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TPSM,108,台上,354,20190221,1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台上字第354號
上 訴 人 楊聖凱



原 審
選任辯護人 江宜蔚律師
潘朝麟



黃振燊


張偉竣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王淑琍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加重強盜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07 年11月6 日第二審判決（106 年度上訴字第716 號；
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2 年度偵字第12570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

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上訴人楊聖凱上訴意旨略謂：㈠被害人温聰明積欠案外人邱莉萍新臺幣（下同）一百餘萬元遲未清償，邱莉萍委託我出面處理，而因債務協商需費時日，在時間上有所耽擱，其實我並無意剝奪温聰明的行動自由；

何況温聰明也承認確有欠債之事，則我要求其以簽發本票方式清償舊債，當符合民法債之本旨及權利之行使，何來使其行無義務之事？此外，温聰明因離間我和另被害人李宜芳間的友情（此部分另詳見後述），我才會毆打他，根本與前揭債務協商無關。

原審未究明事情原委，遽以妨害自由等罪名相繩，自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的違誤。

㈡先前，李宜芳曾同意我留宿其住處，我才將全部家當載往該址存放，詎料後來温聰明從中離間，李宜芳拒絕與我連絡，致使我無法取回原物，乃生嫌隙，嗣復為前故，我才會利用温聰明去電相約，進而毆打她，絕非出於不法所有的意圖所為；

何況我從未與李宜芳論及應以金錢賠償前述糾紛，李宜芳亦未言明，究竟係何人指示邱莉萍至其車內取出該等款項，尤其是邱莉萍取得該款項後，已向李宜芳明白表示純係供抵押擔保之用，非逕為取償，也未交給我保管，而我更在事後與李宜芳和解時，歸還該款項，可徵我主觀上確實無強盜意圖。

原審不察，就此部分仍為我犯有加重強盜罪的認定，亦有未當云云。

三、上訴人潘朝麟上訴意旨略稱：㈠温聰明從未指認我有毆打他，反而說我有拿食物給他吃，對他不錯、很關心他等語，原審對於前揭有利於我的證據，竟然無視，逕擷取温聰明片段的單方指述，為我有妨害自由犯行的認定，當有查證未盡，並判決理由欠備的疵議。

㈡至於李宜芳，既已證實她祇認識楊聖凱，而與我及其他人均不認識，也無債務糾紛、金錢往來等情，更陳明：是她主動向楊聖凱提及家中還有錢，現場沒有人跟她說付了錢就可以走，尤其在楊聖凱打她後，要用白色繩子綁她，是我與其他在場人求情，楊聖凱才放開她，我未對她出言恐嚇及任何動作等語，可徵我未毆打、限制李宜芳的行動自由，更未向其索求任何金錢，當無涉任何加重強盜的行為。

原審竟然罔顧此對我有利的證據，遽為我有此重罪的認定，同有證據調查未盡，及判決理由不備的違誤云云。

四、上訴人黃振燊上訴意旨略以：我當時雖在場，但根本不知內情，且温聰明前後供述不一，豈能輕信，望祈法院明察、改判我無罪。

五、上訴人張偉竣上訴意旨略謂：㈠我係因黃振燊來電告知「楊聖凱請我前去幫忙搬東西」，我才會在李宜芳被打、車內現金遭搜刮、捆綁後，抵達現場，事前不知道上情，也未參與，則我如何能有共同不法所有的強盜意圖、犯意聯絡？何況在現場，我尚出言要求楊聖凱鬆綁李宜芳，此亦經李宜芳於第一審審理時證述明白，益徵我從未同意限制李宜芳的行動自由，絕無強盜犯行。

㈡此外，我到達現場後，便自顧自地施用毒品，未曾對李宜芳作出任何恐嚇、威脅的動作，嗣陪同李宜芳返回其住處，亦未限制其行動自由，祇因慮及自身施毒，恐遭查獲，才會在其向社區警衛求助時，迅速逃離，實非因自認涉犯強盜案件，才如此。

