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PCDM,102,易,137,20130610,1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2年度易字第13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瑋明（原名蔡偉諺）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1 年度偵字第2664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瑋明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蔡瑋明（原名蔡偉諺，民國102 年3 月29日更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101 年6 月2 日某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00 號5 樓157 號房居所內，乘同樓層152 號房室友王星超外出上班之際，以不詳方式進入152 號房內（所涉侵入住居部分，未據告訴），竊取王星超所有之存錢筒1 個（內有現金新臺幣約2,000 元）得手，因認其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判例參照）；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

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參照）。

另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參照），亦即必以告訴人之指訴無瑕疵可指且與事實相符，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1485號判決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竊盜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

㈡告訴人即證人王星超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

㈢證人蔡秉憲於偵訊時之證述；

㈣證人蘇義翔於偵訊時之證述；

㈤和解書，為其主要論據。

訊據被告雖不否認其於101 年6 月至8 月間係居住於在新北市○○區○○路000 號5樓157 號房，而告訴人則住於同樓152 號房，另其有於上開和解書之姓名處按捺指印等節，惟堅決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伊不知道告訴人的存錢筒放在哪，也沒有拿他的存錢筒，告訴人雖曾打電話給伊，說他存錢筒不見了，伊其後也有騎機車回去給他檢查，但後來並沒有在伊機車置物箱發現他的存錢筒，告訴人是因為伊告他傷害，所以才告伊竊盜；

伊雖有在和解書之姓名處按捺指印，但該和解書內容是告訴人寫的，且當時是在告訴人房內，告訴人有喝酒，並說如果伊不蓋印，就要打伊，伊只好照辦等語，經查：㈠告訴人歷次所言，存有下列矛盾與瑕疵：⒈關於發覺遭竊的時間部分，告訴人於101 年9 月15日警詢時稱其係於「101 年6 月2 日」19時許返家時發現遭竊（偵字卷第4 頁），惟於101 年11月7 日偵訊時則改稱為「101 年6 月底」（偵字卷第26頁），迨本院審理時先稱是在101 年6 月底，後又改稱應該是5 月底6 月初（本院卷第50頁反面），前後所言並不一致。

⒉關於為何懷疑係被告所竊部分，告訴人於警詢時係稱：101 年6 月1 日夜間零時到零時30分左右，被告到我房間說他摔車腳受傷要借藥膏，我就讓他在我房間擦藥，並出示皮包內只有700 元，所以借他500 元去看醫生。

被告之後稍微聊一下就離開我房間，「可能」當時他有「看到」我房間內有1 個存錢筒內有零錢現金等語（偵字卷第4 至5頁），亦即被告係至告訴人房內擦藥時，剛好看到存錢筒。

惟其於本院審理時卻稱：這個撲滿本來是放在抽屜裡，因為被告向我借錢，我才打開給他看，看完後就隨手放在電視旁邊的桌上，另外他有問我「你那個存錢筒裡面都是放零錢」，我回答說「那是我存來用來之後如果沒有工作時，可以拿來生活用」等語（本院卷第51頁），前後所言顯有齟齬。

況依告訴人所言，可知所指遭竊之存錢筒後來是放在電視旁的桌上，而非較為特殊、隱密的地方，任何人只要進入房內，當可輕易發現該物所在，自難僅因被告於前一天曾至告訴人房間，遽然推論告訴人所稱存錢筒必係被告所竊。

⒊關於存錢筒內零錢的金額部分，告訴人於警詢時係稱：我發現存錢筒遭竊後，就馬上打電話給被告，被告一開始說他沒有偷存錢筒，我說只有你去過我房間並知道存錢筒放置位置，你如果不承認我就報警處理，被告就在電話中承認存錢筒是他拿走，放在他機車的置物箱，並請我到租屋處1 樓等他，我到1 樓時，被告就把存錢筒還我，我發現存錢筒有遭到破壞，因為裡面都是零錢，所以「我不清楚損失多少錢」等語（偵字卷第5 頁），惟於偵訊時則改稱：我在隔天上班回來之後，被告在樓下將撲滿拿還給我，我回去清點之後，只剩1,000 多元等語（偵字卷第26頁）。

