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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一一九四號
上 訴 人 甲○○
右上訴人因盜匪案件，經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二月三日第二審判決（八十
六年度上重訴字第九十六號，起訴案號：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度偵字第六三四七、七一○三號）後，依職權逕送審判，視為被告已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理 由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曾於民國八十三年間犯竊盜罪，經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七月，於八十四年二月六日執行完畢，猶不知悔改，復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八十五年四月八日入夜後，攜帶預藏之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足以供作兇器使用、具有危險性之拔釘器一支、螺絲起子一支等工具，至台北市士林區、大直區附近，擬尋找車輛，遂其慣行之竊盜車內財物行為，嗣同日晚間十一時五十分許，上訴人在台北市士林區復興橋附近至誠公園旁，見車號ＫＶ－三五四七號紅色馬自達３２３自用小客車停放該處，因車輛貼用深色隔熱紙，經在外觀察後，未見車內有人，而誤認無人在車內有機可乘，即趨前打開駕駛座旁車門，著手實施竊取車內財物之竊盜行為，致將酒後睡於車內之車主彭武土驚醒，彭武土發現後，對上訴人出拳擊之並斥責其行竊，詎上訴人竟轉為強盜之犯意，當場對彭武土施以強暴，先持螺絲起子插擊彭武土前額頭一下，使彭武土受有前額部挫傷，復見彭武土並未倒下，即再以拔釘器擊打彭武土臉部而擊中彭武土鼻樑，使彭武土鼻部出血，鼻樑骨骨折，受有腦膜出血、大腦腫脹鬱血等重創，嗣彭武土試圖下車時，因傷重不支倒地，上訴人見狀即趁彭武土無法抗拒之際，盜取彭武土所有之現金新台幣（下同）二萬二千元、金項鍊一條，並將該輛自用小客車駛去自用。
在途經明水街時，將拔釘器、螺絲起子棄置路旁垃圾桶內。
所得二萬二千元及金項鍊事後在不詳地點變賣所得三
、四千元等財物，則花用罄盡。至彭武土雖經路人於隔日零時許發現，報由一一九派車馳救，惟因頭部之傷在致命部位，經急救無效，延至同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時三十八分許，仍因腦膜出血、大腦腫脹鬱血在台北市立陽明醫院死亡。
上訴人盜走上開車輛後，經常駕駛或停放在台北市松山區松山機場附近不特定路邊停車位，並於同年四月底某日，將該車停放在台北市○○○路、光復北路口附近停車場，因車胎遭人刺破無法行駛，始將車棄置於該停車場內。
嗣於八十五年五月九日，經警查得該車輛，並在車上冷氣通風口板採得上訴人左手拇指指紋一枚，經比對無訛後，循線查獲等情。
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強劫因而致人於死，累犯罪刑，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
惟查：被告之自白，須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始得採為證據；
如果被告之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並非自由陳述，即其取得自白之程序，已非適法，則不問自白內容是否確與事實相符，因其非適法之證據，即不能採為判決之基礎，故審理事實之法院，遇有被告對於自白提出刑求之抗辯時，應先於其他事實而為調查。
卷查上訴人於第一審法院審理及原審調查、審理時，均提出警訊自白係被刑求之抗辯（見一審卷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審判筆錄、原審卷第十八、二十八頁）。
乃原審對此未予調查明確，於理由欄㈤內竟謂：上訴人於第一審未提出遭刑求之抗辯，而於原審調查時突提出遭警刑求之抗辯，又未舉證遭何人刑求，且不諱言其供述與實情相符，足見其擬延滯訴訟之意圖，殊無費時查證之必要云云，遽採上訴人於警局自白之筆錄，作為論處上訴人罪刑之證據，自難謂合。
應認原判決有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十七 年 四 月 二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官 陳 錫 奎
法官 洪 清 江
法官 吳 昆 仁
法官 李 伯 道
法官 吳 火 川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八十七 年 四 月 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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