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ULDM,110,單聲沒,67,20210927,1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0年度單聲沒字第67號
聲 請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林麟吉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植物防疫檢疫法案件（107年度偵字第4076號），聲請單獨宣告沒收（107年度緩字第818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扣案之馬鈴薯塊莖貳批均沒收之。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甲○○前因違反植物防疫檢疫法案件，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下稱雲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以107年度偵字第4076號為緩起訴處分確定。

扣案之馬鈴薯塊莖2批，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第40條第2項及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規定單獨聲請宣告沒收等語。

二、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

次按檢察官依第253條或第253條之1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者，對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物及第38條之1第1項、第2項之犯罪所得，得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

單獨宣告沒收由檢察官聲請違法行為地、沒收財產所在地或其財產所有人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第455條之34亦各有明定。

又檢察官聲請法院單獨宣告沒收，卻誤引、漏引或贅引相關沒收規定時，如該等物品本即可宣告沒收且得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之物，法院此時仍得裁定宣告沒收（銷燬）之，並自行援引適當之規定，不受檢察官聲請書所載法條之限制（可參閱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8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39號之研討結果意旨）。

三、按違禁物係指依刑事法令禁止持有之物，持有該物之行為本身即成立犯罪（可參閱最高法院53年度第1次民、刑庭總會會議決議㈤意旨）。

查持有禁止輸入之植物並無刑罰規定，扣案之馬鈴薯塊莖2批自非違禁物。

又禁止輸入之植物亦無專科沒收之規定，是本件聲請書援引刑法第40條第2項為據，容有誤會。

四、「關聯客體」與「供犯罪所用之物」之區分：㈠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374號判決意旨謂：修正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

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旨在藉由剝奪犯罪行為人所有以預防並遏止犯罪，而由法官審酌個案情節決定有無沒收必要。

所謂「供犯罪所用之物」，乃指對於犯罪具有促成、推進或減少阻礙的效果，而於犯罪之實行有直接關係之物而言。

由於供犯罪所用之物與犯罪本身有密切關係，透過剝奪所有權的沒收宣示，除能預防再以相同工具易地反覆非法使用之外，亦能向社會大眾傳達國家實現刑罰決心的訊息，對物之所有權人濫用其使用權利也產生更強烈的懲戒作用，寓有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之目的。

在主觀要件上，本法雖未明文限制故意犯或過失犯，但過失行為人欠缺將物品納入犯罪實行媒介之主觀利用認識，並未背離其使用財產的合理限度或有濫權使用財產之情形，故無剝奪其財產權之必要，自應將犯罪工具沒收適用範圍限縮為故意犯，方符合目的性解釋。

另在客觀要件上，應區分該供犯罪所用之物，是否為實現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前提，即欠缺該物品則無由成立犯罪，此類物品又稱為關聯客體，該關聯客體本身並不具促成、推進構成要件實現的輔助功能，故非供犯罪所用之物，其沒收必須有特別規定方得為之。

例如不能安全駕駛罪，行為人所駕駛之汽車或機車即為構成該罪之事實前提，僅屬該罪之關聯客體，而不具促成、推進犯罪實現的效用，即非屬供犯罪所用而得行沒收之。

至於犯罪加重構成要件中若有特別工具，例如攜帶兇器竊盜罪、利用駕駛供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強制性交罪，該兇器、交通工具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分別對於基本構成要件之普通竊盜罪、強制性交罪而言，仍具有促成、推進功能，即屬於供犯罪所用之物，而在得沒收之列。

㈡依上開判決意旨，「供犯罪所用之物」必須具有促成、推進構成要件實現的輔助功能，如該物僅屬於實現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前提，欠缺該物品即無從成立犯罪，此類物品稱為「關聯客體」，因對犯罪不具促成、推進或減少阻礙之效果，並非「供犯罪所用之物」。

此與學說上有論者主張：「供犯罪所用之物」為犯罪的「工具」，該物品對於犯罪之實行，必須具有促成、推進或減少阻礙的效果，其有利於犯罪實現的效果，非常類似幫助犯對正犯所提供的幫助效能。

相對於此，如果預期的構成要件須輔以特別物品才得以實行，使用該物品為實現構成要件的事實前提，欠缺該物品即無從成立犯罪，此類物品一般稱為「關聯客體」，由於關聯客體是實現構成要件的前提，本身不具有促成構成要件實現的輔助功能，故非犯罪工具，其沒收必須有特別規定方得為之等語（參閱許恒達，汽車與犯罪工具之沒收，月旦法學教室，第170期，105年12月，第26至27頁，下稱甲見解）相近。

