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TPDM,112,矚重訴,1,202407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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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判決書涉及了多名被告共同犯罪的情況，並對他們的刑事責任進行了詳細說明。其中，高虹安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四個月，陳奐宇被判刑一年緩刑五年，黃惠玟被判刑貳年緩刑伍年，王鬱文被判刑貳年緩刑五年，未扣案的陳昱愷無罪。 判決書中指出，高虹安在擔任臺北市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期間，為國家機關服務，具有法定職務許可權。他的人事和薪酬支出由立法委員本人支付。此外，他還聘請了一名公務員作為助手，每個月支付給他們7萬元、6萬2,000元和4萬6,000元的報酬。 判決書中還提到了其他幾位被告的犯罪情況。陳奐宇和黃惠玟分別因詐騙罪被判處一年和貳年的緩刑。王鬱文則因為盜竊罪被判處貳年的緩刑。未扣案的陳昱愷也被指控有罪，但沒有具體的資訊。 最後，判決書中指出，對於未扣案的高虹安犯罪所得的新臺幣款項，將按照法律規定進行追繳。對於未扣案的陳奐宇、黃惠玟和王鬱文的犯罪所得款項，也將按照法律規定進行追繳。

第一起案件涉及一名叫黃惠玟的立法委員公費助理，她被指涉嫌虛假申報薪資和加班費，金額高達7萬4,741元。第二起案件涉及另一名叫高虹安的男子，他被指透過偽造支付憑單、委員助理薪水發放明細表和公費助理勞工退休金暨勞保、健保按月提(扣)繳明細表等方式，詐騙公費，金額高達10萬元。 這兩起案件都涉及到公職人員在處理薪資和加班費用時的問題，可能會對公職人員的工作環境和聲譽造成負面影響。因此，對於公職人員來說，遵守職業道德和法規是非常重要的。

他們還偽造了加班時間記錄，並將這些資訊提交給了立法院的人力資源處、財務處和總務處。這種行為嚴重損害了立法院對於立法委員公費助理補助費用管理和核銷的正確性。此外，他們還將這些虛假資訊用於支付陳奐宇的獎金和加班費。

該案件涉及四名被告，他們涉嫌透過虛構加班費和虛假薪酬來獲取不當利益。經過調查，檢方確認了這四名被告在虛構加班費和虛假薪酬方面的行為，並要求法院對他們的行為進行審理。

根據起訴書和附表，被告王鬱文的109年3月浮報薪酬金1,290元的事實已經被證實，並且該事實已被檢察官提起訴訟。然而，在起訴書中，附表一也記載了被告王鬱文的部分金額為"3/16浮報48,500"，這引起了爭議。因此，本文將對被告王鬱文的證據能力和辯解進行深入探討。 首先，證據能力是指證據能夠被法庭調查並用於證明犯罪事實的能力。在這個案例中，被告王鬱文的辯護人在提出證據時，未能提供與待證事實相關的自然關聯性，因此他們的證據能力被認為沒有問題。但是，被告王鬱文及其辯護人主張被告王鬱文的聘書內助理簽名欄的簽名並非被告王鬱文字人所籤，而是由他人代簽。因此，他們認為這些證據能力沒有問題。 其次，關於共同被告黃惠玟的陳述和陳瑤希、謝寧、吳達偉等人在偵訊中的陳述，以及陳瑋希、謝寧、吳達偉等人在調查詢問中的陳述，都被認為不屬於被告王鬱文的證據能力範圍。這是因為這些陳述都是在審判之外的場合，而且不是基於真實的證據材料。此外，這些陳述也沒有違反任何法律規定，因此它們被視為沒有證據能力。 最後，關於被告高虹安及其辯解的證據能力部分，由於共同被告黃惠玟和其他被告的陳述都屬於被告以外的人的陳述，因此被告高虹安及其辯解並未受到質疑。然而，當其他被告在偵訊中提到被告高虹安提供的加班費時，被告高虹安及其辯解表示這是違法的，因為他們並沒有提供足夠的證據來支援這一觀點。因此，這個部分也被認為是沒有證據能力的。 綜上所述，被告王鬱文的證據能力和辯解在本文中都被認為沒有問題。然而，對於其他被告的陳述，特別是關於被告王鬱文提供的加班費的陳述，被告高虹安及其辯解則需要提供更多的證據來支援他們的觀點。

