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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八十九年度抗字第五О六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亦即被害人 甲○○
右列被告因強盜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三四六號，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四日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左：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查原審受理民國（下同）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三四六號之案由列為「強盜等」案件，被告甲○○除被訴「強盜」罪嫌外，尚包括「傷害致重傷」部分，其中甲○○被訴「強盜」部分雖列為被告，惟於「傷害致重傷」部分之身分則為被害人，而由檢察官指定其母乙○○○代行告訴，合先予敘明。
二、按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二項定有明文。
準此，僅在「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時，始構成停止審判之原因，至於「被害人」因疾病不能到庭之情形，則不與焉。
三、經查：被告（兼被害人）甲○○因外傷性顱內出血，於手術後仍呈意識不清、長期臥床之狀態，需依靠氣墊床、氧氣、抽痰機、輪椅以供長期照顧等情，有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乙份附卷足據（見原審卷第二十三頁）。
是就「強盜」部分言，「被告」甲○○現顯因疾病而不能到庭，按諸前揭規定，固應於被告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
至就「傷害致重傷」部分而論，「被害 人」甲○○縱因疾病而不能到庭，亦無礙於審判之繼續進行。
四、原審裁定以甲○○因疾病而不能到庭，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固非無見。惟揆諸原審裁定未詳予區分「強盜」與「傷害致重傷」，遽為裁定停止審判，其真意究係僅「強盜」部分停止審判，「傷害致重傷」部分繼續進行審理；
抑或「強盜」與「傷害致重傷」二部分俱為停止審判，實有不明，自有未洽。
被告之母乙○○○為被告甲○○選任辯護人丙○○律師，並以代行告訴人之身分委任同律師為告訴代理人，據丙○○律師以「辯護人」身分具狀為「被告」提起抗告，並以「告訴代理人」身分提起抗告，其意旨略以：甲○○被訴強盜罪嫌部分，與其母代行告訴之被害重傷害二案，發生時間、地點相同，檢察官對甲○○、余茂揚、郭邦興等三人一併提起強盜罪與重傷害罪之公訴，是否兩未分別辦理，亦即重傷害部分繼續審理，強盜部分停止訴訟，或者兩部分同時停止訴訟，有所不明。
若甲○○因被害而成植物人，痊癒無期，被告郭邦興被訴重傷害罪部分豈非遙遙無期停止訴訟？且檢察官指定其母代行告訴，則其母乙○○○即為甲○○之告訴代理人，本案經乙○○○之代理告訴，故乙○○○於檢察官提起公訴後，仍具有代理人之身分，應可代理其子出庭應訊，而無停止訴訟之必要云云。
惟查：
（一）甲○○兼具本件「強盜」案件之被告，及「傷害致重傷」案件被害人之身分，已如前述。
被告之母乙○○○依刑事訴訟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獨立為「被告」甲○○選任丙○○律師為辯護人，於法並無不合，故選任辯護人丙○○律師具狀為「被告」甲○○提起抗告，程序上並無違法之處。
（二）又「代行告訴」之性質與「代理告訴」尚非相同，「代行告訴人」依法具有告訴人之身分，而「告訴代理人」則僅為代理人之身分，自不得以「被害人」甲○○之母乙○○○經檢察官指定為「代行」告訴人，遽謂其以已取得告訴「代理」人之資格，故抗告狀中將乙○○○列為「代理人」，自有誤會。
核其抗告狀之內容既已表明乙○○○係代行告訴人，推究其真意，乃以代行告訴人之身分提起抗告，然代行告訴人原應向檢察官聲請提出抗告，卻誤向本院逕行提起抗告，其提起抗告之程式自有未合。
（三）再者，本案中傷害致重傷部分，「被害人」甲○○之母乙○○○既經檢察官指定為代行告訴人，檢察官遽其合法（代行）告訴而對被告郭邦興等人提起公訴，則其母乙○○○在訴訟法上之地為即係告訴人，而甲○○於此傷害致重傷部分係「被害人」身分，充其量僅居於證人之地位，自不得以甲○○因疾病而不能到庭為由而停止審判。
至於強盜部分，甲○○則為被害，乙○○○主張其於檢察官提起公訴後，仍具有代理人之身分，應可代理其子出庭應訊，尚有誤解。
五、綜上所述，本件抗告程序固有部分瑕疵，且其抗告意旨亦非盡屬有理，然原裁定未就甲○○於本案中之身分予以審酌並詳予區分「強盜」與「傷害致重傷」，遽為裁定停止審判，致停止審判之範圍不明，不無可議，自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更為適法之裁定。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十三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十一 月 三十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 正 順
法 官 林 明 俊
法 官 邱 同 印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莊 昭 樹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十二 月 十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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