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TPSM,112,台上,5056,20240125,1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5056號
上 訴 人 劉建登


選任辯護人 古富祺律師
陳中為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2年9月20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選上訴字第1139號，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70、192、47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理 由

一、本件第一審認定上訴人劉建登有如其事實欄所載，對於有投票權之10人，行求期約並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投票給民國111年○○縣○○鄉鄉民代表第二選區候選人鄭春龍之一定行使之犯行，因而論處上訴人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1年10月，並諭知緩刑5年，並自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20萬元，暨褫奪公權5年。

扣案之賄賂1萬2,500元，沒收之。

檢察官提起第二審上訴，原判決以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上訴人量刑及附條件緩刑部分提起上訴，認第一審判決宣告緩刑部分違誤，因而撤銷前述緩刑宣告，其他上訴（即量刑部分）駁回。

固非無見。

二、惟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刑罰之目的不外應報與預防，以及兩者間的調和。

現代刑法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傾向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對行為人所處刑罰執行與否，多以刑罰對於行為人之矯正及改過向善作用而定，亦即重在預防，而非應報功能。

就預防作用言，刑罰的機制是透過刑罰向社會宣示規範的威信，重點不在對於行為人的懲治應報，自由刑的執行乃單純集中在監獄剝奪或限制其行動自由，對於行為人或能達到嚇阻之作用，但執行過程對於行為人本身及其與家庭及社會關係的破壞，或許可能更嚴重且難以挽回。

緩刑制度之目的即在避免刑罰剝奪自由的難以挽回之傷害，給予受刑人自新機會。

而宣告緩刑與否，固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裁量之事項，惟法院行使此項職權時，除應審查被告是否符合緩刑之法定要件外，仍應就被告是否有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亦即就犯罪狀況、造成之損害及危險性、被告犯罪之動機暨犯後態度，以及有無再犯之虞等情，綜合加以審酌。

至於所犯罪名及法定本刑之輕重，尚非絕對、必然的判斷基準。

尤以「法院加強緩刑宣告實施要點」所訂第2點之審酌情形，諸如是否初犯；

有無自首或自白犯罪，且態度誠懇；

犯罪後出具悔過書或給付合理賠償；

如受刑之執行，將使其家庭生活陷於困境等，均屬具體判斷之事由。

自特別預防之觀點，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尚無重大偏離，且具行為控制能力，僅因偶發、初犯或一時失慮而犯罪，執行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已足，緩刑制度之功能，即係經由一定期間暫緩其刑之執行，甚且附加若干負擔或條件之履行，期間內如有違反關於撤銷緩刑之規定，仍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以達成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並能兼顧平衡監獄行刑之資源及經濟效應。

至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為綜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但有客觀情狀顯示法院之預測有誤時，仍得於法定條件下，裁量或強制撤銷緩刑之宣告（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參見），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仍符刑罰之目的。

從而，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專屬裁量之職權，於相同事實之基礎下，基於尊重法院裁量權之行使，上級審宜採取低密度之審查基準，法院以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事由，而為緩刑之宣告，如未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恣意濫用其權限，除非下級審有未及審酌且足以影響緩刑宣告之新事由，尚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

尤以撤銷下級審法院之緩刑宣告者，更應詳為具體說明下級審裁量權之行使，有何不妥或違誤，以昭信服，否則即有理由欠備之違誤。

原判決雖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期約並交付賄賂罪，於94年11月30日修正公布，將原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大幅提高罰金刑，係為昭顯賄選行為之惡性，並有效嚇阻賄選犯行；

妨害選舉投票公正、公平與純潔，影響民主政治之正常發展，侵害之法益及對於整體社會之影響不可謂不大；

此嚴重犯罪，一旦被舉發，將受重刑之判決，亦早為國人知悉。

上訴人僅因與候選人鄭春龍以兄弟相稱，且有恩於上訴人之家人，竟以身試法為鄭春龍行賄，所為並無特別令人憐憫的犯罪動機，且遭查獲交付賄賂之對象多達10人，總計行賄買票的票數多達25票，即使不至於影響選舉結果，所為嚴重戕害民主健全發展，侵害國家社會法益甚大的犯罪情節。

