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TPSM,111,台上,840,20231123,1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840號
上 訴 人 潘榮璋


選任辯護人 崔駿武律師
陳玉心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文書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0年9月30日第二審判決（109年度上訴字第3106號，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緝字第812、813、8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

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認定上訴人潘榮璋有如其事實欄（下稱事實欄）一之(一)（含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二）所載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依想像競合犯之例，從一重論處上訴人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想像競合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敘明其所憑之證據及論斷之理由。

對於上訴人所辯各節，何以不足採信，均於理由詳加指駁及說明。

核其所為論斷，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自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的違法情形存在。

三、上訴意旨略以：

(一)原判決採信證人孫倢羚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詞，而不採證人高主安、郭淑君所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詞，又未說明所憑理由，已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又原判決單憑所謂上訴人係因此獲得利益最大者，於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之情形下，逕行推論「張旭昇」之印文為上訴人所偽造，有違無罪推定原則。

(二)原判決以上訴人提供張旭昇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予孫倢羚一節，遽認「權利轉讓契約書」上「張旭昇」之印文，為上訴人所偽造，其採證認事違反經驗法則。

(三)原判決就上訴人所提供之事實欄所載「十二章」建案6戶房屋、5個車位，已認係作為附條件買回條件，卻又認為是作為借款擔保，而兩者實無並存之可能性，有理由矛盾之違誤，且違反經驗法則。

四、本院查：

(一)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係屬事實審法院判斷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未違背證據法則，且與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無違，亦無明顯濫用裁量權之情事，即無違法可言。

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如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尚非法所不許；

又間接事實之本身雖非證據，然因其具有判斷直接事實存在之作用，故經由間接事實所形成之間接證據，即具有證據能力，但如何由間接事實推論直接事實之存在，仍應為必要之說明，始足斷定其所為推論是否合理。

須強調者，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自屬當然。

(二)原判決說明：依憑上訴人之供述，以及證人張旭昇、李能統、高主安、李岳霖、孫倢羚於警詢、偵查及第一審審理時之證述、佐以相關各該契約等文件，足認上訴人有事實欄一之(一)所示「十二章」建案相關之簽約、借款等客觀事實。

又高主安與上訴人為負責人之佳達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簡稱佳達建設公司）所簽立「權利轉讓契約書」（上訴人將附表二編號1、4、5、8、15、16所示土地、建物所有權狀信託交付元大商業銀行保管），而上訴人另出具「運用指示函」略為：張旭昇將預售房地權利讓渡予高主安，請求元大商業銀行將承購戶個人資料改為高主安等語。

張旭昇於偵查、第一審審理時均證稱：「權利轉讓契約書」上之「張旭昇」印文，與其所持用印章之印文不同字體；

李能統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本件「張旭昇」房屋款項明細表上「張旭昇」印文之印章，並非其提供給他人，其與張旭昇沒有刻過這個印章各等語。

且有張旭昇於第一審審理時提出其所使用之「張旭昇」印章所蓋之印文，與上述房屋款項明細表、「權利轉讓契約書」上之「張旭昇」印文，外觀、字型、大小迥異。

復參以上訴人提供予元大商業銀行之「權利轉讓契約書」，所附張旭昇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係李能統傳送予上訴人所列印而成，核與孫倢羚於第一審審理時所證：「權利轉讓契約書」係上訴人於事後補正，當時還缺張旭昇之身分證，孫倢羚請上訴人整理好後一起補正等語。

此外，相較佳達建設公司自取得高主安、李岳霖之借款後，於2週內即支出共計新臺幣（下同）2,992萬8,500元，並將貸得款項全數花用，而孫倢羚則未從中獲取何項利益，顯與亟需支付相關開支之佳達建設公司及上訴人具有利害關係。

又張旭昇若於105年10月12日，已同意轉讓預售房地權利予高主安，即非預售房地權利之債權人，自無可能於同年12月2日尚同意延展借款還款期日，並仍以預售房地權利作為擔保等間接證據，而為合理推論。