證人調查是指在偵查過程中，證人被要求提供證詞或資訊。證人調查的目的在於確保案件事實的真實性，並保護被告和證人的合法權益。然而，在某些情況下，如果被告和證人之間的身份需要轉換，檢方可能會將被告的身份作為新的證人進行調查。 在本文中，作者指出，對於共同被告陳奐宇和陳昱愷的訊問，檢方並沒有明確的規定，只要被告願意並且提供了證詞，就可以將其視為新的證人進行調查。然而，如果被告拒絕證言權或者提供了虛假證詞，那麼檢方就需要對被告和證人進行相應的處罰。 此外，作者還提到，共同被告陳奐宇在訊問時以被告的身分作為證人，但後來補充了證詞內容，這些內容都符合其個人意願，且沒有顯露出不可信的情況。因此，這些證詞仍然具有證明力。 總的來說，證人調查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需要考慮到多個因素，包括被告和證人的身份、證詞的可信度以及法律規定的適用情況。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公正和公平地處理案件。

黃惠玟在偵訊中被要求證明自己的身份，並且在偵訊結束後提供了補充的陳述。她的陳述與之前的偵查記錄相符，沒有明顯不可信的情況。對於被告王鬱文和被告陳奐宇提出的質疑，法院認為他們的陳述與之前的偵查記錄相符，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同時，法院還對被告陳奐宇的陳述進行了詳細的說明。

檢察官和被告律師對於檢方提供的證據能力提出了質疑，並認為這些記錄可能不準確或誤導性。

當證據的能力被質疑時，需要透過驗真來確定該複製品與原儲存於載體中的數位資訊內容的一致性。驗真的方式包括直接複製、鑑定或鑑別的其他直接證據或情況。此外，證據的證明方法還受到程式性的限制，例如在刑事訴訟程式中，證據的證明方法通常基於自由證明的原則。最後，對於傳說是真實的還是虛假的，還需要根據特定的事實進行檢驗。

他聲稱自己是在113年3月13日首次提出關於手機對聊天記錄的證據，並且他的手機電腦上有許多對話記錄。然而，法院在審查這些證據時發現，這些證據並不完整，存在一些虛假和偽造的情況。同時，其他人員的陳述也存在問題，他們並未提供任何證明自己觀點的證據。因此，法院認為這些證據不能作為證明被告高虹安罪行的證據。

這些錄音被證明與原始數字資訊內容相同，並作為證據使用。然而，該對話記錄中的其他人員陳述並未受到傳聞法則適用的規則限制，因此不具備作為證詞的能力。 此外，文章還提到關於黃惠玟等人制作關於共同被告黃惠玟等人所製作的關於案辦公室零用金（又稱本案辦公室零用金）相關資料的部分的爭執。他們認為黃惠玟等人制作並整理的檔案中包含了關於案辦公室零用金的詳細記錄，包括零用金收據、記賬資料、報告檔案等。然而，這些檔案並非由黃惠玟親自制作或編輯，而是由其他人制作的，並且在某些方面存在模糊不清的情況。因此，這些檔案被認為缺乏足夠的證據能力。

她將這些檔案整理成"辦公室支出賬"，並在其中新增了許多虛構的內容和更改了原始記錄。法院認為這些檔案雖然具有新聞證據性質，但不具備專業人員校對其準確性條件，缺乏證明力。從109年4月至9月期間，黃惠玟每個月都取得王鬱文的零用金日記帳原始檔後，自行修改這些原始檔，隨意調整文字註記。直到109年7月之後，這些檔案仍未出現在黃惠玟整理的零用金日記帳表中，這足以確認黃惠玟已經篡改了這些檔案。此外，法院還發現，這些檔案並未經過任何核對，也沒有在財務報告中列出正確的金額。因此，這些檔案無法作為真實的證據使用。

該檔案中包含了一些關於不同部門和人員的零用金收支情況的記錄。這些記錄被標記為"Ann辦墊收入"、"奐宇帳戶"和"兔姐帳戶"等賬戶。此外，還有一些與這些賬戶相關的支出記錄。這些記錄是由被告王鬱文製作並提交給法院的。

原告黃惠玟和被告陳奐宇以及被告王鬱文因涉及浮報薪酬、加班費和請公費助理退還款項等問題，被共同被告黃惠玟製作了有關每月薪資作帳資料，並提交給被告高虹安進行核閱。根據證據，這些資料是在正常業務過程中由相關人員製作並持續記錄的，且與共同被告黃惠玟分別與共同被告陳奐宇、被告王鬱文進行了溝通。此外，該案例還涉及到零用金支出賬的問題，但被告高虹安認為這些賬目存在錯誤，並沒有提供足夠的證據來證明其真實性。因此，法院認為這些記錄具有一定的證明力，但仍需進一步審查以確定它們的真實性。