迨本院審理時又改稱：我有錢就塞進去，我沒有在數，但是被告還我撲滿時，裡面我清點還剩下2,000 多元等語（本院卷第34頁反面），前後所言亦不相符。

況且，有關告訴人所稱存錢筒是否存在乙節，除告訴人單方之陳述外，別無其他客觀證據可供佐證（告訴人於偵訊時自稱已將該存錢筒丟棄〈偵字卷第26頁〉，於本院審理時又稱被告把撲滿還伊當時沒有其他人在場〈本院卷第52頁反面〉），參以被告除始終否認見過該存錢筒外，亦否認有在住處1 樓返還存錢筒給告訴人，是本案犯罪客體是否存在，亦非無疑。

⒋關於和解書的簽名捺印部分：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雖明確證稱：和解書正反面的蔡偉諺簽名及反面的「雙方和解」等字都是被告寫的，指印也是他蓋的等語（本院卷第51頁反面至第52頁），惟其於偵訊時則稱：被告有在和解書上蓋手印，他說他不會寫字等語（偵字卷第27頁），前後所言已有扞格。

次按判斷文書之真偽、異同，原非以鑑定為必要之方法，而法院核對筆跡，本為調查證據方法之一種，其有關通常之書據，若一經核對筆跡，即能明確辨別真偽、異同者，法院本於核對之結果，依其心證而為判斷，雖不選任鑑定人實施鑑定，不得指有未予調查證據之違法（最高法院77年度第1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二）第二˙甲之九參照，嗣本則決議曾於95年9 月5 日經最高法院95年度第17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修正部分內容，惟其中第二˙甲之九部分則未修正）。

細觀上開和解書正反面中「蔡偉諺」簽名字跡（和解書原本存放於偵字卷證物袋內），其筆觸、筆韻及運筆方式，除與和解書其他文字較為一致外，亦與被告在警詢筆錄、權利告知通知書、夜間偵訊同意書（偵字卷第9 、12、13頁）上之簽名顯然不同，且證人蘇義翔亦於偵訊時證稱：告訴人曾向伊說和解書的立書人是他，被告只有蓋手印等語（偵字卷第45頁），另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亦始終堅稱僅在和解書按捺指印。

從而，告訴人前揭於本院審理時所言，除與其偵訊所言矛盾外，亦與卷內其他事證顯不相符。

⒌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雖又證稱：（簽立和解書的過程為何？）過程沒有其他人在，我本來另1 支手機有錄音，被告有承諾說要賠償我等語（本院卷第51頁反面），但查告訴人係於101 年9 月14日報警並對被告提出竊盜告訴，距其簽立和解書（按即101 年8 月）不到1 個月，而其錄音之目的，無非係為佐證和解書內容之真正，然其卻未妥予保存，而僅於警詢時提出和解書為證，已與常理不符，另其於警詢、偵訊時對錄音部分亦隻字未提，所述是否真實，誠非無疑，自難以其單方陳述，即認所言屬實。

㈡關於和解書之簽立過程，被告於警詢時係稱：該和解書不是我所簽，當時是在告訴人房內，告訴人酒後威脅我，如果我沒有蓋手印，他就要打我，他並拉我的手去蓋手印，我的簽名是告訴人簽的，內容也是告訴人寫的等語（偵字卷第9 頁），101 年11月7 日偵訊時亦稱：和解書不是我簽的，不是我自己蓋的，當時是有喝酒的情況，手印有一個是告訴人的，是告訴人拉我的手去蓋的等（偵字卷第27頁），101 年11月29日偵訊時復稱：和解書是告訴人威脅我蓋的，他恐嚇我說如果我不蓋，他就要打我，我就嚇到了，我就蓋，只有我名字的地方有指印是我蓋的等語（偵字卷第36頁），迨本院審理時仍為相同陳述（本院卷第19頁反面至第20頁），前後陳述大致一致。

