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TPSM,107,台上,2122,20180621,1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台上字第2122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 張秋雲
被 告 洪國修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06 年9 月6 日第二審判決（106 年度上訴字第1289號；
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5 年度偵續字第407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事實欄一─㈠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關於撤銷發回（即原判決事實欄一─㈠，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部分：

一、本件原判決關於此部分事實認定略為：被告洪國修係台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公司）○○○，王柏升則為該公司監察人。

被告明知台灣○○○○公司雖有實際召開董事會，但其開會時間並非民國99年6 月14日，且王柏升不僅未出（列）席該次會議，亦未擔任會議記錄，竟於99年6 月間某日，未經王柏升之同意，指示某不知情且姓名不詳之成年人，在開會時間為99年6 月14日之董事會出席簽到簿偽造「王柏升」之簽名1 枚，並將該公司於99年6 月14日召開董事會、作成決議，及王柏升有出席、擔任該次會議記錄等不實事項，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董事會議事錄後，連同上揭出席簽到簿，於同年月18日持向臺北縣政府（已改制為新北市政府）辦理公司登記而行使之等情。

因而撤銷第一審論被告以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之判決，改判仍變更檢察官所引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起訴法條，依同法第216條、第215條規定，論被告以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判處被告拘役30日，並諭知得易科罰金，及為相關沒收之諭知。

固非無見。

二、惟查：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的證據，均應一併加以注意，並綜合全部證據資料，本於經驗及論理法則定其取捨而為判斷，並應詳述其全部證據取捨判斷的理由，否則即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刑法第210條之偽造私文書罪，構成要件為無製作權人，冒用他人名義，製作文書，學理上稱為有形偽造，而此所謂冒用他人名義製作者，並不專以於文書上，盜用他人的印章或偽造、盜用他人的印文、署押等情形為限，舉凡自文書之內容文義及附隨情況，例如：專用信箋、特殊標誌、內文標題擡頭、附錄文件，為形式上整體、合一觀察，可以認係冒用他人名義而製作者，均足當之。

以公司股東會或董事會之會議紀錄為例，乃指公司之股東或董事開會時，由紀錄人員依照決議內容作成之文書；

反之，如果非屬紀錄人員，卻假冒紀錄人員的名義，製作會議紀錄，或冒用非紀錄人員的名義，在其上簽名、蓋章，而為一定內容之意思表示等，即成立上開偽造私文書罪。

至於同法第215條之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學理上歸類為無形偽造之一種，有別於上揭有形偽造；

係指所登載的業務文書，其內容不實，但製作名義人則真正（非冒名），二者不同，不宜混淆。

卷查：本件99年6 月14日「台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錄」，其下方之紀錄欄位，雖無「王柏升」之簽章，然已揭示「王柏升」為該文書之紀錄人，再稽諸該議事錄第三點，復載有「出席董事：詳如後附董事會議簽到簿」等字樣，而其附件之「出席簽到簿」，即有列席監察人「王柏升」之署押（以上見偵卷第55、56頁），此一署押係被告指示他人冒名偽簽，為被告自承，並經原審判決認定（分見偵續卷第58、59頁，原審卷第83頁；

原判決第1 頁倒數第6-8 行），而從形式上整體、合一觀察，是否尚無從表示該議事錄係「王柏升」記錄、製作之旨？又被告於事發當時，雖然身為該公司董事，任董事會主席，於該議事錄上用印，表面上是否足以表彰其同為該議事錄之製作名義人，甚或為有製作權之人？凡此均攸關被告為該議事錄之製作及行使行為，是否該當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名，自應詳查，並為必要之說明。

原判決予以割裂觀察，徒以被告係董事會主席，為董事會議事錄有權製作之人，因祇在系爭出席簽到簿上指示他人偽簽「王柏升」之署押，尚不生文書偽造之事為由，變更起訴法條，就此部分僅論被告以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輕罪名，自嫌查證未盡，並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失。