原審未辨前情，亦未說明其證據取捨的理由，遽逕為不利於我的認定，自有判決理由矛盾、欠備的違失云云。

六、惟查：按證據的取捨、證明力的判斷與事實的認定（含是否成立共同正犯），都屬事實審法院自由裁量判斷的職權，此項職權的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無違法可言，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甚明，自無由當事人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而執為上訴第三審合法理由之餘地。

又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

而供述證據雖然先後不一或彼此齟齬，究竟何者為可採，事實審法院非不可本於經驗法則，斟酌其他情形，作合理的比較，定其取捨，若其基本事實的陳述與真實性無礙時，仍非不得予以採信，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

至於同法第379條第10款所謂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具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認有調查之必要性，且有調查的可能性，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的基礎者而言，若事實已臻明確，或調查途徑已窮，自毋庸為無益的調查，亦無未盡調查證據職責之違法可言。

再按刑法第28條所定之共同正犯，祇要行為人彼此之間，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即可成立；

此犯意之聯絡，不僅限於明示，縱屬默示，亦無不可，且無論事前或事中皆同，因出於共同犯罪的意思，分工合作，一起完成，即應就其等犯罪的全部情形，共同負責。

㈠原判決關於事實欄一私行拘禁部分，主要係依憑楊聖凱迭於歷審中，坦言：我確實有透過友人，電約溫聰明前來真善美汽車旅館，並叫潘朝麟及綽號「小陳」之人，一起過來處理邱莉萍與温聰明間的債務，在現場，我有毆打温聰明的頭部，並與潘朝麟、黃振燊等一夥人，將温聰明先後帶到綽號「BOSS」友人的住處、「邱莉萍親友家」及儷星汽車旅館等地（但辯稱温聰明同意隨行，未限制行動自由），處理債務、書寫借據及簽發本票，而於簽妥前，我「是不會讓他和別人聯絡、離開」，潘朝麟、黃振燊及綽號「小陳」、「BOSS」者，都是來幫我助陣的；

潘朝麟於歷審中，坦言：楊聖凱叫我去真善美汽車旅館，是要幫忙處理邱莉萍的債務，就是去助陣，中途，我電知黃振燊此事，約其同去；

黃振燊於歷審中，亦坦認：我是應潘朝麟之電約，前往真善美汽車旅館，後有開車搭載潘朝麟至綽號「BOSS」的住處，嗣隨同前往前揭各址各等語的部分自白；

温聰明迭於偵查、第一審審理中，堅決指證：我是有欠邱莉萍一百餘萬元，當日（即102 年5 月18日）是羅雅欣（按係楊聖凱之女友）來電表示有事找我，相約在真善美汽車旅館見面，見面後，我就被引導到另一房間，隨後楊聖凱偕同二、三人進房，即向我頭部丟擲包包，嗣和潘朝麟、黃振燊及綽號「BOSS」之人，分持棍棒等物品，攻擊我的頭部，我被毆打後，楊聖凱就說要處理我與邱莉萍間的債務，叫我跟他前去「BOSS」的住處，楊聖凱指示「帶走」，黃振燊及「BOSS」就抓著我的手臂帶我上車，抵達後，邱莉萍現身與楊聖凱要求我簽發本票、借據，邱莉萍並擬定借據內容，我因被打、畏懼、屈從，由「BOSS」之人轉交給邱莉萍等人，翌（19）日上午，楊聖凱、潘朝麟分挾我手，（強押我）上車，一同前往「邱莉萍親友住處」，在該址2 樓房間內，他們又要我修改借據內容，我又照辦，之後即被帶到該址3 樓房間，潘朝麟則在門外看顧，我無法出去，中午時分，潘朝麟、黃振燊和綽號「小陳」之人，又把我帶到儷星汽車旅館，直到下午楊聖凱才讓我離開等語之證言；