㈢惟學說上有不同見解認為：「關聯客體」係源自德國刑法之概念，德國犯罪物沒收基礎規定，分為犯罪產物、犯罪工具及犯罪客體之沒收。

所謂犯罪客體，於沒收脈絡下，是指某一犯罪所涉之「標的物」，故又稱為「關聯客體」，依特別規定沒收之。

然而，我國刑法並未將「關聯客體」專列為犯罪物沒收之下位類型，也未如德國刑法設定「關聯客體依特別規定沒收之」的要件或限制，以我國犯罪物沒收係規定「供犯罪所用（預備）之物」文義解釋而言，似可能包含「關聯客體」，且立法者並無排斥沒收「關聯客體」之意旨。

以走私罪為例，走私物作為「供走私罪所用之物」，並未超出日常生活語彙之理解及可能之文義範圍。

惟倘以「供犯罪所用（預備）之物」作為沒收「關聯客體」之依據，仍應受其文義可能範圍之限制，並非所有「關聯客體」均可被「供犯罪所用（預備）之物」之文義所含括，典型如「關聯客體」屬「被害客體」之情形，例如發掘墳墓罪之墳墓、虐待動物罪之動物等，均難謂屬「供」犯罪所用之物（參閱林鈺雄，沒收新論，110年1月，第73至75頁、第83頁，下稱乙見解）。

㈣本院見解：⒈誠如乙見解論者所述，我國刑法沒收類型，相對於刑法第38條之1「犯罪所得沒收」規定，刑法第38條之「犯罪物沒收」規定，僅區分「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並未獨立列出「關聯客體」之類型，而與德國刑法犯罪物沒收體例有別，故德國法用於區辨「供犯罪所用（預備）之物」與「關聯客體」兩者概念之解釋方式，未必適用於我國犯罪物沒收規定，蓋德國立法者有意識到「供犯罪所用（預備）之物」與「關聯客體」之區別及沒收必要性之判斷，而作出相對應之規範；

我國立法者雖恐無區分兩者之意識，但不能遽謂「關聯客體」必定非「供犯罪所用（預備）之物」之範疇，毋寧應從其規範本旨出發，倘若符合沒收「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之文義及規範意旨，應無援引德國「關聯客體」概念拒斥「供犯罪所用（預備）之物」沒收規定適用之理。

⒉沒收新制前，最高法院100年度第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謂：「販賣愷他命而被查獲，其所販賣之愷他命，係供實行販賣犯罪行為所使用之目的物，亦屬供犯罪所用之物。」

因沒收新制關於「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之沒收要件並無實質變動，此決議意旨應仍有適用，而得印證上述：縱使是實行犯罪所使用之「目的物」（即實現構成要件的前提、所謂之「關聯客體」），仍可能屬於「供犯罪所用之物」。

再參以日本刑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下列之物得沒收之：構成犯罪行為之物（第1款）。

供或欲供犯罪所用之物（第2款）。」

立法體例與上述德國刑法區分「供犯罪所用（預備）之物」及「關聯客體」之沒收相近，惟有論者說明：日本刑法沒收所稱「構成犯罪行為之物（組成物品）」，乃指構成要件不可或缺之物，此定義是用以與「供或欲供犯罪所用之物（供用物品）」之沒收作區分，而廣義上的「組成物品」，也屬於遂行犯罪所使用之物，兩者差異在於如果欠缺「組成物品」即無法成立犯罪等語（參閱李茂生、王正嘉、黃宗旻、謝煜偉、黃士軒、林琬珊，日本刑法註釋書總則，110年1月，王正嘉執筆部分，第113、121頁），由此可知，實不能排除我國刑法所規定「供犯罪所用（預備）之物」之沒收，於規範文義上包含「關聯客體」之可能性。

⒊前開106年度台上字第1374號判決意旨謂：「供犯罪所用之物與犯罪本身有密切關係，透過剝奪所有權的沒收宣示，除能預防再以相同工具易地反覆非法使用之外，亦能向社會大眾傳達國家實現刑罰決心的訊息，對物之所有權人濫用其使用權利也產生更強烈的懲戒作用，寓有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之目的。」

指出沒收「供犯罪所用之物」，具有懲戒該物所有權人濫用其使用權利之作用，此與論者主張：犯罪物沒收，係由於行為人濫用憲法賦予財產權之保障，危害社會秩序，而提供國家干預財產權的合理基礎，為了建構財產正當秩序與預防犯罪，進而經由沒收法律效果的立法，剝奪財產權人使用財產的憲法保障等語，認為犯罪物沒收屬於「財產權濫用的國家干預」（參閱李聖傑，犯罪物沒收，月旦法學雜誌，第251期，105年4月，第62、65頁）有若干相符之處。

