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TNDM,113,金訴,263,20240417,1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6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冠良


選任辯護人 吳奕賢律師
丁威中律師
被 告 王旗揚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0888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式審判程序進行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捌小時；

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拾小時；

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之。

犯罪事實

一、丙○○、甲○○均明知某真實姓名、年籍資料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球」之成年人，其背後乃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之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竟為獲得報酬，即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自民國000年0月間某日起，加入該犯罪組織，丙○○擔任向被害人收取詐欺款項之車手工作，甲○○則擔任監控現場及向車手收取詐欺款項之工作，而參與該犯罪組織。

二、丙○○、甲○○與「球」及其他不詳詐欺集團成員（無證據證明有未滿18歲之人），共同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之犯意聯絡，由該詐騙集團某成員自112年9月25日起，在不詳地點，透過通訊軟體LINE向乙○○佯稱：有中籤30張股票，需補足新臺幣（下同）125萬元云云，而對乙○○施用詐術，惟因乙○○發覺遭騙，遂佯裝配合並報警處理；

嗣於112年9月27日15時17分至20分許，丙○○依「球」及甲○○之指示，至臺南市永康區崑山街與崑山街4巷交岔路口準備向乙○○收款，甲○○則依「球」之指示，於臺南市永康區崑山街與崑山街21巷交岔路口監控並等待向丙○○收取詐欺款項時，為埋伏之員警當場逮捕，並搜索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詐欺集團始未得逞。

三、案經乙○○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件被告所犯者，均非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其等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被告丙○○之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式審判程序進行審理。

二、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係以立法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之規定，是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絕對不具有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卷內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之陳述，於認定被告違反組織犯罪條例部分，不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核與被害人乙○○之陳述相符，復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2份、通訊軟體Telegram對話紀錄截圖1份附卷可稽，以及如附表所示之物扣案可佐，足認被告之自白均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

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可認定，應均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乃因多人共同行使詐術手段，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其主觀惡性較單一個人行使詐術為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仿照本法第222條第1項第1款之立法例，將「三人以上共同犯之」列為第2款之加重處罰事由，本款所謂「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不限於實施共同正犯，尚包含同謀共同正犯（詳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立法理由）。

又詐欺取財罪係以詐術使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故受領被害人交付財物自屬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行為，而受領方式，當面向被害人收取固屬之，如被害人係以匯款方式交付金錢，前往提領款項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042號判決意旨參照）。

次按洗錢防制法於105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並於000年0月00日生效施行（下稱新法）。

修正前該法（下稱舊法）將洗錢行為區分為將自己犯罪所得加以漂白之「為自己洗錢」及明知是非法資金，卻仍為犯罪行為人漂白黑錢之「為他人洗錢」兩種犯罪態樣，且依其不同之犯罪態樣，分別規定不同之法定刑度。

惟洗錢犯罪本質在於影響合法資本市場並阻撓偵查，不因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而有差異，且洗錢之行為包含處置（即將犯罪所得直接予以處理）、多層化（即為使偵查機關難以追查金流狀況，以迂迴層轉、化整為零之多層化包裝方式，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及整合（即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犯罪所得，使該犯罪所得披上合法之外衣，回歸正常金融體系）等各階段行為，其模式不祇一端，上開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之二分法，不僅無助於洗錢之追訴，且徒增實務事實認定及論罪科刑之困擾。

故而為澈底打擊洗錢犯罪，新法乃依照國際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inancia l Action TaskForce，下稱FATF）40項建議之第3項建議，並參採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及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之洗錢行為定義，將洗錢行為之處置、多層化及整合等各階段，全部納為洗錢行為，而於新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以求與國際規範接軌。

