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TPSM,108,台上,2652,20191121,1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台上字第2652號
上 訴 人 李錦瑞
選任辯護人 張堂歆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07 年9 月18日第二審判決（107 年度上更一字第49號；
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04 年度偵續字第70號，104 年度偵字第11935號 ，105 年度偵字第119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

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上訴意旨略稱：㈠上訴人李錦瑞否認犯行，絕無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偽造「（民國）101 年11月10日業主會議記錄單」1 份，並在該記錄單上偽簽「邵昭文」之署名；

更無偽造「邵昭文」方形印文（按實係長方形小章文，下略稱長方形印文），製作5 張變更追加細節討論證明文件（下稱變更追加證明文件）。

該記錄單是應檢察官要求才提出，不是在民事事件呈給法院（按其實係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李錦政於103年2月13日提出民事事件之法院），何來上訴人為取得工程款而偽造之說？㈡張淑美係本案告訴人，其證詞豈能當證據？更何況張淑美從未證明業主會議記錄不存在之事實；

邵昭文在上訴人與張淑美建物工程承攬糾紛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103年度建字第9號民事庭第一審（下稱民事事件）時，已證稱看過文件後才簽名，雖其事後否認上情，改稱可能是上訴人張冠李戴等語，但邵昭文始終提不出上訴人偽造其簽名之證據，反而以其他工程合約之簽名來誤導法院，更一審竟採納為證據，而檢察官就該記錄單上「邵昭文」簽名也未辨明、鑑定真偽，就起訴上訴人，均非允洽。

其實，張淑美、邵昭文與上訴人在工程進行期間，有定期見面開會，原判決對於此有利上訴人之證據，並未說明其不採信之依據；

再者，業主會議記錄中之16項變更追加工程，既已經施作完工，可見於公眾或他人皆無損害，與偽造文書要件不符；

甚且，張淑美、邵昭文就本件刑事案件對上訴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業經新竹地院105 年度訴字第1033號認定上訴人並無不法行為，而判決駁回原告之訴，益足認上訴人實無偽造文書的犯行。

㈢原判決竟將未經起訴之「李錦瑞於不詳時地，在邵昭文以電子郵件寄送之5 張變更追加證明文件上，偽造邵昭文長方形印文6 枚，並提出法院行使」乙情，逕行判罪，顯有未受請求事項，予以判決之當然違背法令情事。

三、惟查：㈠刑事訴訟法第176條之1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不問何人，於他人之案件，有為證人之義務。」

告訴人既屬被告以外之人，自亦得在被告之案件中，基於證人之地位而為供證，至於其陳述是否可採，係屬證明力之問題，不容混淆。

原判決以告訴人張淑美依法具結所為之供證，作為證據方法，於法並無不合，此部分上訴意旨竟謂不得為證，顯然誤會。

㈡證據的取捨、證據的證明力及事實的認定，都屬事實審法院的自由裁量、判斷職權；

如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違反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無違法可指，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甚明；

且既已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的心證理由者，即不得單憑主觀，任意指摘其為違誤，而據為其提起第三審上訴的合法理由。

證人、告訴人證述之內容，縱然前後不符或有部分矛盾，事實審法院自可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調查所得的其他各項證據，為合理的判斷、取捨，非謂其中一有不符，即應全部不予採信；

因之，同一證人，前後證述情節彼此不能相容，則採信其部分證言時，當然排除其他不相容部分之證詞，無非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之當然結果，不待多言。

又刑法偽造文書罪構成要件中，所定「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係屬具體危險犯，祇要行為人偽造之作為，足致公眾或他人之信用，發生受侵害之可能，即為該當，非謂必實際受害，且縱然事後彌縫或採取補救措施，亦不影響於犯罪之成立。

原判決主要係依憑上訴人就其與張淑美間，因工程糾紛，委請胞兄李錦政擔任訴訟代理人，在民事事件審理中，提出「邵昭文」署名之記錄單及「邵昭文」長方形印文之「變更追加證明文件」於法院等情，並不爭執。

