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TPSM,107,台上,1945,20180531,1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台上字第1945號
上 訴 人 原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黃騰耀
被 告 李錦瑞
選任辯護人 張堂歆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06 年7 月12日第二審判決（106 年度上訴字第126 號；
起訴案號：原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105 年度偵字第119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李錦瑞被訴行使變造私文書無罪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稱：被告李錦瑞因與張淑美有建物工程承攬糾紛，向第一審法院民事庭提起給付工程款之民事訴訟，為該院103 年度建字第9 號分案審理，被告為求勝訴，竟於不詳時地，偽造「（民國）101 年11月10日業主會議記錄單」1 份，在該記錄單上偽簽「邵昭文」之署名，並蓋方形章，以表彰告訴人邵昭文身為該工程之監工，且參與該工程之請款過程；

嗣於該案103 年2 月13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提出該記錄單影本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邵昭文及法院審理案件之正確性。

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變造私文書罪嫌。

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因而撤銷第一審論處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的判決，改為無罪諭知。

固非無見。

二、惟查：㈠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

但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為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所明定。

此所稱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有其客觀性，不能恣意認定，且法院應就其調查所得的各項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而為綜合判斷，不得僅將卷內各項證據，予以割裂觀察而單獨評價，否則難謂適法。

又審理事實的法院，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的證據，應一律注意，詳為調查，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職權定其取捨，依自由心證而為判斷。

倘僅援用有利於被告的證據而為被告有利的認定，卻摒棄不利於被告的證據，不加斟酌，難謂於法無違。

⒈查邵昭文在系爭民事訴訟中，於上開期日言詞辯論時，就系爭記錄單文件，係證稱：「我不記得有簽過這1 張，這個名字是我簽的，字跡是我的，但我應該沒有簽在這1 張原告（按指李錦瑞）所提的會議記錄單紙上。

我認為可能是張冠李戴」等語（見103 年度建字第9 號影卷第25頁；

第21-1頁），似與其在本案偵查中所言者相符（見104 年度偵續字第70號卷第40、43、44頁），原判決卻逕載為邵昭文係證稱：「101 年11月10日業主會議記錄單」的簽名是我簽的，進而認定邵昭文就「上開簽名」之真正，於民事庭、偵查中所述，前後不一致等旨（見原判決第13頁第8 至12行），顯與卷內訴訟資料不相適合，而有割裂觀察、單獨評價的證據上理由矛盾情形存在。

⒉被告就其所辯：上開記錄單是其先以電子郵件寄發給邵昭文，經邵昭文列印簽名後，再以傳真方式回傳乙情，除為邵昭文所否認外，被告亦始終無法提出其以電子郵件寄發該記錄單的證明，及邵昭文回傳該記錄單的傳真原本，則是否確如被告所辯，已非無疑；

何況被告對於遭質疑該記錄單上，何以未見一般會有的傳真序號或電話號碼乙節，亦無法提出合理說明；

雖然被告於原審中，供稱：我（確曾）持有該傳真原本，但我（現在）找不到該原本，我因民事紛爭提出書狀時，已經將原本交給我哥哥李錦政，所以我手上才沒有（原）資料等旨（見原審卷第125 頁），然證人即擔任被告上開民事訴訟代理人的李錦政，於原審則證稱：他（即被告）提供給我的時候，就是「影本」，我有問他（即被告）有沒有正本（按指原本），他說「只有會議記錄單『影本』及邵昭文簽名」，我就把這部分當附件，（拿）給民事庭法官等語（見原審卷第197 頁），可見2 人所供，並不相符；

而不論是傳送上開記錄單的電子郵件或傳真原本，均屬影響本件事實認定的關鍵證據，被告竟未將之妥為保存，以致無法提出，似違常理。

上開諸情，自形式上觀察，均不利於被告，究宜如何評價、取捨，原判決未有充分說明，自難謂適當，應認有判決理由不備的違失。

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定有明文；

又證據雖已調查，而其內容尚未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決，仍屬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的違失。

⒈觀諸上開記錄單列席人員簽名欄內，登載有「張淑美、邵昭文、李錦瑞」等3 人姓名（按係打字，非簽名），然前2 人一致堅決否認有召開該會，張淑美甚至於第一審中，詳稱：我查看我的行事曆，101 年11月10日（該記錄單所載會議時間），我跟家人在臺北有活動，所以我不覺得我那一天，會在新竹等語（見105 年度訴字第149 號卷第150 、151 頁），則實情究竟如何，似非不得請張淑美提出行事曆或其他相關人證、物證（如活動相片）等佐證其真實性；

又該記錄單既名為「業主」會議記錄單，其上卻僅有「邵昭文」簽名署押，反而沒有「業主」張淑美及「承攬人」被告之簽名署押，是否符合情理？⒉再者，被告於上開民事訴訟言詞辯論期日，尚委請李錦政代理訴訟，提出、主張蓋有邵昭文方形印文之5 張文件，係由邵昭文製作，內容為記載工程變更設計及追加有關事項（見103 年度建字第9 號影卷第26至30頁）；

邵昭文雖於該日辯論中，證稱：這些文件我有看過，且是我親自蓋印（見同上卷第21-1頁），但邵昭文於偵查及第一審中，已改稱：該5張文件上所蓋的方形章，不是我的，我（雖）有使用很接近這種形式的私章，但（其實）並不一樣，民事庭開完庭，我有比對這5 張文件的正本，發現我的正本上面沒有蓋章，當下我有跟（張淑美的）訴訟代理人徐（宏澤）律師反應各等語（見104 年度偵續字第70號卷第40、43頁、105 年度訴字第149 號卷第90、101 頁）。

則邵昭文上開證述，是否屬實，非不得傳訊徐宏澤律師查明。

⒊觀諸邵昭文於「102 年1 月2 日」，以電子郵件寄送電腦製作的5 張文件給被告，其上載有「本件工程尚須處理、確認事項」等文，但無被告手寫加註文字及邵昭文印文等（見104 年度偵續字第70號卷第63至68頁），而被告所提出上開5張文件原本，則有被告手寫加註文字及邵昭文印文（見原審卷末證物袋內），據被告供稱：是邵昭文在3 個不同日期（按被告以鉛筆註記是「2012年11月中旬左右〈1 張〉、11月底左右〈1 張〉、12月中旬〈3 張〉」），在施工現場親自交給我的（見105 年度訴字第149 號卷第39、40頁）。

顯見兩者文件內容差異甚大，已甚可疑；

再對照卷附張淑美於偵查中，所提出邵昭文傳訊予被告的簡訊內容，直指被告要求邵昭文為不實的證述（見103 年度偵續字第31號卷第17、18頁），邵昭文並於上開民事訴訟期日辯論中，證稱：當初李錦瑞來找我，希望我出庭作證，要我承認是本案監造，希望我說「所有單據是透過我，拿給張淑美」，但這不是事實，我只是介紹人而已，並沒有參與等語（見103 年度建字第9 號影卷第22頁）。

倘若上情無訛，被告似乎非無偽造上開文件的動機。

詎原審未加詳查，遽行判決，尚嫌調查未盡。

㈢以上，或為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而上述違背法令，影響於事實的確定，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此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的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5 月 31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洪 昌 宏
法官 吳 信 銘
法官 許 錦 印
法官 李 釱 任
法官 王 國 棟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