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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年度台上字第一○一八號
上 訴 人 甲○○
選任辯護人 張金盛律師
右上訴人因搶奪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月十三日第二審判決（八十七年度上訴字第三三九三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一七四○七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理 由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於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清晨五時許，騎乘ＡＬＥ－七二二號重型機車，行經台北市○○路一六六巷內三豪保齡球館附近，見虞珮儀一人背背包獨行，乃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下車自後強行扯下虞珮儀之雙肩背式背包，搶奪得手後，迅騎該機車逃逸。
旋虞珮儀返回其台北市○○街六十五巷（與三民路一六六巷相接）二號四樓家中，以電話告知其男友唐子祐被搶之事，唐子祐隨即於同日上午六時許，駕車至虞珮儀住處樓下，打公共電話請虞珮儀開門，正通話之際，適見上訴人亦將機車停在該處，正掀開機車座墊，自下方行李箱中取水飲用，行李箱內藏置虞珮儀之背包，唐子祐於向虞珮儀確認後，即駕車攔截正啟動機車離去之上訴人，上訴人見狀乃擺脫追逐，而將虞珮儀之背包藏放於台北市○○街與新中街交岔口附近之民權公園外圍花圃中。
嗣經唐子祐記下上訴人之車號，報警於同日上午六時四十分許，在台北市○○路○段二四五巷三十二弄六號三樓上訴人住處將其查獲等情，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以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搶奪他人之動產罪刑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
固非無見。
惟查：㈠搶奪與強盜雖同具不法得財之意思，然搶奪僅係乘人不備公然掠取，若施用強暴、脅迫或他法，致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處於不能抗拒之狀態而取其財物，或使被害人交付其財物者，則為強盜。
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前揭犯行，係以告訴人虞珮儀之指訴為主要之論據之一。
然依卷內資料，告訴人於檢察官偵查中指稱：「他（指上訴人）停車在我後面二公尺左右，我覺得奇怪回頭看他，他已經衝過來，把我壓在地上，把我背在雙肩的背式背包搶去」、「他猛拉我的背包，因為很疼，手瘀傷，我對他說『給你給你』，背包被他拿去後，他就走了」（見偵查卷第二十六頁）；
於原審調查時，復稱：「（上訴人）將我壓在地上並大力的拖著我走，經大叫沒有用……，因很痛沒辦法，我便將背包脫下給他」、「（當時）不能（抗拒），否則便不會被搶走」等語（見原審卷第二十七頁、第六十六頁背面）。
如果不虛，則上訴人顯然已對告訴人施以強暴，並致告訴人達於不能抗拒之程度，而使告訴人交付其物，自應成立強盜罪責。
原判決採信告訴人之陳述，竟為與其指訴內容不符之事實認定，而論上訴人以搶奪罪，自非適法。
㈡有罪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對於被告有利之證據不採納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條第二款定有明文。
上訴人始終否認有本件犯行，一再辯稱：告訴人之背包係伊所拾獲，伊乃依背包內告訴人之身分證記載之資料，前往告訴人住處擬送還該背包，未料竟遭誤會，又依告訴人於偵查中所述，告訴人住處係在其被搶現場附近，該背包若係伊所搶取，伊不可能於得手後，又攜帶贓物在現場附近留滯一個小時餘等語。
而依卷內資料，告訴人係於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五時許，在其住宅附近被搶取前開背包，被搶地點與其住宅僅有步行約一、二分鐘之距離；
唐子祐則於同日上午六時許，發現上訴人在告訴人住宅樓下，打開機車行李箱，取水飲用，當時上訴人之機車行李箱內，置有告訴人之背包等情，迭經告訴人及證人唐子祐陳述甚詳。
是上訴人前揭辯解似非全然無據；
原審對於告訴人及證人此部分之供詞，如何不足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明，未詳予說明論斷，遽為不利於上訴人之判決，難謂無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
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二 月 二十七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官 林 增 福
法官 邵 燕 玲
法官 吳 昆 仁
法官 陳 世 雄
法官 惠 光 霞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三 月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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