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TCHM,112,金上訴,1328,20230706,1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上訴字第132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呂哲禮


選任辯護人 李建德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59號中華民國112年4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246、424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審理範圍：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

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呂哲禮（下稱被告）及辯護人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69頁），對於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沒收部分均不爭執，故依前揭規定意旨，本院應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妥適與否進行審理，其他部分則非本院之審判範圍，先此說明。

二、本案之犯罪事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所犯罪名、沒收部分，詳如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

三、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規定業於111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16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經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修正後之規定就被告自白犯罪減輕其刑之適用變更為「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其減輕其刑之要件較修正前規定嚴苛，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行為時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論處。

四、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

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

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被告所涉對告訴人王美英之犯行，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及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對告訴人黃詩涵之犯行，係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而各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

因被告於原審審理期間，坦承從其帳戶將告訴人等受騙款項層層轉帳，進而掩飾犯罪所得去向與所在之洗錢等事實，堪認被告於審判中對一般洗錢之犯行已自白，故就被告所犯洗錢犯行，符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減刑規定。

惟依前揭罪數說明，被告就本案所涉各次犯行均係從一重論處加重詐欺取財罪，即無從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

然就被告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條量刑時仍應一併審酌。

又參與犯罪組織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但書固定有明文。

惟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犯罪組織，負責提領詐欺所得財物之車手工作，致告訴人等受有財產上損害，難認其參與犯罪組織之情節輕微，無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併予指明。

五、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此為檢察官就被告有罪事實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概括性規定，非謂除有罪事實之外，其他即可不必負舉證責任。此一舉證責任之範圍，除犯罪構成事實（包括屬於犯罪構成要件要素之時間、地點、手段、身分、機會或行為時之特別情狀等事實）、違法性、有責性及處罰條件等事實外，尚包括刑罰加重事實之存在及減輕或免除事實之不存在。累犯事實之有無，雖與被告是否有罪無關，然係攸關刑罰加重且對被告不利之事項，為刑之應否為類型性之加重事實，就被告而言，與有罪、無罪之問題有其相同之重要性（包括遴選至外役監受刑、行刑累進處遇、假釋條件等之考量），自應由檢察官負主張及實質舉證責任。又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理由書所稱：法院審判時應先由當事人就加重、減輕或免除其刑等事實，指出證明方法等旨，申明除檢察官應就被告加重其刑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外，檢察官基於刑事訴訟法第2條之客觀注意義務規定，主張被告有減輕或免除其刑之事實，或否認被告主張有減輕或免除其刑之事實，關於此等事實之存否，均應指出證明之方法。故法院於審酌被告是否適用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時，訴訟程序上應先由檢察官就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後，法院才需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前階段構成累犯事實為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後階段加重量刑事項為檢察官之說明責任，均應由檢察官分別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責。倘檢察官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時，可認檢察官並不認為被告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且為貫徹舉證責任之危險結果所當然，是法院不予調查，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即難謂有應調查而不予調查之違法。檢察官若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法院因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基於累犯資料本來即可以在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中予以負面評價，自仍得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於此情形，該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既已列為量刑審酌事由，對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予以充分評價，依重複評價禁止之精神，自無許檢察官事後循上訴程序，以該業經列為量刑審酌之事由應改論以累犯並加重其刑為由，指摘原判決未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構成累犯之前科事實存在與否，雖與被告是否有罪無關，但係作為刑之應否為類型性之加重事實，實質上屬於「準犯罪構成事實」，對被告而言，與有罪、無罪之問題有其相同之重要性，自應由檢察官負主張及實質舉證責任。衡諸現行刑事訴訟法，雖採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但關於起訴方式，仍採取書面及卷證併送制度，而構成累犯之前科事實，類型上既屬於「準犯罪構成事實」，檢察官自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第3項之規定，於起訴書記載此部分事實及證據，並將證物一併送交法院。又證據以其是否由其他證據而生，可區分為原始證據及派生證據。被告前案紀錄表、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係由司法、偵查機關相關人員依憑原始資料所輸入之前案紀錄，並非被告前案徒刑執行完畢之原始證據，而屬派生證據。鑑於直接審理原則為嚴格證明法則之核心，法庭活動藉之可追求實體真實與程序正義，然若直接審理原則與證據保全或訴訟經濟相衝突時，基於派生證據之必要性、真實性以及被告之程序保障，倘當事人對於該派生證據之同一性或真實性發生爭執或有所懷疑時，即須提出原始證據或為其他適當之調查（例如勘驗、鑑定），以確保內容之同一、真實；惟當事人如已承認該派生證據屬實，或對之並無爭執，而法院復已對該派生證據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即得採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143號判決要旨亦可供參酌）。被告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9年度壢簡字第1805號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11月24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2至43頁）。本件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載明「呂哲禮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9年度壢簡字第1805號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甫於民國109年11月24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語（見原審卷第7頁），原審審理時向被告提示全國前案紀錄表後，被告亦表示沒有意見（見原審卷第264頁），是檢察官已於起訴書記載被告構成累犯之前科事實，進而具體說明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所載論罪科刑之施用毒品前案資料與本案累犯之待證事實有關，以及釋明其執畢日期，足見檢察官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已為主張且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嗣經原審及本院對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論罪科刑之施用毒品前案資料及執行完畢日期均與偵查卷附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相同）踐行文書證據之調查程序，被告均不爭執（見原審卷第264頁、本院卷第71頁），堪認檢察官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已為主張且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惟檢察官於原審審理時僅說明「請斟酌是否構成累犯，並加重其刑」等語（見原審卷第264頁），並未具體指出被告所犯前後二罪間，關於前案之性質（故意或過失）、前案徒刑之執行完畢情形（有無入監執行完畢、在監行狀及入監執行成效為何、是否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即易刑執行〕、易刑執行成效為何）、再犯之原因、兩罪間之差異（是否同一罪質、重罪或輕罪）、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各項情狀，俾使本院得以綜合判斷個別被告有無因加重本刑致生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亦未指出證明方法供原審及本院調查、辯論，實難認檢察官已就被告構成累犯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善盡說明之責任，依前揭說明，自難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爰就其前科素行，於量刑部分列入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予以評價。

