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TPSM,110,台上,601,20210205,1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台上字第601號
上 訴 人 闕秉宇（原名闕昌偉）





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09年4月22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08年度交上更一字第4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91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馭回。

理 由

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

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維持第一審依想像競合之例，從一重論處上訴人闕秉宇（原名闕昌偉）犯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刑（係以一行為觸犯刑法第138條之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有期徒刑7 月）；

又論處上訴人犯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刑（處有期徒刑1年4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0 月之判決，駁回其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上訴人另被訴詐欺取財部分，經第一審判決無罪；

被訴過失傷害部分，經原審法院上訴審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無罪，均已確定），已詳敘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據取捨並認定事實之理由，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可資覆按。

三、上訴意旨略以：㈠證人何玉如之證言前後不一，誤導偵辦方向，更蓄意使上訴人成為本案之代罪羔羊。

何玉如名下之車牌號碼00000000號（下稱甲車）為德國名車，如何可能會輕易借予不熟識之人，且何玉如當時無工作，並無經濟能力購車，應係他人以何玉如名義購得，而非由何玉如使用，另何玉如在接獲警方通知後，拖延至民國103年8月12 日才接受警方詢問，並於第3次警詢時，證述已於同年7月24日前1、2 日將甲車出售予上訴人，且有收受上訴人交付之購車訂金新臺幣（下同）3 萬元，原審未調查此部分證述是否與事實相符，原判決有適用法則不當、證據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不備之違誤。

㈡依法院勘驗筆錄所載，在消防人員破窗之前，警員黃信穎、陳品碩曾有向車內拍攝之動作，且警員身上佩載秘錄器，此均係對上訴人有利之事證，但原審未予調查。

又何玉如之第3次警詢，警方僅提供上訴人1人之身分資料影像檔予何玉如指認，程序明顯有瑕疵，本案並無積極證明上訴人為犯罪嫌疑人，請撤銷原判決，發回更審等語。

四、經查：㈠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違法，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甚明，自無許當事人任憑主觀妄指為違法而資為合法第三審上訴理由：⒈原判決綜合卷內所有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敘明認定上訴人於原判決事實欄所載時地，因在甲車內昏睡且未熄火，經民眾報警，警員陳品碩、黃信穎據報前往處理，將其等職務上所騎乘掌管之警用機車2 台，停放在甲車前方，經呼叫、拍打車窗而無反應，恐危及公安，遂通知消防隊員到場，擊破甲車左後車窗，黃信穎從左後車門進入，再將駕駛座之車門打開並熄火，此時上訴人忽然驚醒，兩名員警即要求其下車接受盤查，上訴人竟發動甲車引擎並踩油門，兩名員警乃遭拖行，而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兩名員警施以強暴，幸兩名員警緊急鬆手始未成傷，上訴人再駕甲車衝撞前方之警用機車，致警用機車2 台之部分零件受損不堪使用，而損壞員警職務上掌管之物品，上訴人因駕車往前直衝，不慎追撞行人劉銘勳，致受有傷害（過失傷害部分業經確定），上訴人未下車為必要之救護舉措，旋駕車逃逸等犯行之得心證理由。

並對上訴人否認有為上開犯行所辯稱：其並非上開駕車衝撞警用機車並逃逸之人等語，如何與事實不符而不可採信等旨，已詳予說明（見原判決第3至7頁）。

⒉經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任意推定犯罪事實、違背證據法則、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或不適用法則、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

⒊又：證人之陳述，雖前後稍有差異或彼此矛盾，事實審法院並非不得本於經驗及論理法則，斟酌其他情形，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非謂其中一有不符，即應全部不予採信。

原判決依據卷內資料，已詳細說明：如何依何玉如於第一審準備程序、上訴審之陳述，而就其會於警詢有先後不一致之緣故而為說明，且何玉如此部分之陳述，亦與葉柏伸（何玉如男友）、蔡政宏於原審所述關於何玉如認識上訴人之經過，以及所為車輛買賣，並將車輛交付上訴人等情之證述相符，至於何玉如曾於第3 次警詢陳述：其並不確定事發當時上訴人是否使用甲車等語，是因本案案發時何玉如並不在場，因而無從確知上訴人是否為當時駕駛甲車之人，是何玉如此部分之陳述，也與其所陳因買賣而將甲車交付上訴人之真實性無關等旨（見原判決第7至9頁）。