如僅因自白犯罪，即不區分個案情形而逕予緩刑宣告，造成日後從事競選之人或甘為他人助選、抬轎之人，抱持只要認罪，通常會對行賄者給予緩刑宣告的僥倖心態，選風終無完全改正之日等旨，而認第一審判決對上訴人諭知附條件緩刑之宣告違誤，予以撤銷。

惟查：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段規定，犯第1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原判決既肯認第一審判決依據前述減輕其刑之規定，就上訴人所處有期徒刑1年10月認為適當，而上訴人於本件犯行前，未有犯罪紀錄，且上訴人自偵查至審理中，均坦承犯行。

另依原判決所認定，上訴人係因與鄭春龍有如親兄弟之情，單純為求報恩之犯罪動機而為本件犯行等情。

果若屬實，則上訴人應僅係偶發，且為一時失慮而初次犯罪。

第一審判決以：上訴人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經此偵查、審判教訓，應已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而為附條件緩刑之宣告等情，有何裁量違誤之處？對於上訴人執行刑罰之必要性為何？此等與宣告緩刑有關之重要事項，原判決均未為必要之說明。

又緩刑宣告所指以所受宣告之刑，暫不執行為適當，其前提自應知所悔誤、誠心認錯，始不致再犯。

以檢察官提起第二審上訴之理由，指明：上訴人雖自始坦承犯行，但不願供出指使者，可認其所以坦承犯行，係為求取緩刑，難認已有衷心悔悟，而有再犯之虞等語（見原審卷第19頁）。

則上訴人究僅係單純出於與鄭春龍情同手足，為求報恩而自行主動賄選，抑或係受鄭春龍等人之指使或與之共謀賄選？尚有未明。

此涉及上訴人究係一時失慮，而足認已誠心悔悟，或實係掩飾實情，不願供出鄭春龍或其他主使之人，自難認係誠摯悔悟，而有再犯之虞之判斷，應有調查、審認之必要。

再者，第一審判決為確保上訴人能深切記取教訓，謹慎自持，另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諭知上訴人應於判決確定後1年內向公庫支付20萬元，以期符合本件緩刑目的。

且說明：上訴人於緩刑期間若故意另犯他罪或違反前述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第1項、第75條之1第1項規定，仍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等語。

原判決在檢察官並未提出有別於第一審之其他新事證，而於相同事實基礎下，僅泛論上訴人所犯罪名、法定本刑、侵害法益內容、犯罪情節，以及如對自白之行賄者給予緩刑宣告，會助長僥倖心態，選風終無完全改正之日等一般預防之刑罰考量，惟就第一審基於刑罰特別預防之功能，所審酌上訴人係初犯，全無犯罪前科，且自始自白犯行之犯後態度，未為通盤考量，依前述說明，難謂允洽。

原判決未就上情進一步調查、審究，且未為必要之說明，遽行判決，致上訴意旨執以指摘，難昭折服，有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誤。

三、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且原判決上述違誤，影響於緩刑與否事實之認定及法律適用之基礎，本院無從自為判決。

又按明示僅就緩刑諭知與否提起一部上訴，於該部分經上訴審撤銷或改判時，如不生與未聲明上訴之宣告刑部分產生相互矛盾之情，緩刑與宣告刑，尚非即屬審判上無從分割之「有關係之部分」。

從而，倘明示僅就宣告緩刑與否提起一部上訴，審理範圍不及於未聲明上訴之宣告刑部分。

本件上訴人未明示僅係針對原判決未併為緩刑宣告提起一部上訴(見本院卷附「聲明上訴狀」、「第三審上訴理由狀」、「第三審補充上訴理由狀」之記載)，其上訴效力及於原判決所諭知其他上訴駁回（即維持第一審所為量刑）部分，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5 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李錦樑
法 官 周政達
法 官 蘇素娥
法 官 林婷立
法 官 錢建榮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杜佳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