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KSDM,98,易,1565,20100302,1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8年度易字第1565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選任辯護人 許清連律師
李錦臺律師
陳奕全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8年度調偵字第125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無罪。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

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159 條之1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檢察官於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所製作之偵查筆錄，性質上雖屬傳聞證據，惟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供述證據，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是被告以外之人前於偵查中所為供述，除反對該項供述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不宜以該證人未能於審判中接受他造之反對詰問為由，即遽指該證人於偵查中之供述不具證據能力。

證人乙○○、戊○○、戚其明、丙○○於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之陳述，被告未主張並釋明有何不可信之情事，上開證人亦未提及檢察官在偵查時有何不法取供之情形，應有證據能力。

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至第159條之4 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分別定有明文。

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中所為之陳述，卷附高雄市立聯合醫院98年4 月5 日出具之診斷書，雖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然當事人對於上開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均表示不爭執，本院審酌前開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於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應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於民國98年4 月5 日3 時50分許，在高雄市苓雅區○○○路29號3 樓「火鶴鋼琴酒吧」內，與乙○○同桌飲酒時，因不滿乙○○先行離席，遂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出手毆打乙○○，致乙○○受有下巴撕裂傷1.5 ×0.5 公分、右膝下擦傷3 ×2 公分、左膝上瘀傷2×2 公分等傷害，因認被告甲○○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普通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

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又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

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

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40年臺上字第8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92年臺上字第128 號判例要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前述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戊○○、戚其明、丙○○於偵查中之證述、高雄市立聯合醫院98年4 月5 日出具之診斷書及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甲○○固坦承於前揭時地與乙○○一同在包廂內飲酒，惟堅決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當天乙○○因酒醉要回家，先走出包廂，後來我跟戊○○一起走出包廂，就看到乙○○受傷趴在地上等語。

辯護意旨則以：乙○○之受傷部位為下巴撕裂傷及膝蓋擦傷，顯係跌倒所致，乙○○供述遭被告自後方毆打云云，與事實不符，又證人戊○○、戚其明、丙○○亦未看到被告毆打乙○○，無論乙○○係何原因跌倒受傷，均與被告無關等語。

五、經查：

（一）被告於98年4 月5 日凌晨3 時50分許，在高雄市苓雅區○○○路29號3 樓「火鶴鋼琴酒吧」包廂內，與乙○○一同飲酒，又乙○○於98年4 月5 日凌晨4 時55分許至高雄市立聯合醫院急診，經診斷受有下巴撕裂傷1.5 ×0.5 公分、右膝下擦傷3 ×2 公分、左膝上瘀傷2 ×2 公分之傷害，業據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明確（見偵一卷第4 至6 頁），並有高雄市立聯合醫院98年4 月5日出具之診斷書在卷可稽（見偵一卷第7 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其事實足堪認定。

（二）而乙○○所受上開傷害，是否被告基於傷害犯意，毆打乙○○或使其跌倒所致，為本院應予審究。

⒈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中證稱：當天因我酒醉想離開，被告見我走至大門口時，就自我後方動手毆打我頭部及臉部成傷等語（見偵一卷第6 頁），復於偵查中證稱：當天凌晨1 點多，被告帶我到火鶴鋼琴酒吧，我那時候覺得有點醉，快4 點時我跟被告說我要回家，被告就對我大小聲，不讓我走，就一拳從我的右臉頰打下去，後來被告還想槌我，是很多人把他拉住等語（見偵一卷第31頁），就證人乙○○前揭所述，先於警詢中稱被告自其後方毆打頭部及臉部，復於偵查中改稱被告從其右臉頰打下去，究被告當日毆打其成傷之部位及過程如何，已有指述不一之情事。

⒉又參諸乙○○於98年4 月5 日凌晨4 時55分至高雄市立聯合醫院急診之診斷書所載（見偵一卷第7 頁），病名為「下巴撕裂傷1.5 ×0.5 公分、右膝下擦傷3 ×2 公分、左膝上瘀傷2 ×2 公分」，另乙○○於偵查中提出98年4 月6 日之傷勢照片所示（見偵一卷第34至35頁），其受傷部位亦僅下巴縫合傷及左右膝蓋瘀傷，乙○○前述遭毆打之頭部或右臉部，均未見有受傷情形，且就乙○○所受上開傷勢觀之，確與遭毆打成傷之常情有別，反與因跌倒所致傷害相類似，是證人乙○○上開指述是否屬實，尚值懷疑。

⒊再者，證人即「火鶴鋼琴酒吧」之小姐戊○○於偵查中證稱：當天甲○○與乙○○在店內包廂消費，我坐他們的檯，我l 點多進去包廂坐到快4 點，在包廂內甲○○與乙○○沒有發生衝突，後來我跟甲○○一起離開包廂，我在包廂外面看到乙○○摔倒流血等語（見偵二卷第39頁），復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當天在包廂內被告跟乙○○沒有發生口角衝突，乙○○也沒有跌倒或流血之情形，因為乙○○已經酒醉，我有叫少爺幫乙○○叫車，乙○○先離開包廂，我再跟甲○○一起離開包廂，我和林金福出來包廂之後，看到乙○○已經跌倒了，我不知道乙○○為何會跌倒，甲○○出包廂之後沒有跟乙○○說什麼話，也沒有對乙○○有任何動作等語（見本院二卷第46至48頁），由上可知，當天被告與乙○○在包廂內並未發生衝突，乙○○亦無受傷情形，俟因乙○○酒醉先離開包廂，之後被告與戊○○一起離開，出包廂後即見到乙○○跌倒流血，甲○○並未與乙○○說什麼話或有任何動作，據此，亦難認當時乙○○跌倒流血係因甲○○之言詞或舉動所致。

⒋此外，證人即「火鶴鋼琴酒吧」之副總丙○○於偵查中證稱：甲○○與乙○○當天一起到店裡消費，我出去的時候看到乙○○在大廳哭，身上都有血，我不知道乙○○如何流血等語（見偵二卷第36頁），證人即「火鶴鋼琴酒吧」之少爺戚其明於偵查中證稱：當天店裡小姐戊○○叫我叫車，乙○○坐在大廳沙發上，在那裡大吼大叫，我後來看到乙○○有流血，不過我不知道她怎麼流血的等語（見偵二卷第37至38頁），均無以證明乙○○所受傷害與甲○○有何因果關係存在。

從而，被告前揭所辯：當天乙○○因酒醉要回家，先走出包廂，後來我跟戊○○一起走出包廂，看到乙○○受傷趴在地上等語，尚非全然無據。

六、綜上所述，就公訴人所指被告之傷害犯行，所為訴訟上之證明，尚未達到通常一般之人均不會有任何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犯行之真實程度，自無從說服本院形成有罪之心證。

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確有公訴人所指前揭犯行，被告此部分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99 年 3 月 2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 箐
法 官 洪培睿
法 官 林依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
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99 年 3 月 2 日
書記官 許珈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