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SLDM,100,自,11,20110916,1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0年度自字第11號
自 訴 人 蔡衍明
自訴代理人 陳鴻琪律師
廖芳萱律師
被 告 黃天麟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天麟無罪。

理 由

一、自訴意旨略以：自由時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自由時報）於民國100 年2 月8 日在財經新聞A6版曾刊登一則標題為「爭奪國票金，中資色彩臺商軋一腳」新聞，無端影射自訴人中資色彩濃厚，且因自由時報一貫立場及主張，「中資」與「賣臺」幾乎同為代名詞，自訴人蔡衍明已針對撰寫及決定刊登該報導之人提起自訴（經本院以100 年度自字第8 號案件審理中），而該篇報導之後，報載多位立委及政論節目名嘴均批評自由時報不應以「臺商在大陸賺錢後回臺灣投資，就泛政治化地認定為中資」，其後亦有社論批評自由時報不講究客觀事實，刻意抹黑大陸投資之企業主有中資色彩，實屬不當。

被告黃天麟乃於前開背景，撰文「論中資」呼應前開100 年2 月8 日之自由時報報導，並刊登於100 年2 月16日自由時報A13 版及自由時報電子報，該文中處處迴護前開報導之立場，雖未指明自訴人姓名，但已可推知文內所稱「把所有經營重點放在中國，享盡中國優惠條件，成功後持續在中國擴大版圖，回國投資又以處處迎合北京意旨，宣揚『祖國』為己任」的臺商為自訴人，況且，細繹該文章內容，第1 段顯在支持上開自由時報指述自訴人為中資之立場，並肯定該報導提出「中資」議題，出於社會責任，第2 段則藉由中國對臺之安全威脅為現在進行式之論述，主張「中資等於中國，中資出賣臺灣」，第3 段認為不能以是否有中國官方資金為判斷中資之依據，顯見肯定自由時報報導自訴人為中資，第4 段再次重申「中資等於中國，中資出賣臺灣」之立場，第5 段則排除其他赴大陸投資臺商會被認定為中資之疑慮，並重申自由時報報導指述自訴人係中資之事為正確，且引述共諜羅賢哲案為殷鑑，再次強調自訴人會賣臺，被告以身為前總統府國策顧問之身分，透過自由時報發表上開文章，散布貶損自訴人名譽之言論，因認被告黃天麟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且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有罪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30年上字第816 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資參照）。

次按非對於特定人或可推知之人所發之言論，自不構成刑法第309條及第310條之罪（司法院院解字第3806號解釋亦可參照）。

三、自訴人起訴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以100 年2 月16日自由時報電子報及該報A13 版被告所撰寫之「論中資」、100 年2 月8 日自由時報財經新聞A6版「爭奪國票金，中資色彩臺商軋一腳」之報導、100 年2 月9 日中國時報電子報「國票金經營權之爭，立委：臺商回臺投資，不應被扣帽子」之報導、中國時報「『短評』真是無品」之社論、100 年2 月10日中國時報電子報「立委：炒地皮的，別戴人紅帽子」之報導、中國時報「『社論』胡亂界定中資，惡扣企業紅帽子」之社論及100 年2 月11日中國時報「『社論』讓紅色麥卡錫主義化為灰燼」之社論、旺報「『社評』抹紅臺商為中資，這是什麼心態？」之社論各1 份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於為文撰寫「論中資」一文，並刊登於100年2 月16日自由時報電子報及該報A13 版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妨害名譽之犯行，辯稱：伊並未指名自訴人，自訴人所主張之事實及理由實為自由時報、中國時報之報格立場之爭，而伊所撰寫之「論中資」本為可討論之公共議題，文章內容屬於學術討論範圍，並向政府提出審查中資之標準，其中提及臺商只要根留臺灣，處處能以鄉土為出發點思考問題，此屬一般性陳述，自訴人何以對號入座、自賞耳光，此外討論羅賢哲案件也是提醒國人注意，自訴人竟據此對伊提起訴訟，顯以刑事訴訟程序恫嚇人民，以達偶語棄市、大興文字獄之路等語。