顯示與温聰明所述被毆過程相符（頭部外傷）的診斷證明書等各項證據資料，乃認定楊聖凱、潘朝麟及黃振燊等人確有如原判決事實欄一所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不當的科刑判決，改判均依想像競合犯之例，各從一重論處楊聖凱、潘朝麟及黃振燊以共同犯私行拘禁罪刑（均累犯，另均想像競合犯傷害罪；

分別宣處有期徒刑1 年、8 月、8 月）。

原判決復對於此部分楊聖凱、潘朝麟及黃振燊僅承認上揭部分自白，而矢口否認有妨害自由犯罪，所為略如前揭第三審上訴意旨之辯解，如何係飾卸之詞，不足採信，除據卷內訴訟資料詳加指駁、說明外，並於理由欄貳─二─㈡─⒊內，就温聰明何以其行動自由已遭剝奪，並行無義務之事的理由，詳加剖析，析述：⒈温聰明既先被楊聖凱等人毆打成傷，復遭強制力勾手帶離原汽車旅館，嗣在長時間為不同處所轉換、拘禁，其間，楊聖凱等人挾人數優勢，以處理債務為由，阻其離去，要求簽立本票、借據，温聰明所為立據、開票之舉，當非出於自由意願，性質上並屬於行無義務之事。

⒉潘朝麟、黃振燊既明知前往真善美汽車旅館，係為幫助楊聖凱「處理事情」，且與楊聖凱等人，分別有毆打温聰明、強押其上車變換地點、看顧，以及強迫簽立本票、借據的分工行為，足見其3 人與「小陳」、「BOSS」、邱莉萍（傷害部分除外）之間，具有妨害自由的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屬共同正犯。

㈡原判決關於事實欄二部分，主要係依憑楊聖凱於歷審中，坦承確有利用温聰明電約李宜芳前來，嗣持棍毆打、捆綁李宜芳，並就其寄放在李宜芳處物品遺失乙事，要求李宜芳處理等情，並直言：我讓黃振燊去引導李宜芳前來「邱莉萍親友住處」，進到房間後，我有拿掃把的木棍，毆打李宜芳的雙手上臂、頭部及大腿，潘朝麟、黃振燊、羅雅欣及邱莉萍都在場，張偉竣是稍後才到，我要求李宜芳處理寄放物遺失之事時，她表示她車上有錢，邱莉萍便到李宜芳的車上拿了16萬5,000 元，後來我和張偉竣、李宜芳、羅雅欣開李宜芳的車，去林口她男友的住處；

張偉竣於偵查及第一審審理時，供稱：我前往邱莉萍親友住處時，知悉楊聖凱要跟人家要錢，在現場有看到楊聖凱與李宜芳發生口角，楊聖凱棍毆打李宜芳、反綁其雙手，潘朝麟、黃振燊也在場，之後我有和楊聖凱一起去林口，陪李宜芳下車，李宜芳一進社區大喊救命，我便往林口市區跑；

潘朝麟、黃振燊於第一審審理時，分別供承：事發當時其等確實在場，有引導李宜芳進入房間、關門及親見楊聖凱毆打、捆綁李宜芳各等語的部分自白；

李宜芳迭於偵查及第一審審理中，一再堅訴：102 年5 月19日上午，温聰明約我見面，我駕車赴約，見黃振燊開車前來，便駕車隨行前往「邱莉萍親友住處」，進房後僅見潘朝麟、羅雅欣、邱莉萍等人，但未見温聰明，當下覺得怪怪的，隨後潘朝麟要我坐在床上，叫我不要動，便關上房門，黃振燊即要我將口袋中的東西取出，我照辦，不久楊聖凱持棍入內，即令人搜身，羅雅欣搜我身後，我便遭楊聖凱持棍毆打頭、臉、四肢等處，潘朝麟、黃振燊、張偉竣、羅雅欣及邱莉萍均在場觀看，我向邱莉萍求助，但未獲置理，其間，有人前去搜刮我車上財物，從中取出16萬5,000 元，隨後楊聖凱又以白色繩子反綁我雙手，並表示「今天不用回去」，我為離開才主動騙說我男友住處還有錢，楊聖凱便駕駛我的車搭載羅雅欣、張偉竣前往我男友在林口的住處，張偉竣陪同下車、取款，我一進管理室就叫管理員報警，張偉竣見狀即往回跑，我和楊聖凱之間並無債務糾紛；

