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TPHM,104,上易,723,20150812,1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4年度上易字第72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川
選任辯護人 彭火炎律師
張玉琳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度易字第997號，中華民國104年2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2年度偵字第1565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王川緩刑伍年。

事實及理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王川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6月，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㈠告訴人既指稱在購買被告另置華夏川璞文物館內物件時，證人張蒞府全程都在場陪同選購，但據張蒞府於原審證稱：伊於高建文在華夏川璞文物館挑選時，全程陪同在被告與高建文身邊，高建文在挑選物件時，伊當時沒有聽到被告提及都是出土的東西，都是古物這樣的話等語，顯見並無告訴人所稱被告再三強調這些東西都是出土的東西，都是古物，張蒞府當時都在場之事實，告訴人指訴顯非可採。

㈡況被告是否積極佯稱上開展示品為古文物，與被告是否未提說該等展示品均為高仿、仿真之工藝品，亦屬二事，原判決以張蒞府證稱：伊於100年1月間陪同告訴人至華夏川璞文物館挑選所欲購買之獅類文物過程中，被告未曾提及展示物件均為高仿、仿真之工藝品等語，認被告有佯稱該等展示品為古文物之詐欺行為，亦與證據法則有違。

㈢證人蔡右弼固證稱：所稱「戰國制」、「漢制」的「制」，就是製作的意思，就是那個時期製作的，不會有其他解釋云云，然依百度百科全書詮釋，物體的形狀和構造、形狀、款示、構圖皆謂「形制」；

辭源辭典詮釋，「制」除有「製作」含義外，另有「準則」、「制度」之含義；

辭海辭典詮釋，「形制」含義，即指制作之形狀。

均見「制」並非單指製作而已，而兼指事物之準則及形狀。

另依中國藝術品收藏詞典系列玉器詞典所述，「形制」是玉器的專用名詞，專指玉器的造形與大小尺寸的等級規格，也指玉器的形態。

蔡右弼前揭所述，自非可採。

㈣另中國歷史各朝各有朝代名稱，如夏、商、周、齊、楚、韓、趙、魏、燕、秦（上七朝代稱戰國）、漢（復分西漢、東漢）、（曹）魏、蜀、吳、晉、宋、齊、梁、陳（上六朝代稱六朝）、隋、唐、元、明、清，均各有朝代年號；

而所謂「戰國」、「西漢」、「六朝」稱號，並非當代稱呼，係後世學者將之歸納所為統稱。

故華夏川璞文物上所記載「戰國制」、「西漢制」、「六朝」等註記，係指後代模仿各該時代形制之仿制品，否則註記各朝代正稱，而非記載後代所概稱「戰國」、「西漢」、「六朝」之字樣。

是由上開朝代概稱之記載字樣，亦足認被告並未以本件買賣標的物為出土之古文物欺矇、詐誑告訴人。

㈤證人蔡右弼固於偵查證稱：就告訴人所購入物品之價格，應係膺品作為真品出售之價格，然又比真品略為便宜云云。

然若本件出售之玉製工藝品係屬出土之古文物，價值大概須新台幣20億以上，參酌被告提出之漢代玉器拍賣資料，其各別物品之成交價，亦確有自人民幣31 萬3600元至403萬2000元不等之價額，是縱每件以最低價額人民幣31萬3600元計算，被告出售予告訴人之63件，倘係出土古文物，合計價額亦在人民幣1975萬6800元，約近新台幣1億元（ 如以平均價計算則略為人民幣13671萬餘元即新台幣近8億元），本件告訴人僅以新台幣1200萬元之價格購入，自明非屬出土古文物無疑。

遑論告訴人亦有收購典藏獅類古文物近20年之經驗，亦足認告訴人應知所購品項實非出土文物。

㈥告訴人身為玉石收集家，自十餘歲起即物館開始收集古玉，19 歲即有近200件收藏，對古董玉、工藝品玉自甚熟稔，對其市售價格亦至熟悉，不致混淆受騙。

且依告訴人100年5月20日親書予被告之書信內容稱：由於個人理財出現一點狀況，原開付給閣下購買之獅子文物之票期兌現恐有困難，祈自100年5月31日以次各期票款順延半年…所示，亦見告訴人實係因理財困難而請順延付款日期，非因系爭玉器是否古董玉致生爭執致請求順延付款甚明。