原告黃惠玟和其他被告的辯護人則堅持認為該證據具有證明力。本文還提到了其他一些爭議性的證據，包括被告高虹安及其辯護人的證詞以及原告王鬱文及其辯護人的證詞。最後，本文指出這些爭議性證據並未違反法定程式，並且在法庭上得到了充分的證明。

文章認為被告黃惠玟及陳奐宇坦承不諫，並有後述第二、㈡、⒉項「前開事實所憑之證據」所示之證據可稽，足認該被告2人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而可採信。被告高虹安及王鬱文部分則表示自己沒有施展任何詐術，沒有浮報，也沒有使立法院產生任何損害。文章指出，此案辦公室零用金制度不是被告管理或支配，也不是被告自行決定用途，而是由黃惠玟向助理詢問，因此不存在謀議。被告辯護人則辯稱申報助理酬金及加班費等並非立法委員之法定職務許可權，並指聘僱助理之酬金，並無一定客觀固定數額，可能隨立法委員辦公室需求而有所變動。

補助費用的目的是為了獲得各立法委員因聘請助理協助執行職務而提供的勞務給付，但實際情況下，許多助理都進行了大量的加班，並獲得了大量的加班費。這種現象被批評為是立法院對高虹安的不當對待，因為助理在履行職責時實際上已經支付了大量的工資。此外，黃惠玟等人也承認他們的加班時間超過了申報的時間，但是他們並沒有提出要求退還零用金的要求。最後，作者指出，如果高虹安能夠掌握助理的工資賬戶並仔細檢查，或者將零用金當作個人金庫來管理，那麼他也不會放任這些錯誤和錯誤，這足以證明高虹安始終信任黃惠玟審查整個案件的零用金支出，從未檢查過“每月薪水製作表”或“辦公用品支出賬”。

原告黃惠玟提出，她願意將一部分酬金和加班費挪用為零用金，以利於辦公人員購買相關物品和裝置。然而，被告王鬱文則否認了這一提議，並認為這是對公共資金的濫用。他辯稱，他的薪酬並未超出法定範圍，且他的加班費並非透過公費助理領取，而是由立法委員會支付的。此外，他還聲稱，他同意將調漲後的薪酬納入零用金賬戶，這並不違法。最後，他指出，由於加班費已經撥入他的銀行賬戶，他已經完全將其個人財產合法所有。

黃惠玟、陳奐宇和被告王鬱文在被控告期間都有實際的加班事實。在支付加班費時，共同被告黃惠玟、陳奐宇和被告王鬱文將金額退回給辦公室用於零用金，並支付了以下費用： * 在109年7月15日、9月8日、10月5日、11月2日和12月7日支付了林家興的薪水2萬元、1萬5,000元、2萬元、2萬元及2萬元。 * 在109年5月19日支付了陳瑋希的“4月獎金”1,200元。 * 在109年6月17日支付了陳湘晴和共同被告陳瑤愷的“獎金”各3,000元。 * 在109年9月3日支付了共同被告陳瑤愷、林俞均、陳瑄霈、蕭孟瑄、黃子恩和洪德進的“獎金”共2萬元，並於同年月8日支付了陳瑄霈的“8月獎金”1萬元。 * 在109年10月5日支付紀語緁（起訴書誤載為“紀語婕”，應予更正）的“補9月薪”1萬3,040元及陳宥綸的“補9月薪”1萬4,868元，暨於同年月15日支付陳宥綸的“補薪”1,500元。 此外，共同被告黃惠玟、陳奐宇和被告王鬱文在偵訊過程中提供了他們的供證。他們還向本院提供了其他證據來支援他們的辯解。例如，共同被告黃惠玟在偵訊時的結證和本院審理時的供證，共同被告陳奐宇在偵訊時的結證和本院審理時的供證，共同被告王鬱文在偵訊時的結證和本院審理時的供證。

根據修正前貪汙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原規定，這些行為都屬於詐欺取財罪。然而，在最近的一次修法中，這些行為被修改為「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的物交付」，並不再僅限於行為人客觀上利用職務上機會，而是要求行為人具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此外，根據新的規定，公務員在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的物交付罪的行為，若符合特定條件，可免於刑事責任。

根據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的規定，公務員犯罪時，如果與公務員沒有直接關係，但仍可能構成共同犯罪。此外，文章還詳細解釋瞭如何確定共同犯罪的主體和責任。

