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SLDM,111,審金訴,1279,20230420,1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審金訴字第1279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建章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20373號），本院合議庭因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建章犯附表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各處附表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宣告刑。

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被訴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附表編號一所示被害人林澧邦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實及理由

一、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

本件所援引被告黃建章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本案採行簡式審判程序，復無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依上說明，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外，證據部分並更正及補充如下：㈠檢察官起訴書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欄「證據名稱」編號3關於「楊舒伃於」之記載，其中「於」字應予刪除。

㈡補充：被告黃建章於審判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48、78、118、119頁）。

三、論罪科刑：㈠核被告黃建章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2條第2款之洗錢罪。

被告就上開罪行，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閃電安」、「多喝水」、「糖醋」及其他不詳詐欺之詐欺集團成員間，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俱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又被告就所犯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罪行，既均在同一犯罪決意及計畫下所為行為，雖然時、地，在自然意義上並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行為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即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各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另被告上開所犯為3次犯行，分別侵害不同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按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又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

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

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

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參照）。

本件被告於審判中既就其所為洗錢犯行自白不諱（見本院卷第48、78、118、119頁），依上說明，就被告洗錢部分之犯行，原應減輕其刑，惟其本案犯行均係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則就其所為洗錢部分犯行即想像競合輕罪得減輕其刑部分，本院於依刑法第57條規定量刑時，即應併予審酌。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為詐欺集團擔任人頭帳戶取簿手，依照該集團之計畫而分擔部分犯行，利用一般民眾對於交易秩序之信賴，作為施詐取財之手段，進而掩飾或隱匿詐欺贓款，而侵害告訴人林心慧、楊詠嫣、楊舒伃之財產權益，更嚴重影響社會治安、交易秩序及人我際之信任關係，所為實無足取，兼衡被告之素行，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按，犯後坦認犯行，非無悔意之態度，且已與告訴人楊詠嫣成立調解並給付部分賠償金額，有調解筆錄、收據（見本院卷第81至83頁）在卷可稽，併考量被告參與詐欺集團組織之程度及分工角色、告訴人林心慧、楊詠嫣、楊舒伃遭詐之物品與金額，及被告自陳為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做水電，離婚，有2名未成年子女，與小孩同住之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宣告刑（詳附表），資為懲儆。

㈤復按審酌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並非予以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不當之利益，為一種特別的量刑過程，相較於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係對一般犯罪行為之裁量。

而定應執行刑之宣告，乃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以使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以區別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之不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

故定應執行刑時，除仍應就各別刑罰規範之目的、輕重罪間體系之平衡、整體犯罪非難評價，為綜合判斷外，尤須參酌上開實現刑罰公平性，以杜絕僥倖、減少犯罪之立法意旨，為妥適之裁量。

本院衡酌被告於本案所參與之犯行，相距間隔密接，且屬同一詐欺集團所反覆實施，侵害法益固非屬於同一人，然基於共同犯意聯絡擔任人頭帳戶取簿手參與各次犯行之方式並無二致，犯罪類型同一，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較低。

依上說明，本於罪責相當性之要求，在上述內、外部性界限範圍內，就本件整體犯罪之非難評價、各行為彼此間之偶發性、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予以綜合判斷，及斟酌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乃就前揭對被告所量處之各該宣告刑，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㈥另按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或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已逾5年，而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者，始符合緩刑之要件，刑法第74條第1項乃有明文規定。

本案判決時，被告已另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審簡字第2088號判決宣告多數有期徒刑，並合併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4月，此有上開前案紀錄表及該案刑事簡易判決書與其起訴書可按，固然尚未確定，惟既已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且其亦另涉有多起加重詐欺及洗錢案件，刻於法院審判中，亦可徵諸上開前案紀錄表，本案自不宜予宣告緩刑，併此敘明。

四、關於沒收部分：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

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前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固有明文。

