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TPSM,106,台上,1581,20180531,1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6年度台上字第1581號
上 訴 人 吳中庸
選任辯護人 陳漢洲律師
林春榮律師
林秀夫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偽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05 年7 月26日第二審判決（105 年度上訴字第237 號，起訴案號：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4 年度偵字第753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

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卷證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吳中庸有其事實欄所載偽證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偽證（累犯）罪刑之判決，而駁回上訴人及檢察官在第二審關於此部分之上訴。

已詳敘其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對於上訴人所辯何以均不足以採信，亦在理由內詳加指駁及說明，核其所為之論斷，俱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

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

二、上訴意旨略以：㈠依上訴人證述之內容，金格銀樓每日交易情形係以便條紙記錄，且於送回總店核對無誤後即撕毀，而各店店長將交易情形記載於筆記本，定期交由會計師記載於帳冊。

故上訴人主觀上認為，所謂帳冊，應係指由專業會計師所製作完成者，金格銀樓日常僅以便條紙記載相關交易資料，故誤為分店無帳冊設置之回答，並無不實。

且上訴人與同案被告吳雯惠（上訴人之女）就筆記本及帳冊所指之文書資料為何，均為相同之說明，原審竟為不同評價判決吳雯惠無罪，判決理由顯有矛盾。

㈡偽證罪之訊問主體，應限於審判時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及偵查中之檢察官，上訴人於民國100 年4 月14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9年度自字第31號黃露甘自訴陳秀瓊誣告案件作證時，係回答自訴代理人陳漢洲律師之主詰問，應不受偽證罪之規範；

且上訴人於該案作證時，係針對陳秀瓊所涉貪污案件為法務部調查局南投調查站扣得之18本帳冊性質為何說明，所證內容顯與該誣告案無任何關聯性，非屬對案件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原判決論以偽證罪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㈢上訴人作證時，並不知陳秀瓊有無自行記帳，始為無帳冊之證述。

然嗣後上訴人亦自陳於98年間到南投調查站約談時，才知道陳秀瓊有帳冊等情，此已屬自白，原判決未依刑法第172條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適用法規有誤。

㈣原判決量刑時，未敘及審酌上訴人社會化評量之人格資料，量刑過重，且未宣告緩刑，有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誤云云。

三、惟查：㈠按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俱屬事實審法院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違法，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甚明，自無許當事人任憑主觀妄指為違法，而資為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原判決依憑上訴人所為不利於己之部分供述，佐以共同被告吳雯惠之供述，證人陳秀瓊之證詞，及卷附歷次供述之筆錄、結文，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9年度自字第31號黃露甘自訴陳秀瓊誣告案件歷審判決書等證據資料，本於調查所得心證，分別定其取捨，認上訴人明知金格銀樓大雅店有無日記帳之帳冊，係黃露甘有無可能侵占該帳冊之前提，屬案件之重要事項，仍為虛偽不實之證詞，足以影響該案判決結果之正確性，而有偽證之犯行。

原判決並對上訴人所稱因主觀上認為，金格銀樓日常僅以便條紙記載相關交易資料，帳冊須具有專業會計師製作，而誤為無帳冊設置之回答云云，如何與客觀事證不符，在理由中逐一詳加指駁及說明（見原判決第7 至12頁）。

又說明：同案被告吳雯惠所證內容，係指扣案陳秀瓊所提出之金格銀樓大雅店82年至90年之18本帳冊，係大雅店之筆記本，是分店才有的筆記本等內容，已坦承金格銀樓分店有該種筆記本，僅係稱之為筆記本，並非帳冊，並未否認此「筆記本（或帳冊）」之存在，不構成偽證之理由（原判決第19頁）。

核與原判決認上訴人明知金格銀樓大雅店有日記帳之帳冊（即吳雯惠所稱筆記本），而虛偽證述並無帳冊，只有用便條紙記帳，且核對發票後即予撕毀，否認陳秀瓊有製作上開帳冊之論斷不同。