根據規定，被告可以利用職務上的機會來獲取利益，但必須符合一定的條件。然而，被告高虹安和王鬱文在案發期間並沒有表現出這種行為，他們的申報酬金和加班費都比實際的薪酬多，並且他們也沒有提供任何合理的解釋。 文章還提到，被告高虹安和王鬱文在案發期間曾使用詐術來欺騙立法院的承辦人員。他們故意將報告中的薪酬比實際的薪酬少，以此來增加自己的收入。此外，他們也故意將加班費的時間比實際的時間短，以此來降低自己的支出。 最後，文章指出，被告高虹安和王鬱文的行為已經構成了刑事犯罪。他們被控告犯有財務詐騙罪和欺詐罪，並且可能需要接受法律制裁。

黃惠玟在109年2月的「助理遴聘異動表」上載了42萬多元的薪酬，但是實際領取的金額只有6萬2000元。黃惠玟和其他三位同事因為不滿薪酬待遇而採取了低薪高報的行為，目的是為了領滿薪酬並回到零用金。當黃惠玟決定以後將以這樣的有差價的報法去報時，其他三位同事也參與其中。文章還提到了黃惠玟製作的總表以及她的實際薪資為6萬2000元。此外，文章還提到案辦公室零用金制度的目的和運作方式，以及助理每個月的申報與實領薪資的情況。最後，文章提到王鬱文的實際薪資是由高虹安口頭告知的，且他的聘書是由我彙整送到立院人事處的，該聘書中明確記載了薪酬數額。

黃惠玟在收到陳奐宇回覆後，又傳送了另一封訊息，確認她已經收到了陳奐宇退還的加班費。此外，文章還提到了黃惠玟與王鬱文之間的通話記錄，顯示他們透過通訊軟體進行了多次對話。

根據調查，他每月實際支付給共同被告黃惠玟、陳奐宇和被告王鬱文的薪酬分別為6萬2,000元、7萬和4萬6,000元，除了黃惠玟和陳奐宇在案發期間曾調整薪酬外，其他人都沒有改變。另外，根據被告王鬱文的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他在案發期間並未檢視相關「助理遴聘異動表」，但主觀上知道自己的薪酬從同年3月16日起至同年5月份調高為4萬8,500元，與實際薪酬之間存在每月2,500元的差額。此外，被告高虹安還聲稱他的薪酬是由自己多加的，並需要他的幫助才能作為辦公室支用。然而，被告高虹安的辯護人則認為，公費助理的薪酬並無固定的客觀固定數額，可能會隨著立法委員的需求而有所變動。他們引用了立法院人事處的檔案來解釋公費助理的薪酬是由各委員自行決定的，並無數額上限之規定。因此，他們無法為被告高虹安有利的認定提供證據。

王鬱文和高虹安在109年簽訂了一份協議，約定王鬱文的月薪為4萬6000元，包括勞健保外加等語。然而，經過審查發現，根據王鬱文和高虹安之間的通話記錄，實際支付給王鬱文的月薪並不符合協議中的金額。王鬱文和高虹安在審理時都承認他們後來調低了王鬱文的月薪，並且王鬱文直到每個月入賬時才能知道自己的月薪多少。此外，他們的通話記錄顯示，王鬱文在申請加班費時，也經常提到“多加”、“幫忙領”和“作為辦公室的開支”等內容。因此，這篇文章認為，王鬱文在案發期間的實際月薪確實高於協議中的金額，而且這個數字是他們自己清楚的，而不是透過虛假的記錄來欺騙法院。

根據附表二顯示，共同被告黃惠玟、陳奐宇和被告王鬱文在申請加班時，都按照附表三中的標準進行計算，即以"申報薪酬"為基礎，然後依據"平日延長工作時間小時數"和"休息日加班小時數"計算出"申報平日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和"申報休息日延長工作時間工資"，最後得出"應領取金額"。然而，由於共同被告黃惠玟、陳奐宇和被告王鬱文的實際薪酬與附表三中的薪酬不同，因此產生了浮報的加班費，這部分金額詳細列在附表三中。 另外，被告王鬱文在審理過程中聲稱會確認加班時間和應領金額，並多次否認他與被告高虹安約定的薪資條件為"4萬6,000元，勞健保外加"，並且認為他對於以經浮報的申報薪酬為基數計算加班費，進而浮報加班費的做法是知情並參與的。

