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TPSM,107,台上,1928,20180524,1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台上字第1928號
上 訴 人 張智偉
選任辯護人 趙立偉律師
徐欣瑜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06 年8 月9 日第二審判決（106 年度上訴字第1216號；
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105 年度偵字第6128、10616 、11800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

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上訴人張智偉上訴意旨略稱：㈠證人即購毒者詹桂青於第一審中，已證稱：「我（指）認不出來，當時我沒有記對方的長相，我拿了愷他命之後，就趕快走了」、「沒有辦法（記得每次毒品交易的過程）」、「警察有跟我說誰誰誰是他們要抓的人，叫我直接（指）認他們…我就是配合警察，警察叫我說是誰，我就說是誰」等語，則詹桂青既未記得毒品交易對象的長相，如何能有效指認我？可見其指認及所言，皆受警方不當引導，自不得遽採。

㈡詹桂青前後證述，並不一致，既有重大瑕疵，也沒有其他補強證據足以證明我有販毒；

又依卷附證據資料，並無法證明我確有使用販毒者所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

至於現場蒐證照片，則僅足證明我曾與詹桂青見面，但究竟為何見面及發生何事？仍屬不明。

原審在諸多疑義未釐清前，即逕為不利於我的認定，判我有罪，自有判決理由不備的違誤。

三、惟查：按證據的取捨、證明力的判斷與事實的認定，俱屬事實審法院自由裁量判斷的職權，此項職權的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無違法可言，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甚明，自無由當事人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而執為上訴第三審合法理由之餘地。

又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

而供述證據雖然先後不一或彼此齟齬，究竟何者為可採，事實審法院非不可本於經驗法則，斟酌其他情形，作合理的比較，定其取捨，若其基本事實的陳述與真實性無礙時，仍非不得予以採信，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

至於同法第379條第10款所謂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具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認有調查之必要性，且有調查的可能性，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的基礎者而言，若事實已臻明確，或調查途徑已窮，自毋庸為其他無益的調查，亦無未盡調查證據職責之違法可言。

衡諸實際，毒品交易的買賣雙方，雖具有對向性的關係，為避免毒品購買者圖邀減刑寬典而虛構毒品來源，須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確保其陳述與事實相符，始能採為認定被告犯罪的憑據。

然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於補強證據的種類，並無設限制，故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的資料，且該補強證據，不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的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得以佐證購毒者的指證非屬虛構，而能予保障其陳述的憑信性者，即已充足；

復因販賣毒品行為，一向懸為厲禁，販毒者為防避遭監聽查緝，以電話聯繫時，基於默契，免去代號、暗語，僅以相約見面，且不敘及交易細節，即可於碰面時進行交易，於電話中未明白陳述實情，並不違背常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的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購買毒品者的陳述或其他案內證據為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非適合的補強證據。

㈠原判決主要係依憑：上訴人坦承確有於民國105 年3 月1 日上午8 時59分許，駕駛車號00000000自小客車（下稱甲車），與詹桂青所駕車號0000-00 自小客車，同時出現在桃園市中壢區台貿三街底空地停車場，詹桂青因要施用愷他命，而探身進入甲車的部分自白；

詹桂青於警詢及偵查中，一再指證有於上揭時、地相見，係以新臺幣（下同）1 千元，向上訴人購得1 包愷他命等語的證言；

顯示詹桂青所持用0953949933號行動電話與上訴人聯繫交易愷他命的通聯紀錄；

詹桂青探身進入上訴人上揭甲車副駕駛座內，旋即離開的現場蒐證照片等證據資料，乃認定上訴人確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的科刑判決，改判仍論上訴人以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宣處有期徒刑3 年10月（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刑）及沒收。

㈡原判決對於上訴人否認犯罪，所為略如上揭第三審上訴意旨的辯解，如何係飾卸之詞，不足採信，亦據卷內訴訟資料詳加指駁、說明。

並指出：⒈詹桂青雖於第一審中，證稱：員警為我製作筆錄時，有事先告知駕駛甲車的車主，即為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被指認人照片欄」編號1 之人（按即上訴人），我當時想要趕快離開警局，因此才配合員警指認該編號1 之人（販毒）云云；

惟依詹桂青之警詢筆錄所載，員警提供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給詹桂青指認時，曾告知犯罪嫌疑人不一定在其中，待詹桂青指認完畢後，又將該編號1 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交給詹桂青確認；

詹桂青復於同日偵訊中，再度確認上揭編號1 之人確為駕駛甲車的販毒者，且明確指證其於警詢所述向上訴人購毒乙節實在，並無誣陷等語，可見詹桂青並無受員警的誘導而為指認。

至於詹桂青於第一審中，另稱：不認識在庭的上訴人乙節，參以上訴人於歷審中，一再直言：我認識詹桂青，我們常一起在上開停車場抽「Ｋ菸」（按指愷他命）等語，可見詹桂青翻稱不認識上訴人、不記得本件販毒者的長相云云，顯屬事後迴護上訴人之詞，不足採信。

⒉依同案被告宋益祥（業經第一審判刑，嗣於原審撤回上訴確定）於警詢、偵查中，一再證稱：我曾持用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客人聯絡交易毒品愷他命，該電話是（有人）放在台貿三街空地的石頭處，同案另被告王鍾富（業經第一審判刑確定）亦是如此，而我想要賺錢，所以也用該電話接聽來電等語，堪認該行動電話確實是提供給知情、欲販毒者，各自與毒品交易對象聯絡使用；

而從詹桂青於本件案發時，所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通聯紀錄觀之，於105 年3 月1 日上午8 時29分17秒許、同日上午8 時39分58秒許，確有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入，通話時間分別為17秒、7 秒；

再參諸現場蒐證照片，顯示詹桂青嗣於同日上午8 時59分許，與駕駛甲車的上訴人在上開空地停車場見面，詹桂青探身進入該車副駕駛座後，旋即離開，在在顯示上訴人應係使用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詹桂青聯繫交易愷他命之人無誤。

⒊上訴人雖另以：詹桂青到我車的副駕駛座側，探身進入車內，是因他要和我一起施用愷他命，而我當時是與車號「7105-M9 」自小客車（下稱乙車）的車主在聊天、抽菸，不知道詹桂青為何會走過來等語置辯；

惟觀諸詹桂青於第一審中，證稱：我在上開停車場抽「Ｋ菸」，都是自己抽，因該處空曠，人很少等語，已見2 人所述不符，且依現場蒐證照片顯示，上訴人係駕駛甲車，於105 年3 月1 日上午8 時59分許停於上開停車場時，車旁並無乙車；

而倘詹桂青確實是想與上訴人一起施用「Ｋ菸」，又豈有於取得愷他命後，旋即離開，未在現場與上訴人一起施用之理，足見上訴人所辯，應係避重就輕飾卸之詞，不足採信。

以上所為的事實認定及得心證理由，俱有各項證據資料在案可稽，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推論，自形式上觀察，即未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且事證已臻明確。

上訴意旨，或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的事項於不顧，就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的適法行使，任憑己意，異持評價，妄指違法，且猶執陳詞，或為單純的事實爭議，或對於不影響於判決本旨的枝節事項，予以爭執，皆不能認為適法的第三審上訴理由。

㈢綜上所述，應認本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5 月 24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洪 昌 宏
法官 吳 信 銘
法官 李 釱 任
法官 蔡 國 在
法官 王 國 棟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5 月 2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