然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實際所得者為限，苟無所得或尚未取得者，自無從為沒收追繳之諭知（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434號判決參照）。

又就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往昔實務雖採連帶沒收之見解；

惟按沒收，是以犯罪為原因，對於物之所有人剝奪其所有權，並將之強制收歸國有的處分，其重點在於所受利得之剝奪。

故無利得者，本不應生剝奪財產權之問題。

參諸民事法上多數利得人不當得利之返還，並無連帶負責之適用，因此即令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亦應各按其實際利得數額負責，而非負連帶責任，始屬合理。

此與犯罪所得之追繳並發還被害人，重在填補損害而應負連帶返還之責任（司法院院字第2024號解釋參照）及以犯罪所得作為犯罪構成（或加重）要件類型者，基於共同正犯應對犯罪之全部事實負責，則就所得財物應合併計算之情形，迥然不同。

至於共同正犯各人實際上究竟有無犯罪所得，或其犯罪所得究竟多寡，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所得認定之。

本件被告黃建章否認有因參與本案犯罪而有實際取得報酬（見本院卷第48頁），而卷內查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因本案犯行實際獲取任何報酬，已無犯罪所得應予宣告沒收之問題。

至本案告訴人楊詠嫣、楊舒伃雖分別遭詐取有如起訴書附表編號2、3所示之金額，然卷內亦查無事證足以證明被告確有收執該等詐欺贓款，亦乏證據證明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就上開款項享有共同處分權，是尚難將詐欺集團成員自告訴人楊詠嫣、楊舒伃所詐得之上開款項，認屬本件被告犯罪所獲得之利益，依上說明，自無從依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於本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㈡另按犯洗錢防制法之洗錢罪，其所移轉、變更、掩飾、隱匿、收受、取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其立法理由乃為沒收洗錢行為標的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惟刑罰法令關於沒收之規定，兼採職權沒收主義與義務沒收主義。

職權沒收，係指法院就屬於被告所有，供犯罪所用、預備用或因犯罪所得之物，仍得本於職權斟酌是否宣告沒收。

義務沒收，則又可分為絕對義務沒收與相對義務沒收。

前者指凡法條有：「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之特別規定者屬之，法院就此等物品是否宣告沒收，無斟酌餘地，除已證明滅失者外，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或有無查扣，均應宣告沒收；

後者則係指供犯罪所用、預備用或因犯罪所得，以屬於被告所有者為限，始應予以沒收（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069號判決參照）。

而上開洗錢防制法關於沒收之條文既未規定「不論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而採取相對義務沒收主義，自仍以屬於被告所得管領、處分者為限，始應予以沒收。

本件洗錢部分所得，卷內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經手接收，既非被告所有，亦未在其實際掌控中，則被告就此部分財物本不具所有權及事實上處分權，自非其所得管領、處分，即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併予敘明。

五、檢察官起訴意旨另以：被告黃建章本案第1次所涉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同時涉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云云。

惟查：㈠按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8條前段定有明文。

次按依第8條之規定不得為審判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7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又訴訟上所謂之一事不再理，關於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均有其適用，蓋依審判不可分之效力，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存有一罪關係之全部犯罪事實，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之規定，本應併予審判，是以即便檢察官前僅針對應論屬裁判上一罪或實質上一罪之同一案件部分事實加以起訴，先繫屬法院既仍應審究犯罪事實之全部，縱檢察官再行起訴者未為前起訴事實於形式上所論及，後繫屬法院亦非可更為實體上之裁判，俾免抵觸一事不再理之刑事訴訟基本原則。