黃惠玟認為該制度是由她提出並經過被告高虹安同意的，她每個月都會和同事們討論這個問題，並將加班費和其他福利放入零用金內。然而，被告高虹安在偵訊時提供了不同的說法，他認為黃惠玟是在她的建議下提出的，並且已經按照約定將獎金歸還給公司。這篇文章指出，被告高虹安和王鬱文的行為已經對立法院的相關工作人員造成了錯誤，並可能受到了財產上的損害。

這種錯誤是指被害人對於是否處分財產的判斷事項出現誤判，或者因為行為人的消極隱藏而陷入錯誤，並在此基礎上處分財產。 至於所謂的“財產損害”，則指的是受害者對於具有經濟價值的財產或利益喪失其使用、收益或處分的權利，從而蒙受經濟損失，即屬於這種情況（最高法院112年度臺上字第4233號刑事判決同此見解）。此外，根據立法委員每人應獲得的公費助理人數和預算，以及公費助理的實際薪酬和加班費用，可以計算出公費助理補助費用的具體金額。因此，如果立法院在撥款時對公費助理的新聘或調薪需要進行審批，那麼他們必須提交“助理遴選異動表”來報告其“生效日期”和“薪酬”金額。同時，他們還需要計算並申報加班費，以確定該費用的基數。如果相關工作人員知道這些資訊後發現被告高虹安、王鬱文和其他被告的薪酬存在低薪高報的情況，但並未按照法律規定支付相應的款項，那麼他們可能需要向法院解釋原因，以避免被罰款或賠償損失。

其中，公費助理的僱主通常是立法委員，他們的工作是由各委員會辦公室自行管理。根據規定，公費助理的工資是由他們提供的名單和金額決定的，並且需要經過人事部門的稽核。此外，公費助理的姓名和職務也由他們自己決定。然而，被告王鬱文的律師認為，公費助理的工資並不是公款，因此不應該受到法律的處罰。他們還質疑，被告王鬱文領取的物品並非公款，因此不應該被指控為貪汙。最後，他們提出，被告王鬱文已經將領取的物品退回給公司用於辦公費用。

該案件涉及被告黃惠玟、陳奐宇和被告王鬱文因被控違反勞、健保費扣繳規定而被提起訴訟。共同被告黃惠玟根據《每月薪資作帳表》中的“應退款”欄顯示金額，自行或通知其他共同被告將附表一所示的獎金總額全部或一部，以及附表二所示的獎金總額全部及合法請領加班費總額全部或一部（例如：於被告高虹安核給如附表二所示案發期間的“餘額”欄所載獎金情況，則無需退還，僅需退還一部）。此外，共同被告黃惠玟還提交了109年的工資賬目和通話記錄，以證明其已經向其他共同被告支付了獎金總額。然而，檢方認為這些證據存在錯誤，並據此計算出被告非法獲得的獎金總額。最終，檢方認定被告王鬱文向其他共同被告支付了獎金總額，因此請求法院判決被告賠償損失。

陳奐宇被控在109年7月應退還1萬8,723元的款項，但他的辦公室支出賬只記錄了他在109年8月5日的入賬金額為1萬2,523元。然而，這兩個賬戶之間存在差異，這可能是因為陳奐宇事後偶然忘記將所有應退款的款項都交還給公司。此外，黃惠玟的工資支出賬中也記錄了一些與陳奐宇相同或相似的金額，但在其他月份的賬目中並未顯示這些金額。因此，雖然這些差異可能無法證明共同被告之間的矛盾之處，但對於確定案件事實仍然有幫助。

其中一起是關於辦公室支出賬，其中有一筆支出記錄錯誤，導致金額計算有誤。另一起則是關於兔子姐姐帳戶，其中也存在一些爭議。在這兩起案件中，被告方辯稱自己並未故意篡改或者遺漏任何資訊，但法院最終認定他們的行為構成了詐騙罪。

根據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裡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6條規定，議員公費助理補助費用必須由議員已經選任公費助理，才能夠支用。如果撥付的公費助理補助款項不是專用來支付公費助理補助費用，而係支給實際聘請的助理，那麼就不成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行。此外，立法委員公費助理相關費用的支應也應該按照立法委員的人數和公費助理的數量進行計算和編列。這表明立法委員和議員之間需要有實際聘僱助理的事實，而不能僅以為是民意代表的工作就可以稱為助理。另外，勞動基準法也對助理的特徵有所規定，包括人格從屬性、經濟上從屬性和組織從屬性。因此，決定是否為立法委員聘用助理的關鍵因素是該助理是否符合上述特徵。