又告訴人雖否認有酒後威脅被告簽名捺印等情，惟查上開和解書係被告與告訴人2 人在告訴人房內所簽，當時並無他人在場乙節，業據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本院卷第52頁反面），核與被告所述相符，參以被告患有小腦萎縮症，此有身心障礙手冊及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查（偵卷第15頁、本院卷第56頁），因而導致其肢體反應能力受到影響，則被告於與告訴人存有體能上之落差，又無法對外求援之情形下，不得不在和解書上捺印，即非毫無可能。

況按被告於法院外之機關所為之自白，即審判外之自白，苟非出於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最高法院31年上字第1515號判例參照）。

上開和解書性質上既屬被告於審判外之自白，除須非出於不正之方法外，尚須與事實相符，始得作為證據，而被告雖有在上開和解書捺印，然因和解書之內容乃告訴人書寫，且被告自警詢、偵訊乃至於本院審理時亦始終堅稱係受迫而捺印，此與被告自行書寫內容並捺印確認之情形，在證據證明力上應有程度上之差異，而難等同視之，當亦無從據以佐證告訴人所言之真實性。

至於公訴人另以和解書上有載明被告年籍資料，推論被告辯稱係受迫捺印等語不可採信，固非無見，惟查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業已證稱：當天被告身分證有拿出來等語（本院卷第51頁反面），另依其前揭審理時之證詞，可知和解書上被告之年籍資料並非被告所書寫（亦即為告訴人所書寫），自難僅因其上載有被告年籍資料，遽認被告係在意思表示自由的情形下自願按捺指印，附此說明。

㈢查證人蔡秉憲於偵訊時係稱：（當時你將被告電話告知告訴人？）是的，我有問告訴人為何要我哥的電話，告訴人回答說我哥欠他500 元，我就把電話給告訴人，告訴人回房間打等語（偵字卷第35頁），核與告訴人於偵訊時所稱：我沒有告訴蔡秉憲為何我要找被告，他就直接把被告的電話給我，我就回房間打等語（偵字卷第35頁），已有部分出入，且若證人蔡秉憲所言屬實，告訴人何以不直接點明存錢筒遭竊，反而避稱係被告欠伊500 元云云？似有蹊蹺之處。

姑不論兩者歧異之處，單以證人蔡秉憲前揭所言，至多僅能證明告訴人曾有詢問被告電話號碼之行為，而無法證明被告確有行竊，或被告於接獲告訴人電話後，曾向其坦承行竊乃至於返還存錢筒等事實，自難據以佐證告訴人所言之真實性。

㈣查證人蘇義翔於偵訊時證稱：約101 年7 、8 月份時，告訴人有告訴我說被告偷他的錢，沒有講偷了多少，告訴人說他當時錢放在他抽屜裡面，我當時有問被告說有無證據，被告說「沒有」等語（偵字卷第45頁），倘其上開所言屬實，即與告訴人所稱：伊發覺遭竊當日晚上，被告有騎機車回到租屋處1 樓返還存錢筒云云，有所矛盾。

另查證人蘇義翔於偵訊時證稱：告訴人發現錢不見時，有去被告房間找被告，被告當時不在，告訴人就向被告的弟弟問電話，然後打電話給被告，被告就回來將存錢筒還給告訴人；

告訴人親自撰寫協議書（按即和解書），立書人是告訴人，被告只有蓋手印，這些都是在101 年7 月告訴人告訴我的等語（偵字卷第45頁），惟查上開和解書係於101 年8 月間始簽立，業據告訴人及被告陳述明確，故證人蘇義翔此部分所言，已有時間點上的矛盾，且綜其上開證言，可知其就被告有無行竊、告訴人如何打電話聯絡被告及被告如何書立和解書等節，均係聽聞告訴人之陳述而來，亦難據以佐證告訴人所言之真實性。

四、綜上所述，告訴人所為指述及證述，既有前述矛盾與瑕疵存在，而不論是被告捺印之和解書，抑或證人蔡秉憲、蘇義翔之證詞，均難據以佐證告訴人所言之真實性，而被告則係始終否認犯罪，依據公訴人所舉上開證據方法，仍未達到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有起訴書所載竊盜犯行之程度，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竊盜犯行，揆諸前揭法條及判例意旨，本案既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依法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檢察官王俊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6 月 10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楊明佳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
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莊姍錞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6 月 1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