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TPDM,112,訴,1123,20240329,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12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健皓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少連偵字第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成年人與未成年人共同犯傷害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乙○○與甲○○係配偶，雙方育有徐○鋐（民國00年0月生，另由本院少年法庭審理中），其等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乙○○與甲○○於112年1月11日上午8時30分許，在其等位於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弄0號5樓住處，因小孩教養方式發生口角，又因見甲○○手上持有刀具，乙○○竟與徐○鋐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甲○○頭臉部及身體，及一同將甲○○壓制在床上，致甲○○受有頭部外傷合併左臉頰擦挫傷、左耳皮下血腫、耳背淺撕裂傷2公分、嘔吐及噁心、疑似腦震盪、左肩挫傷合併瘀青、右大腿挫傷、右足踝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甲○○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

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

而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件當事人就本判決所引用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證據能力，於本院審判期日中均未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何不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為證據。

二、本案其餘認定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乙○○固坦承有於112年1月11日上午8時30分許與告訴人甲○○發生爭執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當天是因為甲○○先拿刀，所以我和徐○鋐才會壓制她，我沒有打甲○○，她的傷也不是我造成的等語。

經查：㈠被告與告訴人係配偶，雙方育有徐○鋐，被告與告訴人於112年1月11日上午8時30分許，在其等位於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弄0號5樓住處發生口角，被告與徐○鋐一同將告訴人壓制在床上，告訴人受有頭部外傷合併左臉頰擦挫傷、左耳皮下血腫、耳背淺撕裂2公分、嘔吐及噁心、疑似腦震盪、左肩挫傷合併瘀青、右大腿挫傷、右足踝挫傷等傷害，嗣告訴人於112年2月28日至和平東路派出所製作筆錄，並經員警通報家庭暴力事件等情，為公訴人及被告所不爭（見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123號卷，下稱訴字卷，第3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證人即另案被告徐○鋐之證述相符（見偵查卷第11至14頁、第15至18頁、第57至58頁、第60至61頁；

本院訴字卷第130至162頁），並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份、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和平東路派出所112年2月28日家庭暴力通報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2年10月11日北市醫和字第1123061820號函及所附甲○○病歷資料等件在卷可參（見偵查卷第19至21頁、第29至31頁；

本院訴字卷第41至59頁），前開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確有傷害告訴人之行為及犯意：⒈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稱：112年1月11日上午8時30分的時候，我和被告發生爭執並且有肢體拉扯，我兒子徐○鋐後來也過來，他們兩個一起把我壓在床上，並且毆打我的頭及身體，我從頭到尾都趴在床上，當時一陣混亂，我不記得到底是誰先把我壓在床上，也不記得到底是誰打傷我哪個部位，後來因為我大吼大叫，他們才停止對我的攻擊等語（見偵查卷第15至18頁、第57至58頁；

本院訴字卷第152至162頁）；

證人徐○鋐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爸媽常吵架，112年1月11日上午8點多，他們又吵架，我就從房間走出來聽他們吵，吵一吵他們就打起來，算是互毆，我媽先出手打我爸，我爸才還手，我媽情緒比較激動就拿出菜刀揮舞，所以我爸和我一起壓住我媽的背，我負責壓我媽的手腳，因為我媽的手一直在掙扎，雙腳也在踢空氣，我們讓我媽趴在床上，再把她的刀拿走，後來我就把刀放回原位等語（見偵查卷第11至14頁、第60至61頁；

本院訴字卷第130至151頁）。

⒉互核上揭證人之證述可知，被告與告訴人確有於112年1月11日上午8點多，在住處發生口角及肢體衝突，被告先與告訴人互相攻擊對方，呈現互毆狀態，嗣又與徐○鋐一同將告訴人壓制在床上，被告負責壓告訴人的背，徐○鋐則負責壓制告訴人的手及腳，且告訴人在被壓制時若有揮打到被告，被告亦有還擊告訴人，是被告確有攻擊、毆打告訴人之情形，此核與被告於偵訊時陳稱：告訴人打我哪裏，我就打她哪，後來告訴人有拿刀，因為她拿刀，我就跟我兒子把告訴人壓在床上，告訴人被壓在床上時，有掙扎，有打到我，所以我也有打回去等語相符（見偵查卷第60頁），亦有告訴人提出之112年1月11日錄音譯文，告訴人表示「你不要攻擊我的頭，啊……攻擊我的頭，你兒子打我頭」、「打人啊」、「你兒子攻擊我的頭耶」；

被告表示「在打的時候不會知道打到哪裏」；

徐○鋐表示「不會知道你打到哪，看到哪就先打那裏了」等語在卷足參（見偵查卷第69至71頁），足認被告及徐○鋐確有壓制及攻擊告訴人之傷害行為。

⒊由上可知，被告與告訴人於案發時有口角及肢體衝突，被告因而對告訴人有不滿之情，主觀上應有傷害告訴人之動機、意欲存在，且被告具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案發時已50餘歲，堪屬智識正常之人，當知悉任意且用力以一成年男子之重量壓制他人，以及徒手毆打他人，均可能造成他人因此受有傷害，猶仍為之，主觀上當有傷害之犯意甚明。

被告雖稱，其只是還手而已，並無傷害犯意云云，然則，被告用力壓制告訴人背部，致其無法任意移動，並且毆打告訴人，顯然會造成告訴人身體之傷害，為一般人所能理解並知悉之常理，被告明知如此卻仍壓制攻擊告訴人，足認有傷害之主觀犯意，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此與被告是否係因還手告訴人無涉，要不能以告訴人先攻擊被告，即推論被告並無傷害之主觀犯意。