根據勞動契約的規定，僱主是指受僱傭者並給予報酬的人。然而，有些情況下，僱主可能是法人或者團體，他們需要透過自然人來指揮和監督勞工。在這種情況下，自然人可能會被視為勞動基準法上的僱主，但他們並不承擔公法上的責任。此外，如果勞工是在派遣工作中被僱傭，並且接受了派遣單位的指揮和監督，那麼派遣單位和勞工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勞動契約，因此不是勞動契約上的僱主。因此，在確定勞資關係中的僱主時，還需要考慮職場的實際狀況。

然而，根據他提供的證據，他聲稱在成為公費助理之前，他曾與陳奐宇面談並承諾支付2萬元的條件，但林家興最終沒有按照約定支付。此外，他還提到陳奐宇曾向他證明，林家興在擔任公費助理期間的行為類似於私人助理，他幫助高虹安寫稿，高虹安會給他2萬元的薪酬，但由於法律規定公費助理的薪酬應高於基本工資，因此他無法向立法機關報告這一情況，而且他也無法支付給林家興2萬元的薪酬。最後，陳奐宇在109年9月至12月間每個月都會從他的賬戶中扣除一定金額來支付林家興的薪酬，這部分金額被稱為“奐宇1231零用金”。

陳奐宇在該筆款項中墊支了振興券等費用共計7,925元。此外，陳奐宇還向共同被告黃惠玟支付了2萬元部分的薪酬。綜上所述，被告高虹安與共同被告黃惠玟在黃惠玟領取上述薪酬時並未違反法律規定。

他在109年11月3日繳回了3萬元3,102元到他的賬戶，並且該筆錢包括了共同被告陳奐宇在同年10月份的浮報獎金中的4,908元和同年9月份的加班費2萬元8,194元（含浮報加班費3,471元和合法請領加班費2萬元4,723元）。此外，他還支付了餐費7,700元和林家興的薪水2萬元，剩餘金額為1萬7,023元。最後，他在109年12月7日支付了林家興的薪水2萬元部分，並支付了陳瑋希的“4月獎金”1,200元。文章還提到了共同被告陳奐宇在109年11月3日之前墊支餐費和林家興的薪水的情況。

陳瑋希並非被告高虹安的公費助理，而是吳達偉公司的員工。陳瑋希的工資由吳達偉支付，並不是由高虹安實際出資支付的。陳瑋希並沒有和被告高虹安簽訂任何勞資協議。此外，陳瑋希曾經協助處理過高虹安的立委辦公室事務，但是並未得到獎勵。因此，陳瑋希並不是被告高虹安的助理。從陳瑋希的工作表現來看，他並不是被僱傭為助理，也沒有違反任何勞資契約。因此，陳瑋希並不屬於浮報款項排除其不法所有意圖的餘地。

陳瑄霈和蕭孟瑄並非被告的公費助理，因為他們在本院審理時曾表示自己是原告助理，並且他們的工作地點不在中彰投地區，而是和平區原住民區。另外，他們的工作報酬也是由民眾黨負擔的。因此，他們不是被告的私聘助理。辯護人也否認了黃子恩和洪德進是高虹安的私聘助理。最後，本文提到，共同被告黃惠玟在109年8月17日退回了包括8月份浮報酬金中的一部分金額和加班費在內的6萬元1,618元，用於支付公費助理的獎金和獎金。但是，這筆錢並沒有被用來支付其他支出，因此無法確定是否有不法意圖。

第一起案件涉及公費助理紀語婕和陳宥綸的僱傭關係，其中紀語婕被指為被高虹安非法領用工資。第二起案件涉及公費助理陳湘晴的僱傭關係，其中陳湘晴被指為被高虹安非法領取獎金。這兩起案件都涉及到公費助理的僱傭關係以及他們的工資問題。

原告陳奐宇在審理過程中提供了蔡維庭的工作記錄和通話記錄，證明了蔡維庭在擔任被告高虹安的助理期間，確實為被告高虹安提供了服務，並且支付了相應的報酬。而被告高虹安則否認了這一事實，認為這些費用並非用於支付給蔡維庭，而是用於其他用途。因此，法院駁回了被告高虹安的這一辯解。

辯護人指出，這些紀錄顯示被告高虹安在109年7月10日晚間和10月17日上午向蔡維庭表示要請他幫忙，並支付一定的報酬。然而，共同被告黃惠玟和陳奐宇也證實了蔡維庭協助高虹安建立委員會的工作，並獲得一定的報酬。此外，李忠庭還證實了高虹安曾經請求蔡維庭開發LINE Bot和寫爬蟲程式，但並沒有要求他支付報酬。最後，根據證人蔡維庭的描述，可以得出被告高虹安只是委請蔡維庭完成開發LINE Bot和官方網站等特定工作的結論。