五、經查：㈠程序方面：⒈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自訴人自訴被告犯加重誹謗罪，而被告所撰之文章係刊載自由時報，經查該報之公司所在地為臺北市○○區○○路405 號15樓，報社社址則在臺北市○○區○○路399 號，此有公司登記資料查詢、自由時報電子報之網路列印資料在卷可稽，是本院對於本案自屬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⒉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至第159條之4 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

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 分別定有明文。

經查，本院以下所引用之證據，自訴代理人、被告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對於其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16頁背面），而視為同意該等證據具有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各該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事，是均具有證據能力。

㈡實體方面：⒈被告所撰寫「論中資」一文，刊登於100 年2 月16日自由時報電子報及該報A13 版之事實，業經被告自承在卷（見本院卷第40頁背面），並有自由時報100 年2 月16日A13 版及該報電子報列印資料附卷可憑（見審查卷第7 頁、第8 頁），此部分事實應堪以認定。

⒉茲應審究者，被告前開所為是否成立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惟查：①細繹被告所撰寫前開「論中資」全文，內容通篇所論均為認定「中資」之標準界定及其重要性，絲毫未曾提及自訴人，或可得而知所指為自訴人之處，是自訴人認該篇文章對其構成誹謗，已有可疑，況且，被告文章末段係針對先前所提出之中資標準，就正反面予以評論，對於正向部分固舉出如臺塑、臺積電等企業為例，對於負面部分，則未舉出任何實例，僅稱「反之，若是把所有的經營重點放在中國，享盡中國優惠的條件，成功後持續在中國擴大版圖，回國投資又以處處迎合北京意旨，宣揚『祖國』為己任的臺商資金」，係以假設性語氣加以陳述，顯然並未刻意指涉任何特定人，更難謂有何誹謗之犯行，自訴人仍認此部分確有誹謗己身之嫌，顯有誤會。

②再者，自訴人以被告曾閱覽100 年2 月10日中國時報電子報「胡亂界定中資，惡扣企業紅帽子」後，始撰寫本件「論中資」一文，文中並提及羅賢哲一案，顯然影射自訴人賣臺乙節（見本院卷第41頁），而被告固承認撰寫「論中資」一文前，曾閱讀過100 年2 月10日中國時報「胡亂界定中資，惡扣企業紅帽子」、100 年2 月11日中國時報「『社論』讓紅色麥卡錫主義化為灰燼」，後者亦啟發其撰寫該文（見本院卷第39頁背面），惟被告所撰寫之「論中資」內容並未指涉特定人士，所述內容亦為討論區辨中資之標準及重要性，難認有誹謗之嫌，詳如前述，更遑論上揭100 年2 月10日中國時報「胡亂界定中資，惡扣企業紅帽子」、100 年2 月11日中國時報「『社論』讓紅色麥卡錫主義化為灰燼」兩篇社論內容（見審查卷第13頁、第15頁），僅前者文中以「再以『中資色彩濃厚的蔡姓臺商』影射旺旺中時集團負責人」一句明確提及自訴人，其餘部分均在討論何謂中資，更與被告所稱撰寫「論中資」一文目的在提出界定「中資」之標準相互吻合一致，益徵其所辯顯屬可信，自訴人僅以被告曾閱覽過上揭兩篇社論，逕予推論被告所撰寫之「論中資」一文刻意影射、誹謗己身賣臺，顯然邏輯推理過於跳躍，更屬誤繆。

六、綜上所述，被告固於上開時地，為文撰寫「論中資」一文，並刊登於100 年2 月16日自由時報電子報及該報A13 版之事實，然其所撰寫之文章僅論述認定中資之相關標準及重要性，內容並未刻意指涉自訴人，或令人可得聯想為自訴人，自難認有何誹謗自訴人之情事，此外，自訴人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犯罪之情事，揆諸前開說明，自屬不能證明犯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9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自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
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宮瑩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9 月 1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