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TCDM,111,交易緝,11,20230628,1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交易緝字第1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潘俊憲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潘俊憲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潘俊憲於民國109年10月17日凌晨4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沿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4段由東往西方向行駛，於同日凌晨4時46分許，途經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4段與熱河路2段交岔路口時（下稱本案路口），理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依當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道路無障礙物、視距良好、行車管制號誌正常等情況，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竟疏未注意及此，適告訴人劉○為（93年1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無駕駛執照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B車），沿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途經上開路段時未依規定兩段式左轉，貿然在上開交岔路口左轉朝熱河路方向行駛。

由於雙方各有上開過失，被告所駕駛上開A車左前方葉子板與告訴人騎乘之B車車頭發生碰撞，造成告訴人受有右手第五掌骨開放性骨折併伸肌腱斷裂、右足第三趾骨開放性骨折等傷害。

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第1項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需依積極證據，茍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判決可資參照)；

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

且如未能發現相當確實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

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另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

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

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不能為被告有罪之判決（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刑事訴訟法第308條規定：「判決書應分別記載其裁判之主文與理由；

有罪之判決並應記載犯罪事實，且得與理由合併記載。」

同法第310條第1款規定：「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分別情形記載左列事項：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

及同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揆諸上開規定，刑事判決書應記載主文與理由，於有罪判決書方須記載犯罪事實，並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

所謂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該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之「應依證據認定之」之「證據」。

職是，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另外涉及僅須自由證明事項，即不限定有無證據能力之證據，及彈劾證人信用性可不具證據能力之彈劾證據。

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諭知，則被告並無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存在，既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規定「應依證據認定之」事實存在，因此，判決書僅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理由內記載事項，為法院形成主文所由生之心證，其論斷僅要求與卷內所存在之證據資料相符，或其論斷與論理法則無違，通常均以卷內證據資料彈劾其他證據之不具信用性，無法證明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存在，所使用之證據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是以被告既經本院認定其本案犯罪乃屬不能證明（詳後述），本判決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過失傷害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訴、告訴人之指訴、臺中市北屯區公所函文、移送偵查聲請書、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現場蒐證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超速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過失傷害之犯行，辯稱：我是從側面的輪胎被撞，我看到告訴人時已經來不及了，當時我已經進入交岔路口，告訴人已經在我的左手邊，我無法閃避，他就從側面撞過來了等語(見本院卷第67至69、183、193至201頁)。

經查：㈠被告於109年10月17日凌晨4時許，駕駛A車，沿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4段由東往西方向行駛，於同日凌晨4時46分許，遵循綠燈指示途經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4段與熱河路2段交岔路口時，適有告訴人無駕駛執照騎乘B車，沿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

而告訴人卻未依兩段式左轉，於抵達上開路口時逕為左轉，致被告煞停不及，所駕駛A車左前方葉子板與告訴人騎乘之B車車頭發生碰撞，造成告訴人受有右手第五掌骨開放性骨折併伸肌腱斷裂、右足第三趾骨開放性骨折等傷害乙節，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時指證明確（見偵15卷第47至53頁），並有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現場蒐證照片在卷可稽（見偵15卷第33、41、89、91、93、95至97、99至101、107、109、117、119至127頁），被告對此亦無異詞，此部分之事實堪可認定，合先敘明。

㈡按刑法之過失犯，以行為人對於結果之發生，應注意並能注意為成立要件，苟行為人縱加注意，仍不能防止其結果之發生，即非其所能注意，自難以過失論（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1110號判決意旨參照）。

而過失責任之有無，端視行為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對於結果之發生能否預見，行為人倘盡最大程度之注意義務，結果發生是否即得避免，以為判斷。

行為人若無注意義務之違反，固毋庸論，倘結果之發生，並非行為人所得預見，或行為人縱盡最大努力，結果仍不免發生，即不得非難於行為人，此乃刑法採行意思責任主義及規範責任理論之當然結論。

