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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5年度自字第136號
自 訴 人 詠捷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蕭秀玲
代 理 人 李震華律師
被 告 甲○○
選任辯護人 黃銘照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無罪。
理 由
一、自訴事實略以：(一)偽造文書、竊盜罪部分：1.被告甲○○為自訴人公司之股東，負責保管公司財務文件，然被告竟於95年6月16日，未經自訴人及股東之同意，盜領自訴人設於臺北市合作金庫板新分行帳戶內公款新臺幣 (下同)14 萬元，直至同年8月4日股東對帳時，方予以返還。
2.被告竟又於95年9月4日，以同一手法盜領同上帳戶公款24 萬5000元。
認被告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二)背信罪部分：被告於自訴人公司合意解散後，隨即著手設立另一家與自訴人公司中文、英文主要名稱相同之新公司，並將自訴人之商標據為己有，不僅與其新設之公司併用，且盜用公司網站版面，將公司網站內營業處所改為其新公司，並進一步聯結至其新設之公司，誤導公司客戶向其訂購與自訴人公司相同之產品，致生損害於自訴人。
認被告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
二、(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
又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著有判例可稽。
又「無罪推定」乃刑事司法程序上之基本原則，此種原則表現在刑事案件中，只是另一種形式表示負擔之法則。
易言之，刑事案件之追訴，必須提出證據（舉證負擔），並需說服至無合理懷疑之地步（證明負擔），始能謂被告有罪。
又此處所謂「合理的懷疑」是指在一切證據經過全部的比較或考慮後，審理事實的法官本於道義良知，對於該項證據有可以說出理由來的懷疑，此時對於追訴之事實，便不能信以為真，便應對被告作出無罪之判決。
最高法院88年台上字第954號判決亦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到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即採此一見解。
在遠古糾問制度下，被告乃訴訟之客體，法官為被告之辯護人，被告自無防禦權可言。
但隨著法治國思想之發展，於現代職權主義及當事人主義之刑事訴訟制度中，依據「法治國自主原則」 (Autonomieprinzip)，被告漸獲得訴訟主體之地位。
而法治國自主原則，源於確認人有自主能力，故憲法上之自主原則，有二層涵義:1.無罪推定原則:而無罪推定原則有雙重涵義: 其一，未有證據證明被告曾有犯罪事實以前，推定被告為無辜 (無罪)，易言之，如沒有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犯罪，被告即不得被認為有罪，此乃證據裁判原則；
其二，證明被告有罪，必需無合理可疑，否則，即應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此即罪疑有利被告原則。
2.不自證己罪原則:即禁止被告背叛自己，而成為對己不利之證據方法，其涵義有二: 其一，關於被告自白之證據能力，賦予被告緘默權，且被告之緘默不得資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其二，關於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被告有罪之唯一證據，易言之，以限制被告自白對犯罪事實之證明力，來保護被告之人權。
(二)依據以上原則，就現行法言，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之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其證明方法」。
足徵，目前我國在以實現刑罰權為目的之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原則上由作為國家機關之檢察官承擔。
在刑事訴訟中，基於前述「被告受到有罪判決前被推定無罪」、「有疑時為被告利益」而判斷之原則，當事實存在與否不能證明時，檢察官要受到不利的判斷，而自訴準用公訴之規定，從而，自訴案件即應由自訴人負舉證責任。
易言之，檢察官、自訴人所負之舉證責任，必須使法院達到有罪之確信，方會對被告作出有罪之判決；
倘若法院未達到有罪之確信，即應對被告作出無罪之判決。