證人邵昭文於民事事件審理時、偵查中、第一審、更一審之證詞，核與證人張淑美在第一審證稱：在民事庭拿出記錄單來時，我和邵昭文都說沒看過，我很訝異，因為我當天在台北有活動，絕無舉行業主會議等語相符。

另證人徐宏澤律師於更一審證稱：上訴人與邵昭文所提之5 張「變更追加證明文件」，二者差別在於上訴人所提的有小章，且後面有些文字是加上去的等語，足以佐證邵昭文證述其以電子郵件寄送之變更追加證明文件，沒有蓋章等情屬實。

復以上訴人提出之民事補充暨準備書狀（三）所附之邵昭文簽名之「101 年11月10日業主會議記錄單、蓋有邵昭文長方形印文變更追加證明文件5 張（均影本），以及所調閱之民事案件全案卷宗等證據資料。

乃認定上訴人有如原判決事實欄一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不當判決，改判仍論處上訴人以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以及依法為相關沒收之諭知。

原判決復就上訴人否認犯罪，所稱未偽造業主會議記錄單、變更追加證明文件之辯解，如何不足採信，除據卷內訴訟資料詳加指駁、說明外，並指出：⒈系爭記錄單之列席人員，係繕打「張淑美、邵昭文、李錦瑞」，卻僅有「邵昭文」之簽名，且既然名為「『業主』會議記錄單」，何以業主張淑美、上訴人竟未簽名？顯然背離常情，足見邵昭文、張淑美證稱沒有該次會議，記錄單上的簽名非邵昭文所為之陳述可採（按記錄單上之「邵昭文」署押，以肉眼辨識，明顯和邵昭文當庭在證人結文上所為簽名，筆跡不同）。

而上訴人所提之照片，並不能證明101 年11月10日上訴人有與邵昭文、張淑美在新竹舉行業主會議，不能據為有利上訴人之證據。

⒉邵昭文於民事事件審理時，雖曾證稱：我看過業主會議記錄單、變更追加證明文件，並親自蓋印云云，似與上訴人之主張一致。

惟邵昭文當日亦證稱：我不記得有簽過這1 張，這個名字是我簽的，字跡是我的，但我應該沒有簽在這1 張原告（按指李錦瑞）所提的會議記錄單紙上，我認為可能是張冠李戴等語。

經核與邵昭文在偵查、第一審審理時，證稱：該5 張文件上所蓋的長方形章，不是我的，我有使用很接近這種形式的私章，但其實並不一樣，民事庭開完庭後，我有比對這5 張文件的正本，發現我的正本上面沒有蓋章，當下我就跟張淑美的訴訟代理人徐宏澤律師反應等語，可見邵昭文已經澄清其在民事事件之陳述與事實有出入。

且邵昭文所述上情，與證人徐宏澤於更一審審理時所證，悉相符合。

而依卷附邵昭文提出之變更追加證明文件5 張，原本上均無「邵昭文」長方形印文，比對上訴人提出者，除蓋有「邵昭文」長方形印文6 枚外，部分「變更追加證明文件」上，還增、刪邵昭文之原本所無之內容。

可見邵昭文在民事事件審理時，因未經比對，誤認該「邵昭文」長方形印文為其私章，然事後詳細對比，即已確認遭人偽造，自不得以先前不正確之陳述，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⒊上訴人在第一審稱：我持有之業主會議記錄單的傳真「原本」，在提出民事書狀時已經交給李錦政云云，與證人李錦政在上訴審證稱：他（指上訴人）只提供「影本」，我問有沒有正本（應為原本），他說只有會議記錄單「影本」及邵昭文簽名等語，根本不符，已見上訴人所謂持有記錄單原本乙節，不能採信。

再者，衡以邵昭文堅稱：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沒有傳真，如果要傳真，就要去便利商店，但那個文件根本沒有序號等語；