從而，被告是否確有檢察官所指過失傷害之犯行，其前提要件端視被告駕駛A車行經肇事地點時，是否確有公訴意旨所指違反上開注意義務，並致前開事故之發生。

查：⒈次按汽車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定有明文。

對於直行車之汽車駕駛人而言，其行駛時所應注意之「車前」狀況，應係指依一般社會通念，位在其車輛前方對於碰撞結果之發生可得預見且具有迴避可能性，而應予注意避免碰撞之一切行人、其他車輛，此乃基於一般社會相當性之當然解釋，是以，此注意義務尚須綜合客觀狀況及人體反應時間而定，非謂車輛煞車不及，該車駕駛人即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義務違反。

⒉經本院當庭勘驗本案路口之監視器（檔名:文心路與熱河路口全景1）拍攝畫面，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擷圖可憑（見本院交易緝卷第68頁)，結果如下:⑴畫面時間04:44:30，告訴人機車之車燈出現在畫面左方。

⑵畫面時間04:44:32，告訴人機車開始往左偏。

⑶畫面時間04:44:35，告訴人機車行駛至該行向之停止線（從中間數來第二車道左右）。

⑷畫面時間04:44:37，被告車影出現在畫面約右方偏上（車尾約在斑馬線上）；

同時間告訴人機車約在該路口正中間（車頭已進入被告之行向）。

⑸畫面時間04:44:37，兩車發生碰撞（被告車輛煞車燈亮起，在此之前無法判斷煞車燈有無亮起）。

⒊依本院上開勘驗本案監視錄影器結果所示，影片畫面時間「04:44:35」時可見到告訴人騎乘B車由畫面左方往右方駛出，於影片畫面時間「04:44:36」時可見告訴人騎乘B車約至左轉車道之停止線，並於影片畫面時間「04:44:37」時告訴人未減速即左轉而橫越被告所行駛車道，兩車旋於影片畫面時間「04:44:37」時發生碰撞，此業經本院勘驗影像明確。

而本案路口係設有機車兩段式左轉號誌，且亦有漆繪明顯之機車待轉區，可供左轉機車停等待轉之用，亦即機車駕駛人須依指示至機車待轉區等候左轉，而非於雙向直行綠燈情形下即可逕自左轉，此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即足明瞭（見偵15卷第89頁），考量告訴人未依規定至路口機車待轉區等候左轉，即倉促左轉而橫越被告所行駛之車道，而被告係綠燈直線駕駛於其所在車道，其得以注意告訴人車輛之動態時，與告訴人所騎乘B車之距離已極為接近，且兩車復均持續行進中，以致於未逾1秒後即發生交通事故，則被告於如此短暫之時間內，能否立即反應煞停A車以避免本件交通事故之發生，實有疑義。

⒋又經本院將本案送請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鑑定結果認為告訴人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至設有行車管制號誌交岔路口，未依號誌(直行箭頭綠燈)、標誌(機慢車兩段左轉)、標線(機慢車左轉待轉區)指示逕沿直行車道進入路口左轉彎致生事故，為肇事原因；

被告駕駛自用小客車，無肇事因素，此有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111年11月3日中市車鑑字第0000000案鑑定意見書在卷可稽（見本院交易緝卷第141至143頁）；

為求究明肇事責任歸屬，乃再送請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進行覆議，結論與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之鑑定意見相同，肇事分析欄位內新增「綜上經委員研議，認係B車行至設有行車管制號誌交岔路口，未依號誌(直行箭頭綠燈)、標誌(機慢車兩段左轉)、標線(機慢車左轉待轉區)指示逕沿直行車道進入路口左轉彎致生事故，為本起事故之肇事原因，屬A車無法防範之事況；

另依現有卷附資料礙難據以計算A車肇事前之實際車速」等語，此有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委員會於112年3月7日覆議字第0000000案覆議意見書足資參佐（詳本院交易緝卷第163至165頁）。