所為論斷，與證據法則無違，且屬事實審法院依憑卷證所為判斷之適法職權行使。

上訴意旨仍謂其所證並無不實，法院認定與吳雯惠所述矛盾云云，係對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爭執，均難認係具體指摘之適法上訴第三審理由。

㈡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係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證人、鑑定人、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之行為。

所謂「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係指行為期間須在執行民、刑事或行政訴訟等審判機關，依法開始審判程序尚未終結前而言，非指訊問之主體限於審判之公署。

證人於供前或供後具結，而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事項故為虛偽陳述，無論當事人是否終因受有利或不利之判決，均不影響其犯罪之成立。

而該罪所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則係指該事項之有無，足以影響於偵查、裁判之結果者而言。

上訴人係於黃露甘自訴陳秀瓊誣告案件中作證，依刑事訴訟法第329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於審判期日所得為之訴訟行為，於自訴程序，由自訴代理人為之。

則於該案審判程序中由自訴代理人進行交互詰問時，證人對於主詰問、反詰問、覆主詰問、覆反詰問之回答，均屬偽證罪規範之範圍。

上訴人指偽證罪之訊問主體，限於審判時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及偵查中之檢察官，不包括自訴代理人云云，顯與法律規定不符。

又原判決已說明：金格銀樓大雅店是否有記載每日買賣交易之日記帳之帳冊，為陳秀瓊是否於90年11月間，將3 本帳冊交付黃露甘，而遭黃露甘侵占之前提要件，屬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

上訴人所證分店無帳冊之內容，苟一經司法機關採信，則事關陳秀瓊是否犯誣告罪，已足使承審該案之法官陷於錯誤而產生誤判之危險，自屬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

原判決因而認定上訴人負偽證罪責，所為論斷，並無不合。

上訴人以其所證非對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係對原判決已明白論敘之事項，重為事實上之爭執，亦非適法上訴第三審之事由。

㈢又刑法第172條所謂於所虛偽陳述之案件，裁判或懲戒處分確定前自白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係指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為虛偽陳述後，在該案件確定前自白其陳述係屬虛偽者而言。

本件上訴人陳述其於98年遭搜索時，才知悉陳秀瓊有記帳云云，此項陳述僅在說明其知悉陳秀瓊有記帳事實之時間點，並非自白其先前在具結後所為之陳述內容不實，即與該條規定不符。

上訴人指其已自白犯罪，原判決未依法減刑云云，顯非依卷內資料指摘，非適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

㈣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量刑時，已依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遽指為違法，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

又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3款規定，有罪判決書固應於理由內記載科刑時就刑法第57條規定事項所審酌之情形，然並不以就此條各款事項，逐款論列記載其具體審酌之情形為必要，倘已就此條各款所列事項為概括綜合之審酌說明，即難謂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原判決已說明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上訴人身為證人，本應誠實作證，竟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於供前具結後虛偽陳述，妨害司法公正，且耗費司法資源，實屬可責，自應予以相當之非難，並衡酌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後之態度，兼衡其為臺中市金銀珠寶商業同業公會第27屆理事長、中華民國金銀珠寶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一屆副理事長、臺灣省金銀珠寶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第18屆副理事長，及提出之感謝狀等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在法定刑內為刑之量定，既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其權限，核屬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

而緩刑為法院刑罰權之運用，是否宣告緩刑或為如何之宣告，原屬審判上之職權，非可據以指為原判決違背法令之原因。

本件未給予緩刑，亦非得為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上訴意旨徒憑己意，置原判決之明白論敘於不顧，對法院量刑及是否宣告緩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難謂已符合首揭法定上訴要件。

㈤至其他上訴意旨或對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或就原判決已論斷明白之事項，任意指摘，或對部分不影響事實認定與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仍為單純事實之爭辯，均難認係具體指摘之適法上訴第三審理由，應認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5 月 31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居 財
法官 蘇 振 堂
法官 謝 靜 恒
法官 王 敏 慧
法官 鄭 水 銓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