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TNHM,95,重上更(三),137,20060606,1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95年度重上更(三)字第137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乙○○
甲○○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風化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89年度訴字第166號，中華民國89年5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88年度偵字第 13804號），提起上訴，本院（89年度上訴字第872號、91年度上更㈠字第617號及94年度重上更㈡字第 564號）判決後，經最高法院第三次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提起上訴，應自判決送達起算十日內為之；又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第362條前段（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上訴權已經喪失者）之情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49條前段及第367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本件原審判決正本係由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法警吳淑靜於民國89年6月5日至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送達，並置於承辦本案之檢察官辦公室內，而檢察官張太龍則於89年 6月13日在臺灣臺南地方法院送達證書上蓋章後，由法警吳淑靜蓋收卷章取回原審法院附卷，此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送達證書所示，其「送達時間」欄由法警吳淑靜蓋有註記「⒍⒌」阿拉伯數字之日期職戳，並由檢察官張太龍加蓋有「⒍⒔」阿拉伯數字之日期職戳表示收受送達，送達證書上亦經法警吳淑靜蓋有註記「⒍」阿拉伯數字之日期收卷戳可憑（原審卷第59頁）。

又查上訴人即檢察官係於89年 6月19日17時始提起本件上訴，亦有該署以89年 6月19日南檢清於字第 35609號函送之檢察官上訴書，其上並經原審法院蓋有89年6月19日17時之收狀日期戳足稽（本院89年度上訴字第872號上訴審卷第3頁），該部分事實應堪信屬實。

三、惟本件檢察官提起上訴是否合於十日之法定期間，本院應審認者為檢察官實際接受判決為何時？㈠按對於檢察官之送達，應向承辦檢察官為之，承辦檢察官不在辦公處所時，向檢察長為之，刑事訴訟法第58條定有明文。

從而對檢察官為判決書之送達，應於辦公處所為之，如承辦檢察官因公執行職務不在辦公處所，或差假不在辦公處所，或其他之事由不能收受送達之判決書時，即應向檢察長為之。

再上訴期間為法定不變期間，檢察官收受判決書送達之日期，影響訴訟當事人之權益，並關係案件之是否確定。

因之，承辦檢察官對判決書之送達，除有正當理由不能收受外，應即為收受送達，否則無異將案件之確定與否，及訴訟當事人之權益，繫於承辦檢察官對於判決書收受與否之恣意，不僅違背上訴期間為法定不變期間之立法精神，亦為權利正當行使之逾越。

從而如判決書之送達當日，已得在辦公處所會晤承辦檢察官，並已交付應送達之判決書，或客觀上已置於可收受送達之狀態（如放置於承辦檢察官辦公桌上，而為承辦檢察官所知且未拒絕），雖承辦檢察官未能立即「簽收」表示已收受送達，但並無正當之理由，足認其不能於同日或其後為「簽收」表示已收受該判決書之送達，揆之上述理由，應認該承辦檢察官客觀上於該日已可收受該應受送達之判決書，進而認該交付判決書之當日，即為合法之送達之日期（參照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92號、89年度台上字第5359號判決意旨）。

㈡經查被告乙○○、甲○○妨害風化案件，經原審法院判決後，原審法院之法警係於89年6月5日，送達判決正本於承辦檢察官張太龍辦公室，有原審法院送達證書及院內文件送達證明簿存卷足稽，並經證人即送達法警吳淑靜在本院前審時結證屬實（見本院上更㈠卷第43頁）；

惟原審法院法警送達之89年6月5日（星期一）當天，該承辦檢察官張太龍適逢輪值蒞庭，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於94年11月15日以南檢朝人字第0940550404號函檢送之蒞庭表、值日人員一覽表等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上更㈡卷第25至27頁），而證人即送達法警吳淑靜於本院前審時亦證稱：「不記得送達時檢察官是否在場。」

（見本院上更㈠卷第43頁反面），則本件法警於89年6月5日之送達，因檢察官張太龍輪值蒞庭，不在其辦公室，是否得認該承辦檢察官客觀上於89年6月5日已可收受該應受送達之判決書，顯有疑問。

是不宜遽為認定89年6月5日為合法之送達日期，固先敘明。

㈢惟按上訴期間自送達判決後起算，係指經有合法之送達者而言，如該項判決並非合法送達，祇能以受送達人實際接受判決時為起算上訴期間之標準（參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 8號判例）。

而認定「檢察官實際接受判決時」，自應考量訴訟當事人之權益，以免使案件之確定與否，及訴訟當事人之訴訟權益，繫於承辦檢察官對於判決書收受與否之恣意，而違背上訴期間為法定不變期間之立法精神，並造成權利正當行使之逾越。

