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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年度台上字第三○八○號
上 訴 人 甲○○
右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第二審
判決（八十八年度上訴字第五五三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二二三四四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理 由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為台北市鵬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鵬翔公司）負責人，與其父廖飛勇（已於民國八十三年九月三十日死亡）共同連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先偽造原判決附表「背書人」欄所示三家公司之印章，加蓋於該附表所示七張支票之背面，而偽造背書。
再由廖飛勇指示不知情之鵬翔公司職員林瑪莉（已改名為林映薰），於八十三年六月九日、十六日、二十二日、三十日及同年七月七日，先後持該七張已偽造背書之支票，向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銀行）申請票據融資，使其陷於錯誤，核貸各該支票面額八成之款項，共詐得新台幣七百零三萬六千五百十一元，足以生損害於台新銀行、信虹公司、同興公司及保泓公司等情。
因而撤銷第一審諭知無罪之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共同連續行使偽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他人罪刑。
固非無見。
惟查共同正犯中之同謀犯（即共謀共同正犯），僅參與犯罪之謀議，而由其他正犯實施犯罪之行為，以遂行犯罪之目的，同謀犯本身並無犯罪行為之分擔可言。
原判決謂上訴人與廖飛勇間就本件犯行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又謂上訴人雖未參與犯罪行為之實施，仍應成立共謀共同正犯（見原判決第七面第二行至第四行）。
對於上訴人有無分擔犯罪行為之實施，或僅為犯罪之謀議？其理由之論敘前後歧異，已有可議。
復以上訴人為公司之負責人，對公司財務不可能一無所知，縱係由廖飛勇指示林瑪莉辦理相關借款手續，上訴人仍應知情（見原判決第六面第十二行至第十三行），資為其參與犯罪謀議之論據。
但所謂「知情」，是否等同於犯罪之「謀議」？殊非無疑，原判決未為必要之論列，併嫌欠洽。
又原判決謂上訴人於案發後出具承諾書乙紙，載明：「前向貴行貸款……所提供備償客票，其票據背書人之簽章均係立書人所偽造……」等語，而上訴人並供認該承諾書上之簽名為真正，可視為審判外之自白（見原判決第五面第十一行至第十五行）。
倘屬無訛，則上訴人既親自偽造支票之背書，適屬實施犯罪之正犯，非僅參與犯罪之謀議。
乃原判決猶認上訴人為共謀共同正犯，尤有違誤。
究竟本件支票上之背書是否為上訴人所偽造？或上訴人僅參與犯罪之謀議，而未分擔犯罪行為之實施？實情如何尚欠明瞭，自應詳加調查，明白認定，並敘明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理由，始足為判決之基礎。
再，原判決理由內援引證人林瑪莉所稱：「都是廖飛勇交付支票去台新銀行辦理貼現」、「借據是廖董（廖飛勇）自己蓋的」等語；
及證人即台新銀行儲蓄部副理林基榮所稱：「鵬翔公司之票據貼現，是他（指上訴人）父親介紹的」等語（見原判決第六面第三行至第十一行）。
但對於此項證言，究竟予以採納，或摒棄不採？如何為有利或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則未置一詞說明其取捨論斷之理由，本院無從為判斷其適用法令正當與否之依據，亦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尚非全無理由，應認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原審未依法適切踐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規定之告知義務程序，更審時併希注及之。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五 月 二十四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官 紀 俊 乾
法官 黃 正 興
法官 劉 介 民
法官 陳 東 誥
法官 張 春 福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五 月 二十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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