而稽諸上訴人提出之業主會議記錄單影本，確無傳真號碼或序號，而與一般傳真文件不同。

從而，倘上訴人辯稱：該業主會議記錄單係以電子郵件寄給邵昭文，由邵昭文親自簽名，再傳真給上訴人等情屬實，何以民事法院諭知上訴人，提出該電子郵件傳真之原本，上訴人卻始終未提出？甚且，邵昭文在民事事件還證稱：李錦瑞找我出庭作證，要我承認是本案工程的監造，但事實上，我只是介紹人而已等語，有其行動電話簡訊與相關存證信函在案可徵，更足證明上訴人為取得工程款，而有偽造之動機。

以上所為的事實認定及得心證理由，都有各項證據資料在卷可稽，既係綜合調查所得，足供互相補強、參佐的各項供述、非供述、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推論，自形式上觀察，即未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㈢法院審判，雖以起訴書（或自訴狀）所記載者為準，但非必須完全相同，亦即於基本的社會事實同一性範圍內，並無礙被告之訴訟防禦權，得依調查所得之證據資料，在客觀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支配下，自由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不生所謂訴外裁判之違法問題。

起訴書犯罪事實三、係記載「竟於不詳時地偽造『101 年11月10日業主會議記錄單』1 份，在該記錄單上偽簽『邵昭文』之署名『並蓋上方形章』（長方形小章），以表彰邵昭文身為該工程之監工…復於該案之103年2月13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提出上揭記錄單影本而行使之…」，可見起訴事實已經敘及偽造、蓋上（邵昭文）長方形章乙情。

事實上，上訴人在103年2月13日提出之資料中，僅業主會議記錄單上，有偽造之「邵昭文」簽名，而「變更追加證明文件」上，才有偽造之邵昭文長方形印文6 枚。

且張淑美追加告訴，及邵昭文亦告訴時，均已明白指出：上訴人在業主會議記錄單上，偽造邵昭文簽名，且在「變更追加證明文件」上，偽造邵昭文之長方形印文，涉嫌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見他字第 911號卷第1至33頁；

他字第1327號卷第1至17頁），可見起訴書係將兩者濃縮，予以簡要記載而已，並非未起訴上訴人涉嫌偽造「追加變更證明」文件之犯行。

此部分上訴意旨所指，與事實不符。

參諸本件在偵查、第一審、第二審（含更審）時，就此部分均詳加調查、辯論，原判決並敘明上訴人為表彰邵昭文為工程監工，偽造邵昭文簽名、長方形印文後，進而偽造業主會議記錄單、「變更追加證明」文件，提出法院行使，係以一行使偽造私文書行為，同時侵害邵昭文、張淑美等語，縱然原判決未針對起訴書此部分之記載，詳予說明，核屬無害瑕疵，不影響判決本旨。

㈣基於憲法第80條所揭示審判獨立的理念，刑事案件之事實認定與審判，並不當然受民事判決確認的事實所拘束。

祇因民事判決之內容，不失為證據之一種，非不得為刑事審判之參考，惟刑事法院有其裁量斟酌之權，得本於法的確信，在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支配下，逕行併就相關的民事法律關係加以審認，進而憑為其刑事判決之基礎，不受民事判決所拘束。

邵昭文、張淑美就本件刑事案件，對上訴人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依法裁移民事庭處理，雖經第一審民事法院於107年6月22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然民事判決所認定之事實於獨立之刑事訴訟，本無拘束力；

尤以附帶民事訴訟，係以經本院撤銷之原法院106年度上訴字第126號之卷證，為判斷依據，並未斟酌原判決經本院發回更審後，再行調查證據之相關內容，可見原判決之調查證據資料，較之刑事附帶民事事件更為完整。

上訴意旨以其附帶民事訴訟獲得勝訴判決為由，憑以否認本件犯行，亦無可採，殊非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

㈤綜上所述，本件上訴意旨，或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於不顧，或非確實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究竟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依首揭說明，應認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1 月 21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洪 昌 宏
法官 吳 信 銘
法官 李 錦 樑
法官 吳 淑 惠
法官 林 孟 宜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1 月 2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