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TCHM,104,上易,1185,20151224,1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04年度上易字第1185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雙亦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公然侮辱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4年度審易字第1484號中華民國104年9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4年度偵緝字第43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認事用法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如下：本件被告楊雙亦如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業據告訴人林惠婷於警詢、偵查中指訴明確，且前後指訴內容均相符，告訴人與被告並無仇怨，實無設詞誣陷被告之理，故其指訴內容並無不可採信之理由。

反觀諸被告楊雙亦於警詢、偵查中，先是否認有辱罵告訴人「瘋女人」一事，辯稱：「我是跟我老公說不要理她（指告訴人），我沒罵她」云云，惟又坦認「（問：當時有拉扯？）有，兩人當時有打架，我們是互毆」一情，改口坦承於上開時、地有與告訴人發生肢體衝突之事實。

被告於該時既然與告訴人發生互毆，於肢體衝突發生之過程中，出手互毆之參與者，衡情不可能從頭至尾均完全靜默且毫無對話，故而被告否認有與告訴人有任何對話一詞，顯不符常情；

再者，依據被告之供述，本件係被告與告訴人2婦人發生拉扯之肢體衝突，被告之先生在旁觀看，並未加入互毆之列，被告實無向在旁之先生勸說不要理她（指告訴人）之必要性。

被告之供述互有矛盾，核其尚有違一般常情，被告否認之辯解應係為卸責之詞。

原審未行任何調查，遂行一造辯論判決被告無罪，其論斷與經驗法則有違，實難令人信服等語，提起上訴。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

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資參照）。

又告訴人之告訴，本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故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自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苟其所為攻擊之詞，尚有瑕疵，則在此瑕疵未予究明以前，即不能遽採為斷罪之基礎（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531號判決要旨參照）。

現行刑事訴訟法並無禁止被害人於公訴程序為證人之規定，自應認被害人在公訴程序中具有證人適格（即證人能力），然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

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326號判決要旨參照）。

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

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

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亦著有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揭櫫甚詳。

99年5月19日制訂公布、同年9月1日施行之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明文規定：「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

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

又刑事訴訟新制採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後，檢察官負有實質舉證責任，法院僅立於客觀、公正、超然之地位而為審判，雖有證據調查之職責，但無蒐集被告犯罪證據之義務，是倘檢察官無法提出證據，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俾落實無罪推定原則，此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2項、第161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規定即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036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經查：㈠公訴人認被告楊雙亦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依起訴書證據清單欄記載，共3項，即：告訴人林惠婷之指訴、被告坦承案發時在場之供述，暨110報案紀錄。

告訴人林惠婷固於警偵訊時指證被告有出言辱罵「瘋女人」暨毆打其一巴掌之舉，其案發當時報案110亦提及因發生糾紛引發肢體上之接觸衝突等語，有警員職務報告及臺中市第三分局正義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在卷（見警卷第7、8頁）可參，上開文書並未有被告出言辱罵「瘋女人」之公然侮辱犯情之記載，至被告固不否認案發時人在現場，惟被告上開坦承在現場之供述暨110報案紀錄僅能證明被告有在現場，暨與告訴人發生衝突等情，尚無從為起訴意旨所載被告犯公然侮辱罪之不利認定，先予敘明。

㈡上訴意旨以被告供詞前後不一，暨被告供述違反常情為由，認定被告確實犯有本案公然侮辱犯行。

惟按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831號判例意旨參照）。

再者，被告於104年3月25日偵訊時先供述：「我是跟我老公說不要理她（指告訴人），我沒罵她」，嗣供稱「（問：當時有拉扯？）有，兩人當時有打架，我們是互毆」而坦承傷害之犯罪事實，惟仍否認有出言辱罵「瘋女人」之公然侮辱犯行，並未有何嚴重矛盾之處；

況且，即便互毆雙方可能發生出言不遜之言論，亦未必會辱罵三字經或令人不堪入耳之言論，此由上訴意旨以因被告坦承有互毆，亦僅推論「被告於該時既然與告訴人發生互毆，於肢體衝突發生之過程中，出手互毆之參與者，衡情不可能從頭至尾均完全靜默且毫無對話，故而被告否認有與告訴人有任何對話一詞，顯不符常情」，亦未必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出言辱罵「瘋女人」之言論一節可明。

再者，被告供述「我是跟我老公說不要理她（指告訴人），我沒罵她」，亦未必係因其先生先前有何與告訴人互毆或不禮貌之舉止，所為之勸說，此由告訴人於警詢指稱：我遭被告毆打時，她先生就坐在他們的機車上，都沒有理會及上前勸架等語（見警卷第10頁）自明，則檢察官上訴意旨以被告上開供述顯然係針對告訴人而為，所為部分推論除與告訴人林惠婷本身供述相違背外，猶仍未舉證證明被告於案發當時確實有對告訴人口出「瘋女人」之待證事實。

即便參酌起訴書所載之被告坦承在場之供述暨110報案紀錄，亦均不足以為告訴人指訴被告出言辱罵之補強證據。

㈢至告訴人於本院指稱：案發當時我是要外帶火鍋料理，被告及其先生吃完要離開，碰到我的安全帽，導致護目鏡有擦痕，我認為他們是故意的，結果他們都沒有道歉，被告直接一巴掌打過來，而且當眾被打，很尷尬（見本院卷第19頁）一節。

惟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因為我當時要離開不小心碰到她的安全帽，造成她的安全帽掉在地上，然後就起口角衝突，我並沒有罵她。

我是跟她先有口角衝突，然後我徒手打她，她也徒手回擊打我，我不知道她有沒有受傷，我有受傷，但我沒有去驗傷（見警卷第2頁正反面），於偵訊時供稱：我沒罵她，當時有拉扯，兩人當時有打架，我們是互毆，傷害我認罪，公然侮辱我不認罪（見104偵緝436卷第22頁正反面），並未供述有毆打告訴人一巴掌之情，而上情除告訴人個人指述外，至現場處理之警員亦陳稱並未看到告訴人臉部有傷勢，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辦案公務電話紀錄表在卷（見104偵緝436卷第31頁）可按，此外，尚無其他證據佐證告訴人於案發當時確實有遭被告毆打一巴掌，以致告訴人感覺顏面盡失。

是以，告訴人此部分指訴亦無從為被告犯公然侮辱罪之不利認定。

五、從而，原審以被告被訴公然侮辱之犯罪不能證明，爰依法為其無罪諭知，認事用法並無違誤。

檢察官上訴意旨以上開理由指摘原判決不當，均要無可採。

其本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到庭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慧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劉 登 俊
法 官 施 慶 鴻
法 官 賴 妙 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王 譽 澄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2 月 2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