三、自訴人認被告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無非係以下列證據為其主要論據：(一)供述證據方面 (包括背信罪、竊盜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部分)：證人乙○○審判時之證詞。
(二)非供述證據方面：1.竊盜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部分：(1)被告與自訴人96年8月2日之電子郵件。
(2)被告95年8月4日傳真予自訴人之傳真文件。
(3)被告95年9月9日寄送給自訴人之存證信函。
(4)被告95年9月6日之傳真文件。
2.背信罪部分：(1)詠捷聯合科技有限公司基本資料一紙。
(2)被告新公司網站及網頁 (包含從奇摩搜尋、COMMERC E ONLINE搜尋被告設立新公司之資料)。
(3)美國A.P.C公司在自訴人信箱內向被告新設公司採購 之訂購單及被告報價單影本。
四、訊據被告甲○○堅詞否認有何竊盜、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背信等犯行。
辯稱略以：(一)自訴人公司代表蕭秀玲是證人乙○○的配偶，蕭秀玲只是掛名，事實上，公司由乙○○與伊共同執行業務，並由伊保管公司的大小章及公司帳戶存褶。
從公司設立開始只要有貨款支出，伊這邊做的業務，及乙○○做的業務，伊核對無誤後，就會去銀行作匯款的動作，不需要向乙○○報告，伊會在存款簿上以筆註記明細用途，再將帳戶及記帳本給乙○○看，有時是一個月一次，有時是兩個月一次。
(二)伊雖然有取有自訴人指稱的14萬元及24萬5千元。
但關於14萬元之部分，伊於95年6月14日接到乙○○要伊付款之電子郵件，需要支付18萬474元的貨款，伊就在同年6月16日領出14萬元，加上原來伊借給公司的32萬多元，伊還有餘額4萬多元，將14萬元加上4萬多元，作為前開18萬474元貨款之支付，支出情形詳如被證4。
至於24萬5千元之支出情形詳見被證5。
(三)95 年7月底、8月初，伊跟自訴人合意解散自訴人公司，同意於同年8月底公司清算解散後，公司的LOGO可共同持有。
伊新設的公司LOGO與自訴人公司的LOGO並不相同，伊新設公司的商標下方有英文字，自訴人公司的沒有。
伊新公司的網址是於95年9月14日才設立，所以自訴人說95年9月6日可以由自訴人公司的網頁連到伊公司的網頁，並不實在。
況且自訴人公司的網頁自95年8月31日以後，就是由乙○○在管理，伊無背信之行為。
五、被告對於自訴人所提證據之證據能力均不爭執，經核該等證據尚無不得為證據之情形，應認俱有證據能力，首開敘明。
六、關於自訴人指訴被告犯竊盜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部分：(一)自訴人指稱「被告甲○○為自訴人公司之股東，負責保管公司財務文件，然被告竟於95年6月16日，未經自訴人及股東之同意，盜領自訴人設於臺北市合作金庫板新分行帳戶內公款14萬元，直至同年8月4日股東對帳時，方予以返還」云云，然查：1.自訴人代表人蕭秀玲為證人乙○○之配偶，係自訴人公司掛名股東，該公司雖出資股東共三人 (被告、證人乙○○、案外人張新華)，但實際上由證人乙○○、被告共同經營，被告因與銀行較熟，故負責出納、對帳，公司大、小章及公司存褶在95年7月31日前均由被告保管等事實，被告並不否認，且有證人乙○○審判時證詞可證(見本院卷第175頁至第189頁)，該等事實已堪認定。
2.偽造私文書，乃無權限之人冒名製作私文書之謂，自訴人既然不否認95年7月31日以前被告主管公司財務，並持有公司大、小章及存褶，則被告提領公司款項時所填寫之取款憑條，即在其業務權限範圍內，尚無偽造私文書的問題。
詳言之：(1)因自訴人公司由被告及證人乙○○負責經營，故證 人乙○○證詞之性質，即與告訴人之指訴無異，從 而，證人乙○○於審判中指稱「廠商會把發票、請 款單寄到竹南，伊再將之寄給被告，核對無誤後， 請被告匯款」 (見本院卷第176頁)，即與告訴人片 面指訴之證據證明力相同，尚難以之為對被告不利 之唯一證據。
(2)更何況，證人乙○○又證稱「被告住臺北，每個星 期會到竹南一、兩天，所以會趁被告到公司時，對 帳、討論公司業務」等語 (見本院卷第176頁)。
如 果自訴人公司款項支出事前要得到證人乙○○同意 ，又何以有事後對帳之方式？由此可知，證人蔡宗 衡就被告是否需經其事先同意始能提領公司款項之 證詞前後矛盾。
(3)被告抗辯稱彼等係事後對帳，既與證人乙○○前開 (2)部分之證詞相符，顯見被告支用款項，尚非應先 經證人乙○○的事前同意，遍查卷內，亦尚無任何 書面文件約定被告提領公司款項有何限制之規定， 則，自訴人基於其掌管財務權之提領款項，即非無 權為之，從而，被告95年6 月16日填寫取款憑條提 領款項，自無偽造私文書的問題。
至於該14萬元之 款項之用途雖被告及證人乙○○有不同意見發生之 爭執，係彼等未能事先明白約定所衍生的民事糾葛 之問題，宜尋民事訴訟解決。
3.就竊盜之客觀構成要件言，行為人需有竊取之客觀行為，倘若本人同意行為人取走財物，該取走之客觀行為，即與竊盜之構成要件不符。
據前所述，自訴人公司對於被告提領公司款項，既無何限制規定，被告提領公司款項，尚非無權，係基於其掌管公司財務的權限而為，自與竊盜罪之構成要件不相符合。
