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TPSM,95,台上,1667,20060330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一六六七號
上 訴 人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二年度上更㈠字第三一一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三七九四、一四八九五、一五七０二、一五七０三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理 由本件原判決維持第一審諭知被告甲○○無罪之判決，駁回檢察官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

惟查：㈠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

但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定有明文。

證人即台灣中小企業銀行永吉分行職員林志恒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分別證稱：「於民國八十八年三月六日支票申請好後，我本欲持至乙○○之公司交陳，適當日甲○○（被告）至銀行，得知我將送支票至其公司，王女自告（稱）可代為轉交，誰知甲○○並未將支票交予乙○○，而擅自開具他人，造成困擾」（見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四八九五號卷第八頁背面）、「支票本來要送乙○○，剛好甲○○到銀行，她又遞一張連產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連產公司）副董名片，我就交給甲○○，沒想到她沒交給乙○○，一個月後因支票存款不足通知時，陳先生才說他沒拿到支票」（見同上卷第三十頁）、「支票我本來要拿去公司，甲○○正好來銀行，我就要她把支票給公司負責人，我也不知道她沒有拿回去，後來乙○○埋怨沒有拿到支票簿，我才知道發生問題」（見原審更㈠卷第一二頁），證人即介紹乙○○向台灣中小企業銀行永吉分行開戶之莊馥竹（原名王莊翠屏）於偵查中證述：「銀行（之人）叫甲○○拿支票給乙○○，她（被告）叫我先走，她自己要拿給乙○○，拿到支票本要分開時，她說要拿給乙○○」、「（問：妳有無聽到乙○○授權甲○○刻印章？）沒有，不知王女去刻印章」、「（問：有無聽到王、陳對支票怎麼管理使用？）不知道」（見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四八九五號卷第七一、七二頁背面）。

又本件台灣中小企業銀行永吉分行第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支票係被告簽發交付證人尤仲清、吳文玲、莊馥竹、陳雅玲、陳麗珍、曾秀祝作為購買珠寶服飾或清償債務之用，業據上開證人供明在卷，復為被告所承認。

而被告於第一審法院復具狀略稱：「④為保障被告向銀行貸款之投資，連產公司舊有財務與新成立財務分開，投資核撥款項由被告保管使用，所有有關新業務之營運及金錢運用、使用支票、銀行信用狀等皆授權由被告開立，並同意由被告選派財務經理及廠長各一名」（見第一審卷第六八頁）。

如果無訛，則本件貸款係供連產公司營運使用，連產公司負責人乙○○因本件貸款而向台灣中小企業銀行永吉分行申請甲存帳戶，領用支票，殊不可能將該支票交付被告並授權被告另刻用「連產公司」及「乙○○」之印章，由被告簽發上開帳戶支票供作私人清償債務或購買物品之用（被告所簽發之支票因印鑑不符而遭退票）。

乃原判決未詳細勾稽，遽認上開支票係乙○○授權簽發而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其取捨證據、認定事實職權之行使，難謂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

㈡證人洪舜虎於第一審法院證以：「我先認識乙○○再認識被告，我是他們的介紹人，……，乙○○說我們先適應合作半年後，合作愉快再正式入乙○○（連產公司）的股。

銀行派人到公司談開戶事，因我有興趣加入，故約在我家那裡，順便看我的房子。

……我的好處是我身為仲介，我可從中拿到一些錢，保障在於正式入股時之百分之五的利潤」（見第一審卷第五三、五四頁），證人即本件原擬供抵押貸款之土地所有人王文源於原審證謂：「（問：本件土地是否有意見陳述？）八十六年來簽約，我是與洪舜虎簽約，第一期就沒有繳款」（見原審更㈠卷第一０四頁）。

如果屬實，則證人洪舜虎與被告就提供本件土地供連產公司設定抵押貸款，顯有相當利害關係，其所為有利於被告之證言，難期公允。

乃原判決逕以證人洪舜虎所證：「……乙○○要被告自行刻製印章使用，……」（見原判決第五頁第十、十一行），資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基礎，自有可議。

㈢證人陳麗珍於警詢及原審僅證稱：「（問：妳有否詢問該支票來源？）她（被告）說他是連產公司副董事長，並有遞名片給我，而且我有打電話到連產公司求證，該公司人員說甲○○係其公司副董事長無誤」（見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三七九四號卷第十頁）、「（問：妳打電話給連產公司是何人接聽電話的？）是一個小姐接電話，我只是要確認甲○○是否連產公司的人，我沒有問他的職務」（見原審更㈠卷第一一三頁）。

如果不虛，接聽電話之連產公司裡的小姐，並沒有跟證人陳麗珍稱該支票是連產公司負責人乙○○授權被告簽發；

而證人曾秀祝於第一審法院雖證謂：「我曾打電話至票面上記載之公司照會過，大約八十八年三月間我拿到該支票，我問開票人為甲○○是否可接受，對方為女孩子，說可以，說甲○○是他們公司副總」（見第一審卷第八八頁），然證人即連產公司女職員陳慧敏於原審證以：「（問：妳擔任連產公司會計時『八十七年八月至八十八年八月』有接過自稱甲○○朋友打來的電話？）有，在八十八年每隔二、三天會接到其朋友找他。

那時甲○○時常到公司找『陳董』，該來電的人問甲○○在公司何身分，我說不知道。

就轉交與陳董，陳董如何說我不知道」（見原審上訴卷第七０頁背面）。

乃原判決對於證人陳慧敏所為上開與證人曾秀祝相異之證言，恝置不論。

遽於判決理由內論謂「證人即收受被告簽發支票之陳麗珍、曾秀祝亦分別證實曾向連產公司電詢被告與該公司之關係、經該公司人員答覆確認被告為副董事長無誤，曾秀祝更明言經該公司職員告知甲○○所開支票可以收受，苟乙○○並未授權或同意被告簽發連產公司名義之支票，何以該公司職員均有如上認知？足見被告辯稱簽發支票業已獲得乙○○之同意及授權，信而有徵」（見原判決第八頁第七至十二行），資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基礎，即有認定事實與卷內資料不符亦即判決理由矛盾及調查未盡之違誤。

㈣台灣中小企業銀行永吉分行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八九永吉字第０一一四九號函（見原審上訴卷第八二頁）固記載：「經查連產公司發票日八十八年四月十日、票號第0000000號之支票，本分行於八十八年四月十二日提示並通知連產公司補款」，但證人林志恒證稱：係因乙○○向伊埋怨沒有拿到支票簿，伊才知道發生問題，已如前述。

且證人陳慧敏亦於原審證述：「第一張支票跳票，我沒有接到（銀行電話通知），也不清楚（跳票的事）。

到第二張支票跳票銀行通知，我才知道」（見原審上訴卷第七一頁）。

究竟上開第0000000號支票退票後，台灣中小企業銀行永吉分行是以何方式通知連產公司補款？通知何人補款？連產公司負責人乙○○是否知情？應有進一步調查之必要。

乃原判決未詳予調查，遽引用上開台灣中小企業銀行永吉分行函所示，認定乙○○在八十八年四月十二日支票提示後，對於被告持有連產公司支票簿並以該公司名義簽發支票行使之事，確係知情而無異議（見原判決第九頁第六行至第十頁第七行），資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基礎，亦有調查未盡之違誤。

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非無理由，應認原判決仍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五 年 三 月 三十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呂 潮 澤
法官 吳 昆 仁
法官 孫 增 同
法官 趙 文 淵
法官 張 春 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五 年 四 月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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