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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五年度台上字第四三一號
上 訴 人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右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麻醉藥品管理條例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八月八日第二審更審判決（八十四年度上更㈠字第三五八號，起訴案號：台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二年度偵字第一七二二三、二○三七六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理 由本件原判決以上訴意旨略稱：被告甲○○與吳嗣哲（通緝中）基於共同販賣化學合成麻醉藥品安非他命之概括犯意，自民國八十二年二月底開始，在台北縣中和市○○街四之一號二樓等地，連續非法販賣安非他命。
被告又自台南縣柳營鄉綽號「跛腳忠」之男子（姓名年籍不詳）販入安非他命一大包，價格新台幣（下同）十二萬元，另在台北縣新莊市○○路附近，以每瓶八百元價格販入，再以每小包（重約○‧○五公克）一千五百元價格出售予不特定之人，得款二人平分，為警查獲（被告吸用安非他命部分，經第一審檢察官移送台灣台南地方法院併案審理），因認被告涉犯非法販賣化學合成麻醉藥品之罪嫌。
經審理結果，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被告吸用安非他命部分之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固非無見。
惟查本件係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建國派出所、台北縣警察局中和分局南勢角派出所，分別於八十二年十月六日、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先後查獲被告有販賣安非他命情事。
前者查獲之安非他命證物一大包淨重六十二點三公克、塑膠袋六十個，後者查獲安非他命證物八‧九公克（連同原誤以為係速賜康之二‧三公克，共為十一‧二公克），保管字號為八十二年黃字第六八四八號、八十二年度藍字第五七三八號，第一審法官命送鑑定批示為八項（引用第五七三八號編號一、二－指第一頁，第二頁編號
一、二、三、四，第六八四八號編號二、三，計為八項），而其公文函稿却為十一項，行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檢驗成績書列計十二項，殊有疑問。
經核對公文稿附表，係將保管卡影印，在檢驗項目上加註「＊」字符號標明之，但附表第二頁編號三
、四、五號却係以鋼筆手寫加填者，並非原保管卡上之文字，除美娜水外，亦非抄自未作附表之保管卡（按附表係使用五八三七號保管卡影印），第二頁編號五記載「不明液體一小袋」，但二件保管卡上均無此項物品，此物何來﹖重量若干﹖藥物食品檢驗局函說明二記載檢體編號六，重二五三‧一公克，檢驗成績書判定結果欄記載編號六為麻黃素成分，編號一、二、四、五、八、九、十、十一、十二等九項為安非他命成分，但編號二、四、八、九、十等五項係塑膠袋、空瓶內有安非他命內之殘渣而已，全部為安非他命實體者，僅為編號㈠、㈤、、等四項，其原送驗重量分別為：二‧七五八、三‧二三六、○‧九七、○‧三三公克（共重七‧二八五公克），原判決理由謂中山分局查獲之一大包安非他命，經檢驗結果為「麻黃素」，但中山分局查獲之安非他命毛重為六七‧七八公克、淨重為六六‧三公克，此有該二件保管卡、第一審審理單及函稿、藥物食品檢驗局函及檢驗成績書可稽（見一七二二三號偵卷第三十六至三十八頁、第二○三七六號偵卷第十一頁、一審卷第十二、十九至二十二頁、三十二至三十四頁），原判決之論斷，與卷內之資料不符，該「不明液體」之物品及該二五三‧一公克之檢體何來﹖是否為同一物品﹖如果與中山分局查獲之一大包安非他命非同一物品，藥物食品檢驗局檢驗之安非他命即總重量僅七‧八二五公克，與中和分局移送之八‧九公克及誤認為潘他唑新二‧三公克共十一‧二公克，原判決認定中山分局移送者為二五三‧一公克「麻黃素」，亦即經鑑定為安非他命係中和分局所移送，但數量亦有不符，何以中山分局移送之安非他命六十二公克會變成二百五十三‧一公克﹖增加四倍許，若非原物，則原物六十六‧三公克何去﹖事實仍欠明瞭，遽行判決，難謂無審理未盡之違法。
次查僅中和分局查扣安非他命為八‧九公克，加上誤為潘他唑新之二‧三公克，已達十一‧二公克，並有天平秤、塑膠袋、小調羹等物品，如加上中山分局移送之六十六點三公克部分（如經檢驗，亦確為安非他命）及被告於中山分局建國派出所供述「係準備分裝販賣」等語（見偵字第二○三七六號偵卷第八頁背面），則原判決所為「數量不多，……所持少量安非他命，係供被告自己吸用，尚難據此認定其有販賣安非他命」之論斷，非但認事與卷證相左，為證據上理由矛盾，且有論證悖乎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
再查訊問被告應給予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其陳述有利之事實，應命其提出證明方法，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定有明文。
被告辯謂「查扣之大量空塑膠袋，係供販賣鈕扣之用」，原審即應命其提出在何時、何地販賣鈕扣﹖並問其持有天平秤何用﹖原審全未調查究問，率行採信被告販賣鈕扣之說詞及以天平秤非專供販賣安非他命之用，為被告之有利判斷，自有違誤。
又訊問被告之筆錄，應命受訊問人緊接於筆錄末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固為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第四項所明定；
本件卷附中和分局南勢角警察派出所，曾俊銘警員所製作之第一次警訊筆錄，被告未於緊接筆錄之末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由曾俊銘記明「拒簽」字樣，固不能解為同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附記其陳述」，但僅可認為該次筆錄，係未經被告承認者，在無第二次警訊筆錄時，固不得作為被告之犯罪證據。
但第二次警訊筆錄，被告供述「第一次警訊筆錄實在」，且被告在該次警訊筆錄上有簽名，得否以被告在第二次警訊筆錄上有簽名及上開供述，而採用第一次警訊筆錄為證據﹖乃審理事實之法院，對證據之判斷取捨之問題。
但警訊筆錄上，被告有上開「拒簽」之記載，似不影響卷內之其他證據之證明力，即被告於建國派出所之自白、與證人廖美玉於三重分局供述：其與被告分別出資三萬元、二萬元向綽號老賴買安非他命二兩各分得一兩，及以一萬五千元向被告購買三十小包安非他命等語（二八一二號偵卷第七、八頁），及查扣之前開各項證物等證據，能否證明被告有販賣安非他命情事，殊堪研求。
原審疏未深入調查卷內相關證據，再綜合全部卷證判斷審酌為事實之認定，置被告不利之事證於不顧，於事實欠明部分，未加調查，逕採信被告之辯解，為被告有利認定，於法亦非全無不洽之處。
上述諸端，或為上訴意旨所指，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應認原判決仍有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十五 年 一 月 二十五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官 紀 俊 乾
法官 吳 雄 銘
法官 劉 敬 一
法官 洪 清 江
法官 李 璋 鵬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八十五 年 一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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