辯護人主張該費用由被告高虹安負擔，但原告李忠庭在審理時稱，最初安裝費由高虹安承擔，後來需要支付時，她拿出了一筆5萬元現金，並將剩餘款項匯給了原告。此外，辯護人還提交了相關單據和證人證詞來支援其觀點。然而，原告李忠庭也表示，他與被告高虹安之間存在債務關係，並認為上述費用並未涉及不當得利。最後，辯護人提出了各種費用支出的證據，包括書架筆盒、微軟文書系統、蘋果日報線上版、辦公用電子白板、谷歌雲盤硬碟、亞太大電訊電話費等。然而，這些費用並未被證明系以浮報款項支應，甚至部分費用可能僅屬業務費用而非支應僱傭助理所產生之費用。綜上所述，雖然辯護人主張被告高虹安有上開費用支出，但並未找到充足的證據證明這些費用系以浮報款項支應，因此無法確定被告是否具有不法所有意圖。

他們否認自己有任何不法行為，並認為這些行為只是基於他們的日常經驗和直覺判斷。然而，他們承認曾經向黃惠玟和其他公費助理透露過這個制度的合法性。他們辯稱，這些行為並未違反法律，而是基於對公共財產的合理處置。他們還表示，他們沒有權力篡改或刪除任何記錄，因為他們不知道這些記錄的存在。此外，他們還認為，如果他們知道這些記錄存在，他們應該有權糾正它們。最後，他們承認，他們與黃惠玟和其他公費助理之間存在著間接的聯絡，但這也不能成為他們犯罪的證據。綜上所述，這四名被告的行為構成了貪汙和濫用職權的犯罪，應受到法律的制裁。

被告陳奐宇、黃惠玟及王鬱文因共同被告高虹安聘僱，並被告黃惠玟受被告高虹安之指示，被告陳奐宇及王鬱文則經被告黃惠玟之通知，而被動參與上開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犯行，因此被告陳奐宇、黃惠玟及王鬱文應從一重之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處斷。此外，文章還提到了被告陳奐宇及王鬱文的刑之減輕事由和貪汙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的部分。

他們在案發期間的浮報款項，合計達到新臺幣2,000萬元。被告高虹安作為決定和主導者，控制了這些犯罪所得。此外，他們還未繳回所有未經被告陳奐宇、黃惠玟及王鬱文同意的金額。根據相關法律規定，被告高虹安需要對這些犯罪所得進行沒收和追徵。如果被告高虹安沒有履行他的責任，可能會被取消他的緩刑宣告。

根據判決書，被告陳虹安、黃惠玟和被告王鬱文在109年2月至11月期間，虛報或浮報了加班費。此外，被告高虹安、黃惠玟也虛報或浮報了獎金。因此，這三名被告被認定為共同犯罪，並被罰款。

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沒有證據證明被告的犯罪事實時，不能認定其犯罪事實。此外，被告或共犯的自白也不能作為有罪判決的唯一證據。對於財產上的犯罪，所謂不法所有指的是缺乏正當的來源，仍然意圖將財物轉移到自己的控制之下。最高法院認為，這種行為是非法的，並且應該給予被告相應的處罰。因此，對於附表二中的加班費和獎金，應當按照實際情況進行計算並提交給法院。

根據法律規定，被告黃惠玟、陳奐宇和王鬱文應獲得實際加班費，並且這些加班費應當基於勞動基準法的第二十四條的規定。然而，他們在申請加班費時並未提供真實的工作時間和加班記錄，而是透過其他方式獲取了加班費。因此，他們可能構成了利用職務機會詐騙財物的犯罪行為。此外，他們還試圖將一部分加班費退回給公共事務辦公室作為辦公用品使用，這也屬於個人財產的合法處分。最後，被告高虹安等人提出要傳喚證人陳琬惠來證明陳昱愷是否有實質性的勞務和加班情況，但這一部分證據已經得到了證實，因此沒有必要進行調查。總的來說，被告高虹安等人在此部分被起訴利用職務機會詐騙財物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行，仍然屬於無法證明的犯罪行為，不應被視為無罪。