綜上，被告並無公訴人所指詐欺取財之犯行云云。

三、惟查：㈠證人張蒞府固曾於原審證稱：「（依方才高建文證稱在華夏川璞文物館挑選文物時，被告有提及都是出土的東西，都是古物，當時你有聽到被告講這樣的話嗎？）當時沒有」等語（原審卷第142 頁背面），然佐以張蒞府於原審同時證稱：因告訴人收藏的都是獅子的文物，而所謂文物就是有歷史的，應該算是古董，如告訴人知悉向被告購買的物件係屬仿真工藝品，當然就不會向被告購買，且被告告訴伊一百年內算是現代版，一百年以上才能叫作文物，依被告之資歷，伊認為被告的收藏都是真的，而其在幫忙被告建置華夏川璞文物博物館庫存過程中，被告從未向伊提過博物館展示之物件係高仿、仿真工藝品類似這樣的物品等語（原審卷第143至145頁），堪認張蒞府陪同告訴人至華夏川璞文物博物館選購物件時，固未聽聞被告提及館內物件都是出土的古物，惟被告亦未曾向告訴人提及該等物件係高仿、仿真工藝品，而非出土古物無疑。

且依被告成立之「華夏川璞文物博物館」，其名稱取乎「文物」博物館，並在該博物館所設置網頁問答中陳述略稱：「『文物』即為古玩，亦即古代文玩之簡稱，係可供鑑賞、研究之古代一切器物；

『文物』與藝術品之區別為，『文物』為有年代的文玩器物，中國將已達100 年歷史以上之各類中國藝術品列為『文物』，至藝術品則泛指古代『文物』與現代藝術品」等語，有該博物館網頁列印資料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8頁），核與告訴人指訴及證人蔡右弼於偵、審證述被告應係以膺品充作真品，及以較真品略為便宜之價格出售等語，暨證人張蒞府於原審證稱：其於協助被告建置華夏川璞文物博物館庫存過程中，被告告知伊一百年以上之物件始得稱作「文物」等語，若合符節。

告訴人上揭指訴，應非無稽。

被告上訴認告訴人指訴與張蒞府證述不符，且是否積極佯稱上開展示品為古文物，與被告是否未提及該等展示品均為高仿、仿真之工藝品，係屬二事云云，均屬事後避重就輕飾卸之詞，自無可採。

㈡至被告上訴所指百科全書、辭典或中國藝術品收藏詞典系列玉器詞典中關於「形制」、「制」等文字、語詞之詮釋，固與證人蔡右弼所證稱：所稱「戰國制 」、「漢制」的「制」，就是製作的意思，就是那個時期製作的等情不同，然文字，一字多義，本未少見，而告訴人向開設華夏川璞文物博物館之被告所買受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戰國制 」、「漢制」、「西漢制」、「六朝制」、「宋制」、「明制」、「唐制」等物件，被告亦均自行製作物品圖說，如附表一所示部分於名稱上即載明係何朝代「制」之品項，如附表二所示部分，則於「年代」欄詳載係何朝代「制」等情，亦有各該圖說表冊各1份附卷可稽（見他卷第4至42頁），且與證人蔡右弼、張蒞府及告訴人於偵、 審所述大致相符，自難徒以「制」字多義，或附表一、二所示物件僅記載朝代概稱之字樣，而未註記各朝代正稱等節，遽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㈢被告上訴雖指倘本件出售之玉製工藝品係出土之古文物，價值約須新台幣20億以上，有收購典藏獅類古文物近20年經驗之告訴人僅以新台幣1200萬元之價格購入，自明非屬出土古文物云云，並提出漢代玉器拍賣資料為憑。

然查，被告於偵查自陳收藏玉器已逾30年，且於臺北、花蓮均設有收藏館（華夏川璞文物博物館即為其一），為國內享有盛名之玉石收藏者，告訴人基此深信被告聲譽，兼衡二人多年情誼，而對被告所佯稱附表一、二所示物品均為古文物等節信以為真，自無違於常情事理。

縱依上揭拍賣資料所示之成交價格計，告訴人本案先後買受之物件價格遠低於拍賣價格，然古文物之交易型態與價格，本因物件保存之狀態不一，而有天壤之別，有於國際知名拍賣市場以天價成交者，有於市井玉器市場、路邊小販兜售者，亦有因私人情誼關係，而以低價割愛讓受他人者。

原審認告訴人所稱係因與被告多年情誼始以折扣買得附表一、二 所示物件，並非無據，尚未違背證據法則與經驗法則。

至告訴人雖曾於100年5月20日以書信請求被告延緩支付買受相關文物之票款，然此僅足以證明告訴人買受附表一、二所示物件後，有請求被告順延支付票款期日一節，尚不足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㈣綜上，被告上訴，仍執詞否認犯行，並指摘原判決不當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緩刑之宣告：末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誤觸刑章，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且被告已與告訴人於104年5月28日成立調解，其主要內容如下：同意給付告訴人新台幣（下同）975萬6436元，並於104 年6月5日及同年30 日各給付415萬元、560萬6436元完畢，告訴人並於上揭第2 筆款項兌現隔日返還附表一、二所示物件予被告，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4 年度他調字第85號調解筆錄影本1份及支票影本2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2至126頁），爰認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諭知緩刑5 年，以啟自新，並觀後效。

五、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弘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8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沈宜生
法 官 林婷立
法 官 謝靜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賴尚君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8 月 1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