可見是上訴人在「權利轉讓契約書」上偽造「張旭昇」之印文。

而上訴人代表佳達建設公司就所積欠張旭昇之4,500萬元屆期前，復於105年12月2日展期，而又有如上行為，足見佳達建設公司已無力償還張旭昇4,500萬元。

再者，李岳霖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原來是要與孫倢羚擬附買回方式的契約，但孫倢羚聽到上訴人表示，張旭昇要將預購權利轉讓，上訴人為了取信於李岳霖，所以用張旭昇向上訴人購買的房地轉讓給李岳霖，才會有「權利轉讓契約書」；

關於「投資契約書」第2點所約定，乙方（即佳達建設公司）應提供不動產抵押給甲方（即高主安），係李岳霖向孫倢羚表示覺得保障不夠，孫倢羚表明上訴人願意再提供「南港建物」之第二順位抵押權、本票、支票作為擔保，總共4樣物品信託在元大商業銀行作為借款擔保等語。

核與孫倢羚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投資契約書」第1點是「十二章」建案、第2點是南港舊莊街房屋，各該房地為上訴人所提出，是要以「十二章」建案預售房地向李岳霖借款，而南港房屋係為加強擔保，所以拿出來設定第二順位等語，大致相符。

足認上訴人透過孫倢羚與李岳霖磋商借貸事宜時，已由最初附買回契約之方式，變更為簽立「權利轉讓契約書」，以轉讓張旭昇預售房地權利予高主安，並提供土地、建物所有權狀正本及簽發支票、本票交付元大商業銀行保管，作為借款之擔保。

「權利轉讓契約書」內容既由上訴人所擬具，上訴人知悉預售房地權利已提供張旭昇作為借款之擔保，仍透過孫倢羚向李岳霖佯稱提供預售房地權利作為借款之擔保，並經李岳霖向高主安轉達此情，益證上訴人主觀上顯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等旨。

就上訴人所辯：其未看清楚「權利移轉契約書」、「運用指示函」等文書即簽名，以及預售房地僅係借款之擔保，並無移轉所有權之真意等情。

原判決進一步說明：依孫倢羚於第一審審理時所證、孫倢羚與上訴人間LINE通訊軟體上的對話紀錄，以及孫倢羚所使用公務電子郵件信箱所發送信件之附件，足見上訴人與孫倢羚間曾多次就「權利轉讓契約書」、「投資契約書」之內容，加以確認，殊無可能不知「權利轉讓契約書」之內容，即輕率於其上用印並簽名。

而依李能統、張旭昇於第一審審理及李岳霖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以及「借款協議書」第2點後段之約定，可見佳達建設公司與張旭昇係明確約定，擔保第三人就預售房地對於張旭昇不得主張任何權利，從而佳達建設公司與張旭昇間約定若佳達建設公司未能返還借款，於「十二章」建案興建完成時，張旭昇得依土地、建物預定買賣契約書取得預售房地之所有權；

其後佳達建設公司與高主安間另約定，若佳達建設公司未能返還借款，於「十二章」建案興建完成時，高主安得依土地、建物預定買賣契約書取得預售房地之所有權。

再依上訴人所擬「運用指示函」內容，亦足見佳達建設公司係指示元大商業銀行將預售房地之「一切」權利「讓渡」由高主安「概括繼受」，將預售房地權利之權利人由張旭昇「變更」為高主安，於建案興建完成時，由高主安單獨取得預售房地之所有權。

復以張旭昇與佳達建設公司簽立之「借款協議書」第2點約定，佳達建設公司以預售房地權利作為向張旭昇借款之擔保，其擔保範圍非僅限於借款本金債權，尚包括由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基於票據所生之權利之利息、違約金及相關費用等，擔保範圍顯非限於4,500萬元以內。

