。

檢察官未對卷證為整體之評價，無視被告所辯還款之事實，上訴理由僅斷取被告於偵查中未臻完整之辯解，以其匯入趙○郵局帳戶金額未達60萬元，即遽為不利被告之主張，難認有理。

至原審以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系爭60萬元當初沒有約定何時還錢、也沒有說放多久、亦未約定作何使用等語，即認被告與告訴人就系爭60萬元為寄託關係，被告已取得系爭60萬元所有權，核與侵占罪係以侵占他人之物要件不合，而為被告無罪諭知等旨，疏未審酌事件發生已久，被告與告訴人就系爭60萬元之約定經過等情，說詞並非一致，是否僅有寄託關係，並非明確無疑，未慮及亦存有委任或混合契約之可能性，論述雖有未足，然不生影響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結果，併予敘明。

(五)至起訴意旨認被告另涉侵占系爭房屋及貸款、告訴人金飾部分，原審認檢察官所舉證據不足而諭知被告無罪，認事用法核無違誤。

檢察官上訴理由及上訴後，對此亦無具體指摘。

又關於系爭房屋之爭議，被告除供承起訴書附表編號1、3、4所示房屋價款非其所出外，其餘價款均辯稱係由其貸款繳納。

而檢察官所舉證據，實不足使法院形成系爭房屋價款均非被告出資之確信，已難認被告有侵占不法之意圖。

從而，系爭房屋貸款由被告或告訴人出資繳納之金額為何、是否為借名登記等節，縱有爭議，亦僅屬民事糾紛，難以被告拒絕返還系爭房屋，即遽認被告有侵占之不法意圖。

(六)按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依法公開審判證實有罪前，應被推定為無罪，此為被告於刑事訴訟上應有之基本權利，並經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明白宣示。

故檢察官除應盡提出證據之形式舉證責任外，尚應指出其證明之方法，用以說服法院，使法官確信被告犯罪事實之存在。

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為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即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

法官基於公平法院之原則，僅立於客觀、公正、超然之地位而為審判，不負擔推翻被告無罪推定之責任，自無接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

故檢察官如未盡舉證責任，雖本法第163條第2項規定：「法院為發現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

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

然所稱「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係指法院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認事實未臻明白，而有釐清之必要，且有調查之可能時，得斟酌具體個案之情形，依職權為補充性之證據調查而言，非謂法院因此即負有主動調查之義務，關於證據之提出及說服之責任，始終仍應由檢察官負擔；

至但書中「公平正義之維護」雖與「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併列，或有依體系解釋方法誤解「公平正義之維護」僅指對被告不利益之事項，然刑事訴訟規範之目的，除在實現國家刑罰權以維護社會秩序外，尚有貫徹法定程序以保障被告基本權利之機能，此乃公平法院為維護公平正義之審判原則，就「公平正義之維護」之解釋，本即含括不利益及利益被告之事項。

且但書為原則之例外，適用上必須嚴格界定，依證據裁判及無罪推定原則，檢察官之舉證責任不因該項但書規定而得以減免，所指公平正義之維護，既未明文排除利益被告之事項，基於法規範目的，仍應以有利被告之立場加以考量，否則，於檢察官未盡實質舉證責任時，竟要求法院接續依職權調查不利被告之證據，豈非形同糾問，自與修法之目的有違。

基此，為避免牴觸無罪推定之憲法原則及違反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公平正義之維護」依目的性限縮之解釋方法，自當以利益被告之事項為限(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259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

本件告訴人家屬趙建民雖於本院提出系爭房屋乃趙建強購買之證明，並請求傳喚證人張○○證明趙建強購屋請客之事實，然均無助於上開爭點之釐清，難認必要。

另其請求向金融機構調閱之資料，偵查及原審多已調查，其中，關於被告89年至95年股市交易紀錄，欲證明被告投資股票失利，核與檢察官起訴被告侵占之時點為「106年2、3月」相差甚多，關聯性已有不足，且與其刑事上訴陳報(三)狀所載「被告夫婦屬高收入族群」等語(本院卷第209頁反面)，亦顯矛盾，實無調查之必要。

而楊生生郵局帳戶明細部分，並未說明關聯性與必要性，且無助爭點之釐清。

至請求調閱告訴人青年公園郵局、宜昌郵局及臺中銀行提款單部分，告訴人於原審已證稱：伊在郵局、臺中銀行及農會的帳戶存摺、印鑑由伊自己保管等語(原審卷二第150頁)，告訴人因不識字，提款單非告訴人字跡自屬當然，非但無從單憑提款單即得認定該筆提款係供何人花用，反從告訴人交付存摺、印鑑之行為，得以推認提款應經告訴人之授權，此部分調查無法證明待證事實，應無必要。

基上，告訴人家屬趙建民所為調查證據之請求與說明，尚無足使本院啟動得依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情事，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證據，不足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原審諭知被告無罪，核無違誤。

檢察官上訴以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難認有理，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江昂軒提起公訴，檢察官曹智恒提起上訴，檢察官崔紀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8 月 30 日
刑事庭審判長法 官 劉雪惠
法 官 林信旭
法 官 廖曉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廖子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