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TPSM,112,台上,316,20240423,1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316號
上 訴 人 詹世雄





選任辯護人 黃博駿律師
上 訴 人 陳柏銘



選任辯護人 傅文民律師
上 訴 人 鄭錦文



選任辯護人 林宗竭律師
林婉婷律師
陳楷天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1年9月22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09年度金上重更二字第10號，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01年度調偵字第95、9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詹世雄、陳柏銘、鄭錦文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詹世雄、陳柏銘、鄭錦文有如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下稱事實欄）所載違反證券交易法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3人部分之科刑判決，經比較新舊法律，改判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上訴人3人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刑。

固非無見。

二、惟查：㈠有罪判決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為論罪科刑適用法律之基礎，故凡於構成要件有關之重要事項，必須詳加認定，明確記載，並敘明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且其事實認定與理由說明，應互相適合，方為合法。

倘事實認定與理由說明，不相一致，或事實與理由欄內之記載，前後不一致，依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4款規定，均屬判決理由矛盾。

又證券交易法第171條於民國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修正後該條第1項第2款係就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第3款係對於背信或侵占致公司遭受損害達新臺幣（以下未註明幣別者，均同）500萬元等犯罪加以處罰；

第2項以「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1億元以上」（修正前規定為「其犯罪所得金額達1億元以上」），資為加重處罰條件，其目的係為使法益侵害與刑罰刑度間平衡，以發揮嚇阻犯罪之效。

參照第2項修正之立法理由說明，明揭「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指因犯罪而直接取得之直接利得，不包含間接利得，且應扣除成本，與刑法沒收新制下「犯罪所得」之範圍，有所區別，為避免法律用語混淆，乃將原規定「犯罪所得」為文字之修正。

而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其價額，係法院剝奪犯罪行為人之不法所得，將之收歸國有之裁判。

目的係著重於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藉以杜絕犯罪誘因，而遏阻犯罪。

其範圍之計算係採相對總額原則，即犯罪行為人所為與不法行為相關之支出，於沒收範圍審查時應否列入犯罪所得，視該等支出是否係非與犯罪直接相關之中性成本而定。

倘產生犯罪所得之交易自身即為法所禁止之不法行為，則沾染不法範圍及於全部所得，其沾染不法之成本，非屬中性成本，均不得扣除。

反之，若交易自身並非法所禁止，則沾染不法之部分僅止於因不法行為而取得之獲利部分，並非全部之所得，於宣告沒收犯罪所得時，即應扣除屬於中性成本之支出。

足見立法者有意將「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與沒收之「犯罪所得」明白區隔，兩者概念各別，範圍不同，應予明辨。

另外，公司「受有損害」與行為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犯罪所得」之計算基礎亦有不同，不能混為一談，而逕以公司之損害金額，化約為行為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犯罪所得」。

蓋不合營業常規之虛假交易行為，雖可能造成公司損害，但行為人則可能未因此獲利。

反之，不合營業常規之真實交易行為，行為人雖可能從中獲利，但其因此獲利或犯罪所得之金額與公司實際上所受損害則未必相當。

從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罪，其有無致公司「受有損害」、「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犯罪所得」及其數額若干，三者各有其判斷標準，既攸關行為人所應成立之罪名與沒收之範圍，自應詳為調查、審認，並敘明所憑依據，始為適法。

原判決認定上訴人3人本件所為，係成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名，則上訴人3人究竟因而獲得何等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億元以上，應根究明白，論述清楚，乃原判決犯罪事實及理由欄內就此「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全未記載或說明所憑，僅泛謂「依前揭事實欄所示，本案被告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金額已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等語（見原判決第123頁第13、14行），然其事實欄僅記載上訴人3人共同以低買高報、虛實混雜之直接方式，使先進開發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嗣變更名稱為榮創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先進公司）為不利益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及違背職務之行為，致先進公司受重大損害之金額為652萬2,741.25美元（折合為1億9,874萬7925.89元，見原判決第13頁第10行以下），再觀諸理由欄貳之五似亦以此損害金額作為上訴人3人與共同正犯之共同犯罪所得，不無將證券交易法第171條所稱「公司受有損害」與「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犯罪所得」之各別概念混為一談，逕以公司之損害金額，化約為上訴人3人與共同正犯「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犯罪所得」，難謂無調查未盡、理由不備及理由矛盾之違誤。