另舊法過度限縮洗錢犯罪成立之可能，亦模糊前置犯罪僅在對於不法金流進行不法原因之聯結，造成洗錢犯罪成立門檻過高，洗錢犯罪難以追訴，故新法參考FATF建議，就其中採取門檻式規範者，明定為最輕本刑為6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將「重大犯罪」之用語，修正為「特定犯罪」，再增列未為最輕本刑為6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所涵括之違反商標法等罪，且刪除有關犯罪所得金額須在5百萬元以上者，始得列入前置犯罪之限制規定，以提高洗錢犯罪追訴之可能性。

從而新法第14條第1項所規範之一般洗錢罪，必須有第3條規定之前置特定犯罪作為聯結，始能成立。

然洗錢犯罪之偵辦在具體個案中經常祇見可疑金流，未必瞭解可疑金流所由來之犯罪行為，倘所有之洗錢犯罪皆須可疑金流所由來之犯罪行為已經判決有罪確定，始得進一步偵辦處罰，則對於欠缺積極事證足以認定確有前置犯罪，卻已明顯違反洗錢防制規定之可疑金流，即無法處理。

故而新法乃參考澳洲刑法立法例，增訂特殊洗錢罪，於第15條第1項規定：「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而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名或以假名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帳戶。

二、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

三、規避第7條至第10條所定洗錢防制程序。」

從而特殊洗錢罪之成立，不以查有前置犯罪之情形為要件，但必須其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無合理來源並與收入顯不相當，且其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取得必須符合上開列舉之3種類型者為限。

易言之，第15條之特殊洗錢罪，係在無法證明前置犯罪之特定不法所得，而未能依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論處時，始予適用。

倘能證明人頭帳戶內之資金係前置之特定犯罪所得，即應逕以一般洗錢罪論處，自無適用特殊洗錢罪之餘地。

例如詐欺集團向被害人施用詐術後，為隱匿其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而令被害人將其款項轉入該集團所持有、使用之人頭帳戶，並由該集團所屬之車手前往提領詐欺所得款項得逞，檢察官如能證明該帳戶內之資金係本案詐欺之特定犯罪所得，即已該當於新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至若無法將人頭帳戶內可疑資金與本案詐欺犯罪聯結，而不該當第2條洗錢行為之要件，當無從依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論處，僅能論以第15條第1項之特殊洗錢罪。

另過去實務認為，行為人對犯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處分行為，或僅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祇屬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惟依新法規定，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而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新法第2條第1款或2款之洗錢行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44號判決意旨參照）。

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所為，均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就犯罪事實二所為，則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第1項之一般洗錢未遂罪。

（二）被告與「球」及其他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間，就犯罪事實二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按行為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中，先後加重詐欺數人財物，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應僅就首次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犯行，乃為其參與組織之繼續行為，為避免重複評價，當無從將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割裂再另論一參與犯罪組織罪，而與其後所犯加重詐欺罪從一重論處之餘地（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108年度台上字第416號、第783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被告所參與之犯罪組織即詐欺集團，其成員原本即係以犯詐欺取財罪為目的而組成，被告亦是為實施詐欺犯罪而加入該詐欺集團，是被告參與該犯罪組織之後，於行為繼續中之緊密時間隨即實行本案之詐欺取財犯行，雖參與犯罪組織之時地與實行詐欺取財之時地，在自然意義上並非完全一致，然二者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如予以數罪併罰，反有過度處罰之虞，而與人民之法律感情未相契合，是於牽連犯廢除後，適度擴張一行為概念，認此情形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方屬適當。

從而，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二部分，乃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一般洗錢未遂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均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

（四）被告已著手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實行而不遂，為未遂犯，爰均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五）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

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

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440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經查，被告就本案所犯之參與犯罪組織罪、一般洗錢未遂罪，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皆自白不諱，本應分別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惟因其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或一般洗錢罪，均屬想像競合犯中之輕罪，本院既以想像競合犯中之重罪即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法定刑決定處斷刑，則上開減輕其刑事由僅作為量刑依據，併此敘明。

（六）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

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然包括法定最低本刑；

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時，則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

倘被告另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應先適用該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