檢察官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尚非全無理由，且因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依法無從自為判決，應認原判決關於此部分仍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貳、其他上訴駁回（即原判決事實欄一─㈡至㈤，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

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此部分檢察官上訴意旨略稱：㈠原判決既於理由內，載敘：監察人出席董事會與否，攸關董事會決議之效力、有無怠忽職務等事之判斷，則就有關公司監察人即被害人王柏升，是否出席董事會，如有不實的記載，將損及監察人之權益，並足以生損害於公司等旨；

卻又謂：董事會出席簽到簿上之簽名，僅能表彰簽到者到場與否的「事實」，非涉法律上「權利義務」，祇成立偽造署押罪，不構成偽造私文書罪之旨，其判決理由顯然矛盾，並適用法則不當。

㈡被告為董事會主席，僅係以主席之身分在議事錄上簽名或蓋章，當非紀錄人員，更非屬有權製作議事錄的人，其於99年7 月17日、同年11月8 日、100 年10月8 日、同年月27日董事會議事錄上，虛偽記載王柏升出席之事項，當應成立偽造私文書罪。

詎原審不察，遽以被告有權為該議事錄之製作，祇論以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名，同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的違誤云云。

三、惟查：刑法上所稱偽造，係指無製作權人，卻冒用他人名義而製作而言；

反之，如係以自己名義作成，縱然內容不實，因係有權製作，除有該當於其他構成要件外，尚難逕認符合偽造的行為概念；

又所謂文書，係指以文字或符號為一定之意思表示，具有存續性，且足以證明法律上之權利義務或事實，或足以產生法律上權利義務關係或事實者而言，如該書面非承載一定的意思或觀念表示，產生或證明一定的法律上權利義務或事實，則其間縱有虛妄，仍不該當於刑法上之文書概念。

從而，若檢察官所舉之證據，無法證明該當於情節較重的偽造文書罪名時，祇能退而依客觀事證，審核究竟該當如何之較低情節罪名。

原判決業於其理由貳─四─㈠、㈡內，說明：本件系爭出席簽到簿上之簽名，至多僅能表彰簽到者有到場之客觀事實，卻不足以表示具有證明或產生法律上之權利義務或事實之意思，尚難認屬於刑法上所稱之文書概念，被告於此部分指示他人偽造「王柏升」之署押，僅該當於刑法第217條之偽造署押罪之間接正犯。

而檢察官就此部分所舉證據，祇能證明被告偽造署押，尚不足證明被告另有冒用（未經授權使用）他人名義記錄、製作99年7 月17日、同年11月8 日、100 年10月8 日、同年月27日各該次董事會議事錄之情事，既乏偽造私文書的積極事證，自不能逕行推論被告犯有偽造私文書進而行使之重罪名，而於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之情況下，變更該重罪名之起訴法條，依罪疑唯輕原則，就被告指示他人於上揭各該出席簽到簿上，偽簽「王柏升」署押之行為，分別改論以偽造署押4 罪名（此部分各另想像競合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4罪，詳後述）。

以上所為之判斷、說明，俱有各項訴訟資料在案可稽，自形式上觀察，並未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此部分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此部分已明白論斷之事項於不顧，猶事爭執，不能認為適法的第三審上訴理由。

檢察官此部分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至於被告此部分另想像競合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部分（即被告於99年7 月27日、同年12月6 日、100 年10月26日、同年11月17日，行使內容不實之董事會議事錄的行為），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的案件，既經第一審判決有罪，第二審維持有罪判決，而不符合同條第1項但書所揭示得提起第三審上訴的例外情形，自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上開行使偽造私文書的重罪部分，檢察官之上訴既不合法，無從為實體上的審理，則此輕罪部分，自亦無從依審判不可分原則，併為實體審判，應同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21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洪 昌 宏
法官 吳 信 銘
法官 許 錦 印
法官 王 國 棟
法官 李 釱 任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2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