證人羅雅欣於第一審審理中，亦證實上情，並證稱：李宜芳自己說車上有現金，楊聖凱才拿鑰匙叫邱莉萍去車上搜刮財物，搜到現金十五、六萬元，錢被邱莉萍拿手，後來我和楊聖凱、李宜芳及張偉竣去林口各等語之證言；

符合李宜芳被毆情狀的診斷證明書等各項證據資料，乃認定楊聖凱、潘朝麟、黃振燊及張偉竣等人確有如原判決事實欄二所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不當的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處楊聖凱、潘朝麟、黃振燊及張偉竣以犯結夥攜帶兇器強盜罪刑（均累犯；

並於法定本刑「7 年以上有期徒刑」加重之範圍內，分別宣處有期徒刑7 年6 月、7 年2月、7 年2 月、7 年2 月；

楊聖凱、潘朝麟、黃振燊此部分宣告之刑，復與前述㈠部分所宣處之刑，分別合併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7 年10月、7 年4 月、7 年4 月）。

原判決復對於楊聖凱、潘朝麟、黃振燊及張偉竣僅承認上揭部分自白，而矢口否認有何加重強盜犯罪，所為略如前揭第三審上訴意旨之辯解，如何係飾卸之詞，不足採信，除據卷內訴訟資料詳加指駁、說明外，並指出：⒈楊聖凱對李宜芳並無債權，僅因先前將物品寄放在李宜芳處後，李宜芳因故不再與之聯絡，即心生不滿，假藉商討寄放物品事宜，即施以強暴、脅迫，並指示共犯強行搜身、搜刮李宜芳車內財物，顯然有不法所有之意圖；

縱其事後與李宜芳及其男友吳志賢談妥和解、返還款項，仍無礙於行為當時有不法所有意圖之認定；

至於楊聖凱否認指示邱莉萍搜刮車內財物，邱莉萍亦否認搜得系爭款項云云，然此均與卷內事證不符，難以採信。

⒉潘朝麟、黃振燊、張偉竣等人即在場聽聞李宜芳與楊聖凱間之對話，當知李宜芳未積欠楊聖凱任何債務，猶配合楊聖凱在場助勢，以人數優勢，令李宜芳無法自由離去，而達於不能抗拒之程度，致任由受楊聖凱指示之羅雅欣、邱莉萍強行搜身、搜刮車內財物，繼之被載往他處另取其他財物，其等主觀上有犯意聯絡，並各自分工，應同負共同正犯之責。

⒊張偉竣於偵查中，既自承楊聖凱來電告以「有錢可以賺」、約見面，嗣抵達事發現場，見楊聖凱毆打、捆綁李宜芳，隨即陪同李宜芳前去其男友住處，見李宜芳入社區呼救，便倉皇逃離，可見畏罪情虛，所為純屬「幫忙搬東西」之說，違常難信（另所辯其係在李芳宜被捆綁、強盜後才到場，亦與事實不符）。

以上所為之事實認定及得心證理由，俱有各項證據資料在案可稽，既係綜合調查所得的各項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推論，自形式上觀察，即未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且事證已臻明確。

上訴人等上訴意旨，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的事項於不顧，就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的適法行使，任憑己意妄指違誤，且猶執陳詞，仍為單純的事實爭議，殊難謂合法上訴第三審的理由。

至於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而合於第三審上訴之法定程式，係屬二事，附此敘明。

綜上所述，應認本件上訴人等上訴，皆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均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2 月 21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洪 昌 宏
法官 吳 信 銘
法官 許 錦 印
法官 王 國 棟
法官 李 釱 任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2 月 2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