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KSHM,112,上訴,853,20240130,1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85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宋念倫



選任辯護人 梁家豪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44號，中華民國112年9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832號、112年度偵字第11679號），就判決之刑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審理範圍本案上訴人即被告宋念倫（下稱被告）提起上訴，於上訴理由狀及準備程序期日中，均具體陳明僅就原審判決關於科刑部分提起上訴，其他部分不上訴（本院卷第21頁、第92頁）。

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之刑，就犯罪事實、罪名則均依原審判決之認定。

二、上訴意旨被告提出之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警詢筆錄就認罪自白，清礎（楚）訴說，配合警察交出販賣毒品上游，偵察（查）庭也配合法官（檢察官），全程認罪供出，交代清礎（楚）販賣毒品上游，所有行為與徒（途）徑，又因被告家中育有二子，還在年幼成長中，家母年老己（已）邁，尚無工作能力，懇求諒解被告初次犯下販賣毒品之罪，原諒被告無知，予以被告量刑云云（本院卷第21頁、第95頁）。

辯護人則另補充以：被告三次販賣既遂之行為僅分別獲得（新臺幣，下同）2,000元、800元及700元之價金，總計不過3,500元，若再扣除購入毒品之成本，獲利可能僅有百餘元。

請求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被告販賣之對象均係認識之友人，而非在網路上或其他場所向不特定人兜售，並無造成毒品之廣泛流通，犯罪手段並無特別之惡性。

被告原有正常工作，並非依靠販賣毒品牟利維生，僅係一時失慮誤蹈法網。

被告犯後對於偵查機關之詢問均配合偵辦，並供出毒品來源，提供真實姓名及對話紀錄，所為可有效防止毒品之擴散，態度甚為良好云云，為被告辯護。

三、本院之判斷㈠刑之加重減輕部分本件被告所犯之罪，依原審判決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6項、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1罪，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罪3罪，共4罪。

除就所犯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部分，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減輕其刑外，連同其他3罪並均各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關於偵審中均自白犯行之規定、同條第1項供出毒品來源並因而查獲正犯之規定，各予減輕其刑，並各依法遞減輕之。

㈡關於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之說明⒈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

又刑法第59條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生效施行，依修正之立法理由明揭：「一、現行第59條在實務上多從寬適用，為防止酌減其刑之濫用，自應嚴定其適用之條件，以免法定刑形同虛設，破壞罪刑法定之原則；

二、按科刑時，原即應依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本條所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惟其審認究係出於審判者主觀之判斷，為使其主觀判斷具有客觀妥當性，宜以『可憫恕之情狀較為明顯』為條件，故特加一『顯』字，用期公允；

三、依實務上見解，本條係關於裁判上減輕之規定，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乃增列文字，將此適用條件予以明文化」。

故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

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

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⒉查毒品不僅戕害國人身心健康，嚴重影響社會治安，甚至危害國家安全、民族存亡，我國在近代歷史上尤有切身且幾近亡國之慘痛教訓，殷鑑不遠，乃政府立法嚴禁販賣毒品，並以嚴正之刑罰遏止毒品氾濫，凡此均為一般國人、不論老少皆知之甚詳，且杜之尚唯恐不及者，惟被告仍執意犯罪販賣第二級毒品，可鄙行徑，何關可憫。

上訴意旨雖執被告本件販賣毒品犯行之獲利有限，且非透過網路為之云云，資為請求從輕之依據，然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關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法定構成要件，原係以行為人之販賣行為為其規範設計之內涵，並未限定以少量販賣或大宗批發為規範對象，故行為人一有實施販賣該毒品之行為，不論數量、規模若干，其犯罪構成要件即已實現，邏輯上無從得出以販賣數量、所得之多寡，資為主張其態樣已逸脫原立法就責、罰相衡所為考量之依據，並認其行為係值得同情、堪可憫恕而可據以破格酌減其刑之理。

此外，就是否另有家人待扶養或照顧，既屬任何有家之人皆有之家庭義務及個人責任，顯非立法者於制定刑罰規範時所疏未涵括、考量之情形，自亦難認係例外而足堪破格於社會法治秩序及安定之特殊情狀。

是考量本件被告犯罪之情節、態樣、動機及手段，其所為尚難認為已達於構成前述特殊情狀之情事。

遑論本案經前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第1項等規定減輕其刑，其中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部分並更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減輕後，最輕法定本刑已大幅寬減，相較其行為對於國家社會及國民健康所生之危害，斷無過重可言，自無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

㈢量刑審酌之說明⒈按法院為刑罰裁量時，除應遵守比例原則、平等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以及刑法所規定之責任原則，與各種有關實現刑罰目的與刑事政策之規範外，更必須依據犯罪行為人之個別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與責任之嚴重程度，以及行為人再社會化之預期情形等因素，在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間尋求平衡，而為適當之裁量。

又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而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或不當。

⒉原審判決對被告為量刑，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明知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對健康危害至鉅，且為政府嚴令禁絕流通，竟為牟取個人私利，而為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助長毒品泛濫，危害購毒者之身體健康，進而侵蝕國家勞動生產力，影響社會層面非淺；

惟念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並積極配合檢警偵辦其毒品來源，對阻斷本案毒品來源一節有相當之貢獻，可見被告犯後已有深切悔悟之意，復考量被告於本案犯罪情節、販賣毒品次數、交易對象、販賣數量及所獲利益等因素，兼衡被告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涉及隱私，不予詳載）、前案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1年4月（未遂）、2年4月、2年2月、2年2月之刑等情。

經核其量刑除已經以被告之罪責為基礎，詳與審酌各項相關之有利、不利因素之外，並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均不相違背。

被告上訴以其本次係第一次犯罪販賣毒品，請求從輕量刑云云，然其此前因另犯竊盜、詐欺等罪案件，於本案犯行前已分別經偵查終結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嗣並各經法院為有罪判決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素行非佳，顯不因此前所犯之罪並非販賣毒品而有異。

又上訴意旨一再強調被告就本案犯行於偵審中均自白，及已供出上游毒販云云，資為請求從輕之依據，然查其諸此作為均已經依法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自無從再行疊床架屋、重複要求於量刑時，更予特別之優惠，誠不待言。

此外，被告於原審審理時，既自承有從事泥水工之工作能力（原審卷第123頁），其所辯家中尚有60餘歲母親及子女2名之情形，與社會一般同齡階層之人所處之家庭地位、親子狀況大略相當，復為被告於決定犯罪前所既有之情形，是其無視親人期盼在先，待犯罪事發始又執此請求從輕量刑，自無可取。

另就定應執行刑部分，原審判決已審酌被告所犯4罪之犯行時間相近，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理性刑罰政策，考量其犯後態度所表現之人格特性，兼衡刑罰規範目的、整體犯罪非難評價、各罪關連及侵害法益等面向，採對其中最重刑嚴厲化之限制加重原則，給予適度恤刑折扣，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3年。

經核其定刑裁量之行使結果，於公平、比例、罪刑相當原則，及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即法律之內部性界限）下，已屬極大之寬貸，要無過重可言，本院本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自仍應予尊重。

被告上訴指摘其量刑過重，請求更予從輕，實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審判決之量刑既無違法不當，被告執前開情詞，指摘原審量刑過重而提起上訴，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建中提起公訴，檢察官高碧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0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林柏壽
法 官 陳松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佳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