(二)自訴人指稱「被告竟又於95年9月4日，以同一手法盜領同上帳戶公款24萬5000元」部分：1.自訴人既主張「被告自認預先蓋妥空白取款條，至遲於95年8月9日前，證人乙○○已取回公司小章」 (見本院卷第118頁)，足見自訴人不否認被告在取款憑條上蓋章在95年8月9日之前，如被告蓋用印文之行為在95年8月9日之前，何以自訴人又主張被告95年9月4日犯偽造私文書罪，顯見其主張前後矛盾。
自訴人又未能舉證被告95年9月4日在無公司小章之情況下，如何偽造印文，並以竊盜之方式竊取款項等犯罪事實，該部分犯罪事實之主張，即難憑採。
2.證人乙○○及被告均不否認自訴人公司於95年8月2日經彼等合意解散之事實，復有渠等之電子郵件在卷可證，該項事實，亦堪認定。
解散之公司，在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5條定有明文。
被告抗辯提領24萬5千元，係支付公司將來支付之費用、薪資及貨款，並提出支出明細為證 (見本院卷第64頁)，經核該等款項確與公司業務相關，證人乙○○亦稱對之無意見 (見本院卷第184、185頁)，則被告之支出既與公司業務遂行有關，自難認為被告有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竊盜故意。
而取款憑條上之印文，既非被告無權蓋用，其金額之填載與取得又與公司業務有關，甚且24萬5千元中的4萬元係支付證人乙○○之薪資4萬元，證人乙○○一方面領取公司之薪資，又稱其實是不同意被告的行為，但都沒有表示意見云云，又主張該部分係被告盜領款項、謂造文書，實難取信於人。
從而，自訴人指訴被告無權限製作提款憑款進而竊取公司款項云云，均非可採。
七、關於自訴人主張背信部分：(一)自訴人公司之商標既未登記，該商標即非自訴人之財產權，僅係自訴人之利益。
依據證人乙○○之證言，該商標應如何使用，尚無何限制，被告及證人乙○○均使用於名片之上 (見本院卷第185頁)。
從而，該公司縱因股東合意解散，在清算範圍內，被告仍得使用公司之商標，已堪認定。
自訴人既主張被告「違背任務使用該商標，致生自訴人損害」，自應對被告有何違背任務使用商標之行為，及造成如何的損害負舉證責任。
(二)然查：1.自訴人主張所受損害，係提出美國APC公司訂購產品之訂購單為證，但審酌該訂購單，係由APC公司所製作，其上尚無被告使用自訴人商標之情事。
至於事後被告以其新成立之公司開立發票 (見本院卷第14頁背面)，經審酌其上所使用之商標，係被告新公司之商標，該商標，與自訴人之商標並不相同。
雖然二商標有部分地方類似，但自訴人之商標既然未經登記，自無所謂商標相似的問題，亦難認為被告使用其新成立公司的商標，與自訴人未登記之商標相似，即係侵害自訴人之利益。
2.況且，卷內尚無何積極證據證明美國APC公司係透過自訴人網頁而訂購，則自訴人片面主張「自訴人盜用其網站，將公司網站內容營業住所變更為新公司，並進一步連結至新公司網頁，致誤導公司客戶向其訂購產品」，即非可採。
3.被告抗辯稱：自訴人公司解散後，APC公司是分配給被告的客戶，當APC公司向被告下採購詢價單時，因該公司小姐打字忘了更改被告公司之名稱，分別傳真給被告及自訴人公司，然由被告新成立之報價單、APC公司簽回單、匯款通知及交期之確認單，均記載被告之新公司，即可證明APC係分配給被告之客戶之一，且係直接被告聯繫下單，並非向自訴人公司下單，並提出交期確認單、簽回單、匯款通知單等為證 (見本院卷第44頁；
第76 頁至第85頁，即被證8)，亦未見被告曾使用自訴人公司商標締約，亦未有積極證據證明APC公司係因見自訴人公司網頁而訂購貨物之情事，足徵自訴人之主張，即非可採。
換言之，如自訴人主張被告盜用公司網站版面、商標，誤導客戶與其締約為真實，自應提出客戶確實因為被告之誤導，誤信網頁而締約之證據，但自訴人提出之訂購單，僅能證明被告與美國APC公司有契約關係，尚無法證明自訴人主張之事實為真，故自訴人主張被告前開背信之事實，即不足以採信。
八、雖自訴人與被告對於公司各筆款項之支出迭有爭議，並於審判時對之多有詰問，但經本院審酌後認該等款項支出爭議係屬民事糾葛，尚與自訴人主張之竊盜、偽造私文書、背信行為之構成要件無涉，故不一一論述，自訴人宜透過民事訴訟途徑解決之。
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何自訴人所指訴之竊盜、行使偽造私文書、背信之犯行，因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6 年 11 月 1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 法 官 周占春
法 官 林孟皇
法 官 趙子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陳怡君
中 華 民 國 96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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