六、原判決認被告加重詐欺等犯行，事證明確，適用論罪科刑之相關法律規定，並審酌被告正值青年，卻不思付出自身勞力或技藝，循合法途徑獲取財物，竟為貪圖一己私利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而為本案犯行，價值觀念非無偏差，且其所為嚴重損害財產交易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破壞人際間信任關係，造成告訴人等財產損失，所生危害非輕，所為誠屬不當；

另斟酌被告犯後於原審審理時坦承犯行之犯罪後態度，就一般洗錢犯行，於審理中自白，已符合相關自白減刑規定（學理所稱想像競合所犯輕罪之釐清作用），然尚未賠償告訴人等所受損害；

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等受騙金額多寡；

及其於原審審理時自陳之教育程度、從業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264至265頁）等一切情狀，並參考檢察官對刑度之意見（見原審卷第265頁），分別量處有期徒刑1年4月及1年2月，並考量被告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其經濟狀況、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原審所宣告有期徒刑之刑度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裁量不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調和罪與刑，使之相稱，且充分而不過度（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參照）。

再衡酌罪責相當及特別預防之刑罰目的，行為人之人格及各罪間之關係，具體審酌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及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注意維持輕重罪間刑罰體系之平衡，及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之情形，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等，考量被告所犯均係相同加重詐欺犯行，倘就其刑度予以實質累加，尚與現代刑事政策及刑罰之社會功能不符，茲考量上情，盱衡被告所犯之法律之目的、違反之嚴重性及貫徹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6月，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

被告上訴認原審量刑過重，然按量刑輕重，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自不得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91、33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院認為原審已依刑法第57條規定具體審酌被告之犯罪情節、犯後態度及個人智識程度、經濟與生活狀況等情，量處上開刑度，原審已就量刑刑度詳為審酌並敘明其理由，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亦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且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由而為量刑，兼顧對被告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或有所失入之裁量權濫用，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原判決量刑均無不當或違法，縱仍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原審量刑有何違誤。

從而，被告上訴意旨認原判決量刑過重云云，係對原判決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宛真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月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顯 祥
法 官 李 明 鴻
法 官 楊 欣 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孫 銘 宏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