核均與卷內資料相符，難謂原判決有認定事實不依證據、違反補強證據法則、理由不備之違法。

㈡刑事實務上之對人指認，乃於案發後，經由證人（包括被害人、共犯或目擊之第三人等）指證並確認犯罪行為人之證據方法。

現行刑事訴訟法並無關於指認程序之規定，如何由證人正確指認犯罪行為人，自應依個案之具體情形為適當之處理。

指認之程序，固須注重人權之保障，亦須兼顧真實之發現，以確保社會正義實現之基本目的。

如證人陳述係出於親身經歷之見聞所為指認，並依法踐行調查程序後，綜合證人於案發時停留之時間及所處之環境等各項情況，足資認定其確能對被告觀察明白，認知被告行為之內容，該事後依憑個人之知覺及記憶所為之指認客觀可信，並非出於不當之暗示，亦未違悖一般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非單以證人之指認為被告論罪之唯一依據時，即非不得採為判決之基礎。

依卷內資料，警方於第3 次警詢時提供上訴人之身分證影像檔予何玉如指認（見104年度偵字第28307號卷第16、80、81頁），警方雖是提供單一相片由何玉如指認，然依何玉如於偵訊時之陳述，何玉如在洽談甲車買賣及交車時，有與上訴人見面，案發後並有與上訴人聯絡如何還車事宜（見同上偵查卷第104 頁），則綜合何玉如於與上訴人接觸之時間及過程，在旁近距離觀察上訴人之外貌特徵、習慣性動作或聽聞其聲音，依一般經驗法則，已經足以作為人別辨識之依據，而無指認錯誤之虞，且依前述之說明，本案非單以何玉如之指認作為上訴人論罪之唯一依據。

又依警員之職務報告及何玉如之警詢筆錄記載，警方先是以本案關係人身分通知何玉如，然何玉如多次請假，而於103年8月12日始到案說明，警方並對其之陳述加以查證，因無進展，再於同年10月9日再通知何玉如陳述（見同上偵查卷第26、11、6頁），從警方之調查流程觀之，何玉如第1 次警詢係以關係人身分陳述，並無強制其到案之規定。

以上均核與證據法則並無違背，自不得任意指摘。

㈢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固規定，依本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但應行調查之證據範圍，在同法並未定有明文，該項證據，自係指第二審審判中已存在之證據，且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認為應行調查者而言。

依卷內資料，於原審審理期日，審判長問：「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上訴人及其原審之辯護人均答稱：「沒有」，並未向原審聲請就「何玉如是否有收受上訴人交付之購車訂金3 萬元」、「黃信穎、陳品碩身上佩戴之秘錄器」一節為如何之調查（見原審卷二第134 頁），原審未為上開調查，並無調查證據職責未盡之違法。

而本院為法律審，上訴人在本院始為此爭執，並非依據卷內資料所為具體指摘。

㈣上訴人上開上訴意旨所指各節，無非重執其在原審辯解各詞，以及個人主觀意見，就原審採證認事適法職權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為爭執，俱難認係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五、至上訴人之其他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六、綜上，應認上訴人對得上訴第三審之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等罪名部分之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俱予以駁回。

又上訴人所為妨害公務執行罪名部分，第一、二審均為有罪之認定，係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

縱該罪名與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名部分，具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關係而為裁判上一罪；

但上訴人對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名部分之上訴，既屬不合法而應從程序上予以駁回，無從為實體上判決，則對於該輕罪罪名部分，亦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而為實體上審判，應併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2 月 5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林 立 華
法 官 謝 靜 恒
法 官 林 瑞 斌
法 官 李 麗 珠
法 官 楊 真 明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2 月 1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