則依前揭專業鑑定機關之鑑定及覆議結論，均一致認為告訴人前揭疏未注意號誌、標誌及機車待轉區標線而貿然左轉之違規行為，始為本件車禍之唯一肇事因素；

被告因無法防範而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並無肇事原因等情，益見本案車禍之發生，的確難期被告有防範迴避之可能。

⒌基上，告訴人未依規定騎乘B車至本案路口機車待轉區等候左轉，即倉促左轉而橫越被告所行駛車道，致與直行之A車發生碰撞，如非告訴人在本案路口違規左轉，依照被告原本遵循綠燈指示直行之情形下，殊難想像如何肇致本案車禍之發生。

故而告訴人前揭違規左轉之行為，已足使其自身陷於遭受對向直行車輛撞擊之風險，且告訴人此一貿然左轉之交通違規情狀，更為一般遵守號誌行車之汽車駕駛人所難以預見，是以根據目前卷內所附之資料觀察，尚無從認定被告應負本案車禍肇事責任之判斷結論，且公訴人亦未提出與此相反之鑑定意見或其他事證據以反駁，自難認被告駕車有何過失，而對被告以刑法過失傷害罪責相繩。

⒍公訴人雖於本院審理時指該日係因被告超速駕駛A車行經本案路口致煞車不及而導致車禍發生，因認被告仍有過失傷害罪嫌等語（見本院交易緝卷第199頁）。

然查：⑴依照案發後員警所製作之談話紀錄表記載，被告當時係稱：未注意行車速度等語（見偵15卷第99頁）；

而被告於偵訊時則供稱：我承認未減速慢行，有疏失等語（見偵15卷第50頁）；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則供稱：印象中時速七八十，但是我忘記了，我確定車速超過六十等語（見本院交易緝卷第133頁）。

綜上所陳，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其有超速，然其歷次供述關於本案車禍發生前之時速究竟為何乙節，已有前後不一之情形，故是否有超速之事實，仍應有客觀事證佐證，始得認定。

另就車輛時速之多寡，通常係藉由機器測速顯示或客觀跡證回推而產生具體數值，並非單憑肉眼觀察車輛移動即可主觀判斷，是雖經本院勘驗案發時本案路口之監視器畫面，可知被告駕車之速度非慢，仍難據此認定被告實際駕車速度為何及是否有超速等事實。

又本院送覆議委員會鑑定肇事責任，結果亦無法得知被告當時之車速，業如前述，是依現存證據資料所示，實無從證明被告肇事前之確切車速。

⑵檢察官對其認定被告過失責任所憑證據，自應負擔實質之舉證責任，且因檢察官具有偵查犯罪及調度司法警察之權限，於案件偵查期間更因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之規定，而享有祕行調查證據之不公開偵查權力，如因舉證不足或證據瑕疵以致客觀事實不明之不利益後果，即不能反而推由被告承擔，而應依「罪疑唯輕」或「無罪推定」等刑事法原則，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從而，本案既無其他客觀跡證足以判斷被告行車時速之具體數值，且其前後所述又非一致，自無從逕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又縱如公訴意旨所稱被告於本案有超速駕駛之過失情節，然告訴人未依規定至路口機車待轉區等候左轉，即倉促左轉而橫越被告所行駛車道，致未逾1秒後即發生交通事故等情已說明如前，則被告是否在未超速之情況下，即能在當下有足夠反應時間及距離將車煞停，從而可迴避本案車禍發生及告訴人之受傷結果?實非無疑，卷內尚乏證據證明前述推論，要難採憑。

㈢綜上所述，公訴人雖提出前揭證據佐證被告涉有過失傷害犯行，惟此等證據固足以證明被告所駕駛A車與告訴人騎乘之B車碰撞，致告訴人受有傷害之事實，然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基於「罪證有疑，利歸被告」之證據法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公訴人所指之犯罪事實即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俊杰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元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吳孟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
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林育蘋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