⒋又告訴人於案發後，即於同日上午10時8分許，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掛急診，不僅就醫時間與案發時間具緊密關聯，並無明顯耽擱之情形，且經醫生診斷後，發現當下有頭部外傷合併左臉頰擦挫傷、左耳皮下血腫、耳背淺撕裂傷2公分、嘔吐及噁心、疑似腦震盪、左肩挫傷合併瘀青、右大腿挫傷、右足踝挫傷等傷勢，此有驗傷診斷書在卷可參（見偵查卷第29至31頁），則本案告訴人傷勢所在與告訴人遭被告及徐○鋐壓制背部、四肢，以及極有可能受到毆打攻擊之周圍部位即肩頸、頭面部等，顯然大致相當，是以被告確實有將告訴人壓制在床上及徒手徒手毆打之傷害行為，且告訴人因此受有上開傷害一事，洵堪認定。

㈢被告傷害告訴人之行為，應屬正當防衛，然被告防衛行為過當：⒈刑法第23條所規定之正當防衛，係以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為要件，所稱不法之侵害，只須客觀上有違法之行為，即可以自力排除其侵害而行使防衛權，且不以侵害之大小與行為之輕重而有所變更，縱使防衛行為逾必要程度，亦僅屬防衛過當問題，尚不能認非防衛行為（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372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又正當防衛乃源於個人保護及維護法秩序原則，係屬正對不正之權利行使，並不要求防衛者使用較為無效或根本不可靠之措施。

苟防衛者未出於權利濫用，而以防衛之意思，則防衛方法不以出於不得己或唯一為必要，只要得以終結侵害並及時保護被侵害之法益，均屬客觀必要之防衛行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62號判決意旨參照）。

再按防衛者所採取之防衛行為，固不得超越必要之程度，然非謂防衛者僅能選擇消極躲避，不能採取積極之防禦性措施或反擊侵害者（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87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證人徐○鋐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有一個原則，如果我媽有拿刀的話，我才會介入他們，所以我很確定112年1月11日當天甲○○有拿刀，而且我覺得她拿刀是要攻擊我們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137、148頁），此核與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防治中心訪視報告內容相符（見本院112年度家護抗字第124號卷，下稱家護抗卷），並經本院112年度家護抗字第124號裁定認定在案（見本院家護抗卷第147頁）， 足見告訴人確實有持刀，且有危及被告及徐○鋐之人身安全無訛。

又告訴人正與被告發生口角爭執及肢體衝突，情緒激動，手持利刃揮舞，極有可能因一時情緒失控而傷及被告及徐○鋐，則告訴人之行為確屬對被告之現在不法侵害，是被告後續將告訴人壓制在床上並且因此而有反擊告訴人之行為，確屬出於防衛自己身體、行動自由權利之正當防衛行為，應堪認定。

告訴人雖一再表示其並無持刀云云，然此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只能說我有拿刀進房間等語不同（見本院訴字卷第160頁），亦與家庭訪視報告等客觀事證不符，難以採信。

⒊對於現在不法侵害之防衛行為是否過當，須就侵害行為之如何實施，防衛之行為是否超越其必要之程度而定，不專以侵害行為之大小及輕重為判斷之標準；

刑法上之防衛行為，祇以基於排除現在不法之侵害為已足，防衛過當，指防衛行為超越必要之程度而言，防衛行為是否超越必要之程度，須就實施之情節而為判斷，即應就不法侵害者之攻擊方法與其緩急情勢，由客觀上審查防衛權利者之反擊行為，是否出於必要以定之（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475號、63年台上第2104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被告因告訴人持刀，而將其壓制在床上予以奪刀乙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被告與告訴人發生爭執時尚有徐○鋐在場，徐○鋐當可報警處理，應不至須以壓制告訴人背部、四肢以及攻擊毆打告訴人之方式奪刀，況如欲保障自身安全，僅需將持刀之告訴人反鎖在房間內，抑或將被告自己以及徐○鋐反鎖在房間內即可閃避告訴人，而被告捨此不為，反係採取將告訴人壓制在床，並攻擊告訴人之方式，致告訴人受傷，其防衛行為顯已超越必要程度，參諸前揭說明，自屬防衛過當，而不得阻卻其行為之違法，被告之防衛行為顯已逾越其必要性，自無從免除其刑責。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足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㈠論罪部分⒈按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

家庭暴力罪者，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

被告與告訴人為配偶關係，屬於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稱之家庭成員。

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時亦屬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規定，自應依刑法傷害罪加以論罪科刑。

被告與徐○鋐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⒉被告連連徒手毆打告訴人頭部及身體，並與徐○鋐一同壓制告訴人之行為，係基於同一傷害之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屬接續犯，論以一罪即足。

㈡科刑部分 ⒈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 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查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為年滿18歲之成年人；

共犯徐○鋐 為00年0月出生，行為當時係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 有其之年籍資料在卷可按（見本院訴字卷第169頁）被告 所犯上開傷害罪，係與未成年人共同實施犯罪，應依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 重其刑。

⒉被告之行為係屬正當防衛，然其防衛行為已逾越必要之程 度而過當，爰依刑法第23條但書之規定減輕其刑，並依 法先加後減之。

⒊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互為配偶， 彼此具有家庭成員關係，本應互相尊重、體諒而為理性 、平和之溝通，竟於因故發生爭吵，而對告訴人施暴， 以此方式傷害告訴人之身體，使告訴人受有前揭外傷， 亦未能於犯後表達絲毫悔悟之意，所為誠屬不該；

兼衡 被告自陳係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目前做uber外送，須 扶養母親及2名未成年子女（見本院訴字卷第165頁）、 暨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本案告訴人受傷程度等一 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8條、第277條第1項、第23條但書、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雅方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歐陽儀
法 官 蕭淳尹
法 官 趙書郁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
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珈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