而孫倢羚於偵查及第一審審理時，就「權利轉讓契約書」、「運用指示函」之簽名、用印順序等過程之主要事實及基本情節，前後證述大致相符，並無明顯重大矛盾之處，核與李能統所證各節大致相符。

反觀依高主安於第一審審理之證述，可見高主安因完全信任友人李岳霖，而於簽署「權利轉讓契約書」及「投資契約書」時，並未詳細檢視內容，且未能確認至民間公證人處公證何項契約書；

李岳霖於偵查、第一審審理時證述，關於「權利轉讓契約書」之簽名、用印順序等，均係轉述高主安所言，而應以孫倢羚之證述較為可信。

至孫倢羚與元大商業銀行信託部員工郭淑君間，就郭淑君曾否核對「總表」、「權利轉讓契約書」上之「張旭昇」印文等節，所述雖有歧異，惟孫倢羚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因為委託人係佳達建設公司，信託銀行針對「運用指示函」只要確認係佳達建設公司的意思即可；

郭淑君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其有看過「運用指示函」、佳達建設公司變更登記表、章程、「權利轉讓契約書」，只有針對「運用指示函」部分核對佳達建設公司之印文，依銀行作業手冊不需要核對「張旭昇」之印文各等語。

足見孫倢羚、郭淑君就僅須核對「運用指示函」上所蓋佳達建設公司之印文，是否與該公司在元大商業銀行原留印文相符，而無庸核對「運用指示函」之附件即「權利轉讓契約書」上「張旭昇」之印文，所述大致相符。

孫倢羚所言縱有些微瑕疵存在，仍不能執此全然排除其證述內容之可信性等旨。

原判決並非僅以上訴人提供張旭昇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以及孫倢羚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詞，認定上訴人犯罪事實。

且原判決就何以不採高主安、郭淑君所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詞，已詳為敘述其取捨之理由；

認定張旭昇、高主安之約定內容各節，已詳述所憑之理由，並綜合卷內各項訴訟資料，而為論斷說明。

此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行使之事項，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不得任意指為違法。

上訴意旨仍執陳詞，泛言指摘：原判決採證認事，有理由不備、矛盾之違法，並違反經驗法則、無罪推定原則等語，自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五、綜上所述，上訴意旨或係就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或就採證認事裁量之事項，再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應認關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又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規定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除第二審法院係撤銷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而諭知有罪之判決，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提起上訴外，其餘均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為該條項所明定。

另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關係之一部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而他部得提起上訴時，依審判不可分之原則，第三審法院應就全部併予審判，係指得上訴部分經提起合法上訴者，始有其適用。

如得提起上訴部分之上訴為不合法，法院既應從程序上駁回該部分之上訴，而無從為實體上判決，則不得上訴部分，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併為實體上審判。

本件既以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駁回上訴人得提起上訴之行使偽造私文書部分之上訴，則其想像競合所犯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詐欺取財罪，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5款（修正前第4款）所定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罪之案件。

上訴人關於此詐欺取財部分之上訴，已無從併為實體上審判，應毋庸審酌有關此部分之上訴理由，併予駁回。

又對於本案之判決提起上訴者，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7第1項前段規定，其上訴效力固及於以被告違法行為存在為前提之第三人（參與人）相關沒收判決部分，惟須其上訴係合法時，始有效力相及之可言。

本件上訴既不合法，其上訴效力自不及於原判決關於參與人佳達建設公司（破產管理人李後政、李岳霖律師）沒收部分之判決，此沒收部分不在本院審判範圍，無須記載原審參與人為本判決之當事人。

至原判決就事實欄一之(二)、(三)所示犯行，維持第一審判決論處詐欺取財、（行使）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刑部分，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第5款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罪之案件。

上訴人於「刑事上訴狀」係表明就「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案件，提起上訴，且未表明上述部分之上訴理由，復經檢察官指揮執行（見原審卷二第241至243頁），應認此部分未經提起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3 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李錦樑
法 官 周政達
法 官 蘇素娥
法 官 林婷立
法 官 錢建榮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杜佳樺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