本院贊同上述見解，認為行為人濫用財產權之情形，適合作為干預其財產權、沒收「供犯罪所用（預備）之物」之說理基礎。

準此，德國刑法關於「供犯罪所用（預備）之物」及「關聯客體」沒收之區分，其等規範意義應無不同，質言之，依甲見解論者主張：「供犯罪所用之物」，對於構成要件之實現，必須具有促成、推進或減少阻礙的效果；

「關聯客體」則為實現犯罪構成要件的前提，本身不具有促成構成要件實現的輔助功能等語，則行為人將其所有之物作為促成、推進或減少犯罪阻礙之犯罪工具，屬於財產權之濫用，相對於此，行為人將其所有之物作為實現犯罪構成要件之「前提」（即「關聯客體」），舉輕明重，更應評價為財產權之濫用，此亦應為日本刑法第20條規定，在主刑法定刑僅有拘役或科料之情形，原則上不能沒收供用物品、產生物品、取得物品、報酬物品及對價物品，但構成犯罪之物（組成物品）並不受此限制（參閱前揭日本刑法註釋書總則，王正嘉執筆部分，第113頁），兩者輕重程度有別之規範意旨所在。

從而，若將我國「供犯罪所用（預備）之物」之沒收排除「關聯客體」，恐生法律漏洞，亦有輕重失衡之虞。

⒋承前所述，依「供犯罪所用（預備）之物」之規定沒收「關聯客體」，合於立法者干預「財產權濫用」之規範意旨，所餘問題為：如此適用，是否符合「供犯罪所用（預備）之物」之文義解釋？乙見解論者舉走私罪為例，認為走私物作為「供走私罪所用之物」，並未超出文義範圍，但於「關聯客體」屬「被害客體」之情形，例如發掘墳墓罪之墳墓、虐待動物罪之動物等，均難謂屬「供」犯罪所用之物等語，已如前述，似可得出「供犯罪所用（預備）之物」包含「關聯客體」在內，但應排除其中「被害客體」之結論。

⒌然而，本院認為，乙見解論者所言「被害客體」難謂屬「供」犯罪所用之物等語，其文義上的理解，應是出於「被害客體」屬於「被害人」所有之角度，如發掘墳墓罪、虐待動物罪之被害人，自不可能為了「被害」，而「提供」墳墓、動物讓行為人發掘、虐待，此理雖明，但「被害客體」未必是被害人所有，亦有屬於行為人所有之可能性。

仍舉虐待動物罪為例，動物保護法第6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

而同法第25條第1款之刑罰要件為：「違反第5條第2項、第6條或第12條第1項規定，宰殺、故意傷害或使動物遭受傷害，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或重要器官功能喪失。」

故飼主有上述情形，仍然構成犯罪，且不失為財產權之濫用，若謂該被害之動物屬於「關聯客體」中之「被害客體」，而不得依「供犯罪所用之物」沒收，將來該被害動物可能有再次遭飼主虐待或傷害之虞，此對照同法第32條、第33條為了保護被害動物，而對飼主逕行沒入之規定，更可徵上述情形有沒收之必要，在文義解釋上，仍有可能認為飼主將其動物「供虐待動物罪」所用，而據以沒收，以符合沒收「供犯罪所用（預備）之物」作為行為人濫用財產權之干預、預防行為人再以之從事犯罪的規範意旨。

⒍綜上所述，本院認為刑法第38條第2項「供犯罪所用（預備）之物」之沒收規定，凡屬於行為人之物，行為人以之投入犯罪，即為財產權之濫用，不論是作為犯罪工具，抑或作為成立犯罪本身不可或缺之「關聯客體」，文義上均屬「供犯罪所用（預備）之物」而得宣告沒收，至於屬於被害人之物，本即非犯罪物沒收之討論範疇，尚不待言。

五、經查：被告前因違反植物防疫檢疫法案件，經雲林地檢署檢察官以107年度偵字第4076號為緩起訴處分確定，該緩起訴期滿未經撤銷。

而該案扣案之馬鈴薯塊莖2批（淨重分別為20公斤、19公斤），均為被告向大陸地區不詳成年人購買，為被告所有，經被告委託不知情之貨運公司，於106年12月4日自大陸地區輸入臺灣地區，違反禁止輸入規定等情，業據被告坦白承認，並有蒐證照片、申報單等資料在卷可憑，上開事實自堪認定。

依前述說明，扣案之馬鈴薯塊莖2批屬被告所有，被告卻投入於非法輸入罪使用，有濫用財產權情事，屬於「供非法輸入罪所用之物」，本院考量扣案之馬鈴薯塊莖2批與被告本案犯行關係密切，參以植物防疫檢疫法第22條第2項對於違反第14條第1項規定之檢疫物或物品等得逕予沒入之規範意旨，認為本件聲請意旨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及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單獨聲請宣告沒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第455條之36第2項，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27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潘韋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
書記官 郭美儀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2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