是以判決書客觀上已置於檢察官可收受送達之狀態（如放置於承辦檢察官辦公桌上，而為承辦檢察官所知且未拒絕），雖承辦檢察官未能立即「簽收」表示已收受送達，但並無正當之理由，足認其不能於同日或其後為「簽收」表示已收受該判決書之送達，揆之上述理由，應認該承辦檢察官客觀上於該日已可實際收受該判決書，進而認該收受判決書之當日，即為起算上訴期間之標準。

㈣準此以觀，依卷附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送達證書之記載，其上固由承辦檢察官張太龍蓋有「⒍⒔」阿拉伯數字之日期職戳表示收受送達（原審卷第59頁）。

惟承辦檢察官張太龍於送達證書上蓋「⒍⒔」阿拉伯數字之日期職戳與該判決正本於89年6月5日即置放於承辦檢察官辦公室內有數日之間隔，是本院次應審酌者，為該承辦檢察官係在何時客觀上可收受該應受送達之判決書，經審之：⑴本件原審判決正本已於89年6月5日即置放於承辦檢察官辦公室內，有原審法院送達證書及院內文件送達證明簿存卷足稽，並經證人即送達法警吳淑靜在本院前審時結證屬實（見本院上更㈠卷第43頁），業如前述。

又查，上開判決正本經法警於89年6月5日送達當日，因檢察官張太龍輪值蒞庭，不在其辦公室，固難認該承辦檢察官客觀上於89年6月5日已可收受該應受送達之判決書，而翌日（即89年 6月 6日）又適逢端午節，國定假日依規定放假一日，亦無法認定檢察官客觀上可實際收受該判決書。

⑵然查，再隔日（即89年6月7日）非例假日，且該承辦檢察官並無輪值內、外勤、開會、開庭，亦無任何差假情事，業經本院前審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函查屬實，有該署92年 1月13日南檢玲人字第0920550018號函及於94年11月15日以南檢朝人字第0940550404號函檢送之請假單、出差單卡，蒞庭表、值日人員一覽表等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上更㈠卷第37頁、上更㈡卷第20至27頁），則該判決正本客觀上應認已置於檢察官可收受之狀態，已至為明顯。

況且，證人即送達法警吳淑靜於89年6月5日送達裁判文書予張太龍檢察官者計有十六件，有院內文件送達證明簿可參，並據其於本院前審證述：「依據我所提出之院內文件送達證明簿記載，6月5日我送達於檢察官張太龍辦公室同一批（判決、裁定正本）共有十六件。」

等語綦詳（見本院上更㈠卷第43頁反面），另經查閱該證明簿上檢察官收受文件之日期戳則有6月7日、13日、17日、20日、21日等不同日期，有該院內文件送達證明簿影本在卷可憑（見本院上更㈠卷第46至48頁），足見該檢察官於6月7日即已收受同一批置放於其辦公室內之裁定，而其他裁判正本自應認客觀上已置於檢察官可實際收受之狀態，是該檢察官至遲於6月7日應已可收受本案判決正本。

再者，承辦檢察官既無輪值內、外勤、開會、開庭及任何差假情事等公務上之理由而無法收受送達，若以其他非公務上之理由而遲延收受，其不利益似不宜歸屬於被告而損及被告之權益，更何況本件承辦檢察官既可於6月7日收受同一批置放於其辦公室內之裁定，當可同時收受其他裁判正本，乃為當然之解釋。

⑶從而，本件應認該承辦檢察官客觀上於6月7日已可實際收受該判決書，是本件判決正本應在89年6月7日即合法送達檢察官，應堪確認。

四、綜上所述，本件承辦檢察官客觀上於6月7日已可實際收受該判決書，而應以6月7日為起算上訴期間之標準。

其上訴期間截至89年 6月19日上午十二時止應即已屆滿（按其期間之末日《17日》為星期六，適隔週應上班半日，非假日，應順延半日，同屬台南市無在途期間扣除之問題），上訴人（檢察官）竟延至89年6月19日下午5時（即17時）始行提起上訴，有原審法院於檢察署上訴函上之收文日期戳可參（見本院上訴卷第 3頁），顯已逾合法上訴之不變期間。

從而，揆諸上開規定，檢察官上訴顯屬違背法律上程式，自非合法，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予駁回。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法第367條前段、第37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5 年 6 月 6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志誠
法 官 陳珍如
法 官 蔡美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振豐
中 華 民 國 95 年 6 月 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