被告陳昱愷被控在109年2月1日至11月11日期間，透過公事員的身份，在沒有得到共同被告高虹安同意的情況下，虛報或浮報加班費，導致了公務員登載不實的檔案和賬目，進而影響了立法院的正常運作。檢方認為被告陳昱愷涉嫌違反了貪汙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和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檢方要求被告陳昱愷承認並接受刑事訴訟。

根據共同被告黃惠玟提供的資訊，陳昱愷在109年6月至11月期間的加班費應領金額為1萬3,333元、1萬7,417元和9,416元。這些金額被陳昱愷授權給黃惠玟，並由她將這些金額提交給了立法院。然而，這些金額並未經過被告陳昱愷的確認或審計。因此，法院認為這些金額可能被虛報或浮報。此外，被告陳昱愷在2010年10月21日至29日在臺大醫院住院期間，他的實際加班時間可能高於上述計算的數字。這使得法院無法確定陳昱愷在該期間的實際加班費數額。

根據證據和法律規定，法院認為被告陳昱愷並未構成貪汙罪，因此判決無罪。同時，法院也對被告陳昱愷在職務上的行為進行了詳細的描述，並指出他的行為並未造成損害，因此不應受到法律處罰。最後，法院還附上了被告陳昱愷等人浮報酬金錶，顯示了他們的真實收入情況。

其中，黃惠玟聲稱自己被欺騙並要求支付實際薪酬的金額為70萬元，但該金額並未在起訴狀中提及。王鬱文則聲稱自己被欺騙並要求支付實際薪酬的金額為47.29萬元，但該金額也未在起訴狀中提及。 此外，文章還提到了其他一些相關的資訊，包括被告陳奐宇的申報酬金情況以及浮報酬金的情況等。這些資訊均與黃惠玟和王鬱文的案件有關。

黃惠玟於109年9月應繳回共計2萬8,902元，該金額包括當年8月份的加班費2萬3,978元（內含浮報加班費1,962元），以及同年9月份的浮報酬金5,360元中的4,924元。黃惠玟僅在109年9月22日繳回了1萬1,190元，該金額包括上述浮報酬金和浮報加班費。然而，此案的辦公費用制度目的是為了由公費助理繳回其浮報酬金、浮報加班費，甚至合法請領加班費，以供高虹安設立委員會辦公室使用，並且公費助理合法請領的加班費本為所應得，如果要繳回，需要先繳回非其應得之浮報款項。起訴書認為黃惠玟在109年9月份的獎金為0元和同年8月份的工資為1萬1,190元，存在誤會。此外，起訴書中還提到被告高虹安將黃惠玟的獎金從先前的每月67,360元調低至實際的62,000元，再從同年10月16日起調高至每月72,000元，因此計算出黃惠玟在109年10月份的獎金為67,000元，誤以為她在109年3月至5、7至11月份的獎金與實際的獎金相差5萬元5,080元，實屬誤載。

根據法院判斷，被告王鬱文於2019年5月15日入金後，於同年5月15日至5月23日期間的加班費，被告王鬱文已將該部分納入了收入，因此被告王鬱文應就該時期的加班費向原告黃惠玟支付罰款。此外，被告陳奐宇等人在2019年5月的月度薪酬作帳表中，也存在浮報加班費的情況。

陳奐宇在109年11月份申報加班費時，向法院繳回了9,768元，但在支付完其他費用後，將剩餘的7,768元歸零。因此，該案件中的“奐宇1231零用金帳”和“兔子帳戶”項下的記賬金額存在爭議。 此外，文章還提到了兩個備註，一個是關於被告陳奐宇在1231年12月31日將他的帳下餘額轉給被告黃惠玟，但沒有提供任何證據證明這一點；另一個備註是在附表二中提到的“浮報加班費”的情況，該情況表明被告陳奐宇、黃惠玟和王鬱文在申報加班費時已經繳納了高於正常工資的獎金。最後，文章還計算出被告陳奐宇等人在2019年的平均加班費，並指出他們已經將超出正常工資部分的加班費全部歸零。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ables R, E, and Q in engineering and physics. It states that for each combination of values of these variables, there is a corresponding value of L, which represents the total length of the system. The article also provides some examples of equations that relate these variables to the lengths of systems. Finally, it mentions that the article uses the concept of "R=O×E×4/3+P×E×5/3+Q×E×8/3" as a formula to calculate the length of a system based on its components.

陳奐宇是一位中國畫家，他的作品以山水畫為主，其作品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和深厚的文化內涵。而黃惠玟是一位臺灣女歌手，她的歌曲以其深情、感人的旋律贏得了廣大聽眾的喜愛。

<摘要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