次按刑罰責任之評價與法益之維護息息相關，對同一法益侵害為雙重評價，是過度評價；

對法益之侵害未予評價，則為評價不足，均為法之所禁。

又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

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

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

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

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

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參照）。

㈡本案檢察官就被告參與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之犯行起訴，係於民國111年12月1日繫屬本院，此有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12月1日士檢卓氣111偵20373字第1119065873號函上所蓋之本院收文章（見本院卷第3頁）可憑，而被告參與同一詐欺集團犯罪組織所為之其他加重詐欺犯行，前已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6032號提起公訴，並於111年10月17日繫屬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經該法院以111年度金訴字第1932號審理中，有該案檢察官起訴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依上說明，被告所涉同一參與犯罪組織罪嫌，應與「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是本案既為繫屬在後，則上開前案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方屬應與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論以想像競合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本案加重詐欺犯行即非所謂「首次」犯行，僅單獨論罪科刑即可，而無於本案再重複審究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罪之餘地。

從而，本案檢察官起訴被告涉有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既屬上開前案之審理範圍，自應由前案審理，就此部分本院原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但檢察官認此部分與前述有罪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六、又檢察官起訴意旨雖認被告黃建章就起訴書附表編號1所示被害人林澧邦部分，亦涉有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嫌云云。

惟查：㈠按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8條前段定有明文。

又依第8條之規定不得為審判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同法第303條第7款亦有明定。

且所謂「同一案件」，乃指前後案件之被告及犯罪事實俱相同者而言，既經合法提起公訴或自訴發生訴訟繫屬，即成為法院審判之對象，而須依刑事訴訟程序，以裁判確定其具體刑罰權之有無及範圍，自不容許重複起訴，檢察官就同一事實無論其為先後兩次起訴或在一個起訴書內重複追訴，法院均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款或第7款就重行起訴之同一事實部分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以免法院對僅有同一刑罰權之案件，先後為重複之裁判，或更使被告遭受二重處罰之危險，此為刑事訴訟法上「一事不再理原則」。

㈡本件被告上開被訴就被害人林澧邦為詐欺及洗錢部分之同一犯罪事實，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3635、25737號提起公訴，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審簡字第2088號刑事簡易判決於112年1月6日判處罪刑後，刻正上訴於同法院合議庭以112年度簡上字第50號審理中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審簡字第2088號刑事簡易判決及其起訴書附卷可稽，而被告本案經檢察官起訴所涉上開部分犯行，則係於111年12月1日始繫屬本院，同有上開前案紀錄表可按，可見檢察官係就被告上開所涉部分犯行再行重複起訴，依上說明，自應由本院就此部分諭知公訴不受理。

七、另按倘係案件應為免訴或不受理諭知判決（含一部事實不另為免訴或不受理諭知之情形）時，因屬訴訟條件欠缺之程序判決，與被告已為之有罪陳述，並無衝突，且與犯罪事實之認定無關，而與簡式審判僅在放寬證據法則並簡化證據調查程序，並非免除法院認事用法職責，亦無扞格，更符合簡式審判程序為求訴訟經濟、減少被告訟累之立法意旨，此時法院既係於尊重當事人之程序參與權後，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如檢察官於訴訟程序之進行中，未曾異議，而無公訴權受侵害之疑慮時，縱使法院並未撤銷原裁定，改行通常審判程序，以避免訴訟勞費，仍屬事實審法院程序轉換職權之適法行使，不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判決參照）。

本案前揭應不另為不受理判決之部分，屬與檢察官起訴經本院論罪科刑分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一部，而上開應諭知不受理判決之部分，則僅為檢察官起訴被告所涉犯行之被害人4人中之1人，且該等部分亦均未有「不宜」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情形，為求訴訟經濟、減少被告訟累，爰就此二部分不再撤銷原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之裁定而改行通常審判程序，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303條第7款，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第14條第1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55條、第51條第5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建蕙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清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0 日
刑事第十庭法 官 李冠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
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杜依玹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55條
（想像競合犯）
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
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 文 1 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關於告訴人林心慧部分 黃建章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2 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及其附表編號2關於告訴人楊詠嫣部分 黃建章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3 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及其附表編號3關於告訴人楊舒伃部分 黃建章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