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TPHM,89,上易,3897,20001128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九年度上易字第三八九七號
上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乙○○
右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八十九年度易字第三五三號，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二０六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八十九年三月一日下午六時許，在基隆市○○區○○路三十巷四號其友即告訴人甲○○（原名李政義）之住處，趁甲○○不注意之際，竊取甲○○所有而置於茶几上之支票一張；

其面額為新台幣（下同）一萬七千元，付款人為彰化商業銀行基隆分行，發票日為八十九年三月二十日、票號為ＡＫ0000000號；

得手後，於當日晚間七時許，持至基隆市○○路六十五巷十一號前之工地，交付證人劉清泉，用以折抵紋身之工資。

嗣告訴人發現支票不見而報警處理，經警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之竊盜罪嫌云云。

二、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述犯行，係以公訴事實業據告訴人指訴歷歷，核與證人劉清泉所述相符，並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及該支票影本各一紙在卷可稽，為其論據。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其有竊盜之犯行，辯稱：係告訴人親手交付該支票，囑其持往調借現金；

其持回家中向其父即證人陳武雄調現不成後，騎機車前往該工地，欲向證人劉清泉調現；

未料，證人劉清泉以其尚欠紋身工資五千元，該機車又向證人劉清泉借用太久，應再付費五千元，遂強行將該支票扣留，要其拿現金再來換回該支票；

其當晚就打電話給告訴人，坦白告以上情等語。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定有明文。

次按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亦有規定。

申言之，被告之自白縱使具有任意性，苟無補強證據，亦無從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以是之故，立法推定其證據證明力不足，必待第二證據即補強證據出現，始得察其自白是否與事實相符。

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供述證據，無論出於共犯、同案被告、被害人、告訴人或證人，其證據價值更為薄弱，縱使證人有具結偽證之處罰，亦無從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如係此等之人所為單一之指述，當然推定其證據證明力不足，無需探究其指述之真實性如何。

此所以有數量法則（數量規則）之產生。

蓋數量法則乃證據容許性規則之一，而補強法則乃數量法則之一。

除前述被告之自白必須補強證據加以補強外，主要待證事實需有證人（廣義證人包括共犯、同案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二人以上，亦即單一證人之證言，仍須依其他第二證據加以補強（見陳樸生著刑事證據法第七章第三節第五三四頁）。

進而言之，自白係被告之認罪行為，其證據證明力最強，立法猶規定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則舉重以明輕，被告以外之人之指述或證述，尤亦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何況，告訴人或被害人與被告之利益相反，其指述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其主要目的；

因此，縱其指述並非單一，仍不得僅以其指述而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再者，在證據法則上，即證據資料尚有對被告有利之存疑時，如無法依客觀方法排除此項合理之可疑時，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不得以此項證據資料作為有罪判決之依據。

再者，認定被告有罪之事實應憑證據；

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

且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

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

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四十年台上八六號、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決參照）。

徵諸被告既無自證己罪之義務，更無自證無罪之義務，此乃當然之法理。

五、經查：告訴人迭經傳喚均未到庭；惟其對於該支票如何失竊，於警訊時陳稱：其和被告在家中閒聊，其因有事外出，不便相陪，只留被告一人在客廳看電視，返家才發現支票不見云云；

而在偵查中卻改稱：其去廁後，支票就不見云云。

其前後指訴不一，已難輕信。

反觀被告自始即陳稱：該支票係告訴人交付並囑其代為調現；

惟當其去還機車時，卻被證人劉清泉以尚欠工資為由而強行加以扣留等情，其前後辯解一貫，已非臨訟杜撰可比。

何況，被告所辯其持該支票向其父即證人陳武雄調現不成部分，亦經證人陳武雄到庭證明屬實；

被告所辯證人劉清泉以其尚欠紋身工資五千元，該機車又借用太久，應再付五千元，遂強行將該支票扣留，要其拿現金來換回該支票乙節，又與證人劉清泉於原審調查中所稱被告欠其一萬多元之情，其數字亦相符合；

準此以觀，被告所辯內容並非無稽，已然可見。

其次，告訴人原名李政義，被告稱之為「阿義」。

證人劉清泉於警訊時陳稱：被告有向其說明該支票係其友「阿義」所有；

再觀之卷附該支票，其發票人並非告訴人，又無背書，無法知悉持有人之前手何在；

若該支票果係被告所竊取而持以抵付工資，被告自應力求秘密，以免東窗事發才是，其又何必坦承該支票係「阿義」所有？復次，告訴人於警訊時自承：其所以得悉該支票在證人劉清泉身上，係被告當晚在電話中說其被證人劉清泉毆打後，該支票即被搶走；

於偵查中亦明白指出：被告有打電話說支票被別人拿走；

若該支票果係被告所竊取，被告推卸責任唯恐不及，其又何必向告訴人說明上情？再者，告訴人於警訊時更不諱言：被告遭證人劉清泉毆打後，頭部有道裂痕，左大腿腫脹，手部部分撕裂，乃由告訴人叫其胞弟載送被告就醫等語；

茲證人劉清泉既與被告因欠錢之故而有如是衝突，加上若被告所辯被強行扣留該支票部分屬實，則證人劉清泉難免罪責加身；

如此，欲期證人劉清泉為據實之陳述，猶如緣木求魚。

因此，自然不得僅以證人劉清泉之否認扣留支票並主張抵付工資云云，即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

至於告訴人與被告之利益相反，其指訴又以使被告受刑事處罰為其目的，尤難單憑其指訴，遽論被告以竊盜之罪責。

綜上所述，本案支票之出於告訴人所交付，並非被告所竊取，尚無法排除其可能性，亦即被告所辯各節，極有可能為真；

就客觀而言，即為有利被告之合理可疑存在，在無客觀方法以排除此項合理可疑時，依前述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無從認定其有竊盜之犯行。

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竊盜之犯行，揆諸前述規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諭知被告無罪，經核並無不合。

檢察官上訴意旨以本件被害人並非先稱該支票是出借，後稱該支票是被竊，自不應因被害人之陳述不一，而為無罪理由之一，而被告告知證人劉清泉支票來源及將支票被扣情事告訴被害人乙節，並不能作為被告有利之論證，且證人陳武雄之證詞僅能證明被告確有拿走該支票，不能證明被告非趁被害人不注意之際竊取之事實等語，指摘原判決不當。

惟查，本件被告被訴之竊盜犯行，確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已如前述。

是本件檢察官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龍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十一 月 二十八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蔡 長 溪
法 官 溫 耀 源
法 官 楊 貴 志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沈 秀 容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十一 月 三十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