至於被告無前科、素行端正、子女眾多、經濟困難、獨負家庭生活、事後坦承犯罪、態度良好等情狀，僅可為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標準，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371號判決意旨參照 ）。

經查，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已符合未遂減刑規定，而減輕其刑，業如前述。

又本案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何迫於貧病飢寒或其他不得已而為之原因及環境才為上開犯行，是其等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有情輕法重之憾，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

從而，被告以其等背負經濟壓力才為本案犯行等因素，請求本院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刑等語，並無理由。

（七）爰審酌被告不從事正當工作，反而參與犯罪組織（詐欺集團）分工詐騙被害人，法治觀念顯有偏差，非但助長犯罪歪風，亦危害社會治安，擾亂金融秩序，顯不可取；

兼衡其等之年紀尚輕、素行（為本案行為前，均無因案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2份在卷可佐）、參與程度與角色分工（均非居於主要角色）、智識程度及職業並家庭經濟狀況（被告丙○○陳稱：高職肄業，離婚，有一個未成年小孩，現在工地工作，需要撫養小孩，並提出在職證明書及戶籍謄本各1份為證；

被告甲○○自陳：大學肄業，未婚，沒有小孩，經濟狀況不佳，現在漁港等處工作，不需撫養他人，並提出中低收入戶證明、醫院收據、喪葬費收據、工作證明各1份為證）、犯罪動機、目的及方法、與被害人均無特殊關係、坦承犯行並表達悔意之態度（被告甲○○另提出抄寫之經文1份為證）、被害人於本案遭詐騙但未損失之金錢數額，以及其等雖有賠償之意願，然未能與被害人調解成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八）按法院對於具備緩刑條件之刑事被告，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者，得宣告緩刑，為刑法第74條所明定，至於暫不執行刑罰之是否適當，則由法院就被告有無累犯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一切情形，依其自由裁量定之，與犯罪情節是否可原，並無關係（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26號判例意旨參照）。

次按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

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之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

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

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

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為綜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刑，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

由是觀之，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量之職權，而基於尊重法院裁量之專屬性，對其裁量宜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坦認犯行並賠償損失，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161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被告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2份附卷可稽。

本院審酌被告行為時，年紀均輕，僅因一時失慮而為本案犯行，犯後復已坦承犯行、表達悔意，且其等均有正當工作，已知改過，雖未與被害人和解，然有表示賠償之意，被害人於本案亦未實際損失金錢，信其等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應能知所警惕，並無非予監禁謀求改善之必要，因認前開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宣告緩刑2年。

又本院審酌被告所為上開犯行，乃因法治觀念顯有偏差所致，且對社會秩序非無危害，是為確保被告能深切記取教訓，並能恪遵法令規定，避免再犯，認有命其等履行一定之負擔為必要。

爰衡酌全案情節，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諭知被告丙○○、甲○○應自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各接受法治教育8小時、10小時，復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被告丙○○、甲○○應均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啟自新。

三、沒收

（一）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

（二）經查，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乃供被告丙○○、甲○○犯犯罪事實二所用或預備之物，且為被告丙○○、甲○○所有或持有，業據被告丙○○、甲○○供承在卷，被告丙○○、甲○○應具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分別對被告丙○○、甲○○宣告沒收之（詳附表）。

至於其餘扣案物品，因與本案無直接關係，爰不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旻諺提起公訴，檢察官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李俊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
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俊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參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名稱 扣案即沒收數量 所有或持有人 沒收對象 一 滙豐識別證 (盈昌投資、高盛集團) 1張 丙○○ 丙○○ 二 現儲憑證收據 (盈昌投資、高盛集團) 1張 丙○○ 丙○○ 三 iPHONE 14 Pro行動電話 （含SIM卡） 1支 丙○○ 丙○○ 四 iPHONE 13 行動電話 1支 丙○○ 丙○○ 五 iPHONE 6s行動電話 （含SIM卡） 1支 甲○○ 甲○○ 六 iPHONE 8行動電話 1支 甲○○ 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