又原判決關於先進公司所受損害金額之認定，係以先進公司申請開立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二所載以佰侑企業有限公司（下稱佰侑公司）為受益人之遠期信用狀，經佰侑公司押匯融資取得（扣除利息、手續費等相關費用）共計1,478萬4,219.13美元為計算基礎（見原判決第13頁第12至22行、第116頁第5至16行），然依附表二H欄所載遠期信用狀付款金額共計為1,500萬美元，亦即先進公司實際兌付遠期信用狀所載金額共計1,500萬美元，倘若無訛，先進公司所受損害似應以其因本件不利益交易所給付之1,500萬美元為計算基礎，原判決以佰侑公司扣除押匯融資利息、手續費等相關費用後取得之金額，作為先進公司所受損害、上訴人3人共同犯罪所得之計算基礎，卻未說明所憑論據，亦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失。

㈡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為刑法第2條第2項所明定。

刑法沒收犯罪所得，本質上是一種準不當得利的衡平措施，藉由沒收犯罪所得以回復犯罪發生前之合法財產秩序狀態。

因刑事不法行為而取得被害人財產，該財產一旦回歸被害人，就已充分達到排除不法利得，並重新回復到合法財產秩序的立法目的，國家不得再對曾取得犯罪所得之行為人或第三人，予以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亦著有規定。

參酌其立法說明：為優先保障被害人因犯罪所生之求償權，參考德國刑法第73條第1項，增訂第5項，限於個案已實際合法發還時，始毋庸沒收，至是否有潛在被害人則非所問；

若判決確定後有被害人主張發還時，則可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請求之等語，即宣示「被害人保護」優先於「澈底剝奪犯罪不法所得」。

基此，共同正犯中一人或數人事後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並全部賠付，而求償或沒收擇一實現，同樣可滿足「排除犯罪不法利得」之規範目的，如已優先保障被害人之求償權且已實際取得，就等同「合法發還被害人」之情形，不應再對未參與和解賠付之其他共同正犯宣告沒收或追徵。

否則，一概宣告沒收，日後判決確定，檢察官為沒收之執行時，因被害人已完全受償，不得再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請求發還檢察官執行追徵之上開所得，國家反而因行為人不法犯罪，坐享犯罪所得；

或共同正犯中已賠償之人基於民事內部關係，向未賠償之人請求給付，對後者形同雙重剝奪。

原判決認定上訴人3人共同犯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共同犯罪所得為652萬2,741.25美元，其中匯予新加坡籍APS LIFESTYLE MARKETING PTE.LTD公司90萬美元部分為上訴人3人共同具有事實上處分權，應負共同沒收之責，嗣先進公司自詹世雄處取償5,917萬3,170元，另先後從鄭錦文之財產取償9萬6,909元、481萬9,592元，是以合法發還先進公司之金額合計6,408萬9,671元，已逾此部分犯罪所得90萬美元（折合為2,742萬3,000元），故關於此部分犯罪所得，無再對上訴人3人為宣告沒收之必要等旨。

上情若係屬實，揆諸上開說明，不論上訴人3人內部如何分配犯罪所得，詹世雄、鄭錦文既已合法返還先進公司6,408萬9,671元，扣除此部分犯罪所得90萬美元（折合為2,742萬3,000元），尚餘3,666萬6,671元，亦屬合法發還共同犯罪所得予先進公司，對陳柏銘另外實際分配犯罪所得部分而言，是否亦部分填補先進公司之損害？應否於計算該沒收金額時予以扣除？尚非無疑。

原判決對於陳柏銘實際分配犯罪所得560萬美元（折合為1億7,063萬2,000元）部分，僅減除其實際返還先進公司254萬3,148元，而對陳柏銘諭知沒收1億6,808萬8,852元及追徵，何以未扣除詹世雄、鄭錦文上開合法返還先進公司之3,666萬6,671元，未據原判決釐清說明，已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失，致造成沒收過剩之失衡，亦有違誤。

三、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因原判決上述違背法令情形，已影響犯罪及犯罪所得之事實確定，本院無從據以自為裁判，應認原判決關於上訴人3人部分均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3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何菁莪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黃潔茹
法 官 何俏美
法 官 何信慶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王怡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