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TPHM,112,上易,881,20231031,2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88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趙少華



選任辯護人 楊金順律師
巫家佑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639號，中華民國112年3月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617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趙少華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上訴人即被告趙少華於民國110年12月21日晚間，搭乘由告訴人李文政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用小客車（下稱系爭小客車），在車內即因故與告訴人發生口角，被告遂要求在臺北市○○區○○路○段000號前下車並報警，嗣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派出所警員到場後，被告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於當日21時46分許，在不特定多數人得共見共聞之上址馬路旁，以「神經病」等語辱罵告訴人，足以貶低告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

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不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者，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

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檢察官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偵訊之供述、告訴人於警詢、偵訊之證述、行車紀錄器影像、譯文及原審勘驗筆錄等，資為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稱「神經病」等語，惟否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我當時已告知告訴人應右轉，然告訴人仍詢問是否直走，我才以「神經病」質問告訴人，嗣告訴人質問我，我就說我要下車報警，後來警察和我的妹妹趙怡文到場後，告訴人表示遭其罵「神經病」，我才附和稱告訴人是神經病，意思是告訴人在系爭小客車內的行為是神經病，目的只是敘述車內過程，並沒有要侮辱之告訴人的意思等語。

五、本院查：㈠被告於110年12月21日晚間搭乘由告訴人所駕駛系爭小客車並與告訴人發生口角，被告遂要求在臺北市○○區○○路○段000號前下車並報警，嗣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派出所警員到場後，被告於當日21時46分許在上址馬路旁稱「神經病」等語等情，業據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證述明確【見士林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6179號卷（下稱偵卷）第19頁至第22頁、第53頁至第55頁】，並有道路監視器錄影畫面、告訴人提出之55688計程車叫車紀錄、案發當時行車紀錄器檔案及錄音譯文（見偵卷第32頁至第37頁，光碟放置於偵卷光碟存放袋）；

復經原審當庭勘驗系爭小客車行車紀錄器畫面，並製有勘驗筆錄及勘驗附件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27頁至第30頁、第39頁至第44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㈡惟按所謂「侮辱」，係指以言語、文字、圖畫、動作等，非指明具體事實而對他人為抽象之侮謾、辱罵等表示輕蔑之舉動，而足以減損或貶抑他人在社會上客觀存在之人格或地位評價。

又因公然侮辱罪係規定在刑法第2編分則第27章妨害名譽及信用罪之下，而「名譽」本即為一種外部之社會評價，是公然侮辱罪所要保護者，係個人經營社會群體生活之人格評價不受不當詆毀，並非被害人因他人之言語表達，而在精神上、心理上主觀感受之難堪或不快，故被害人縱因行為人之言語內容而內心感受難堪，但若未減損或貶抑被害人之人格或地位評價時，仍非「侮辱」，否則言論自由將遭到前所未有之箝制，任何言語內容均有可能造成被指述者內心之不快而構成「侮辱」，此當非法律規範之目的。

而在判斷是否構成侮辱時，應參酌該爭議之言詞或舉動之內容，比對前後語意、當時客觀環境情狀與為何有此用詞之前因後果等相關情事，還原行為人陳述時之真意，而依社會一般人對於語言使用、舉動之認知，進行客觀之綜合評價，不宜僅著眼於特定之用語文字，即率爾論斷。

且言論自由為人民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定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維護，俾其實現自我、維護人性尊嚴、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參照）。

又按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所保障之言論，最重要者首推「意見」。

所謂「意見」，係指一個人主觀上對於人、事、物之各種觀點、評論或看法，而將之對外表達者而言。

舉凡涉及政治或非政治、公眾或私人事務、理性或非理性及有價值或沒價值的言論，均在言論自由保障之範圍內。

而人格名譽權及言論自由均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於該二基本權發生衝突時，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固採取言論自由應為退讓之規定。

惟憲法所保障之各種基本權並無絕對位階高低之別，對基本權之限制，需符合憲法第23條「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之規定。

且此一對於基本權限制之再限制規定，不僅拘束立法者，亦拘束法院。

因此，法院於適用刑法第309條限制言論自由基本權之規定時，自應根據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為解釋，於具體個案就該相衝突之基本權或法益（即言論自由及人格名譽權），依比例原則為適切之利益衡量，決定何者應為退讓，俾使二者達到最佳化之妥適調和，而非以「粗鄙、貶抑或令人不舒服之言詞＝侵害人格權/名譽＝侮辱行為」此簡單連結之認定方式，以避免適用上之違憲，並落實刑法之謙抑性。

具體言之，法院應先詮釋行為人所為言論之意涵（下稱前階段），於確認為侮辱意涵，再進而就言論自由及限制言論自由所欲保護之法益作利益衡量（下稱後階段）。

為前階段判斷時，不得斷章取義，需就事件脈絡、雙方關係、語氣、語境、語調、連結之前後文句及發表言論之場所等整體狀況為綜合觀察，並應注意該言論有無多義性解釋之可能。

例如「幹」字一詞，可能用以侮辱他人，亦可能作為與親近友人問候之發語詞（如：「幹，最近死到哪裡去了。」

），或者宣洩情緒之詞（如：「幹，真衰！」）；

於後階段衡量時，則需將個案有關之一切事實均納入考量。

比如系爭言論係出於挑釁、攻擊或防衛；

是自願加入爭論或無辜被硬拉捲入；

是基於經證實為錯誤之事實或正確事實所做評論等，均會影響個案之判斷。

一般而言，無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人格為污衊，人格權之保護應具優先性；

涉及公共事務之評論，且非以污衊人格為唯一目的，原則上言論自由優於名譽所保護之法益（例如記者在報導法院判決之公務員貪污犯行時，直言「厚顏無恥」）；

而在無涉公益或公眾事務之私人爭端，如係被害人主動挑起，或自願參與論爭，基於遭污衊、詆毀時，予以語言回擊，尚屬符合人性之自然反應，況「相罵無好話」，且生活中負面語意之詞類五花八門，粗鄙、低俗程度不一，自非一有負面用詞，即構成公然侮辱罪。

於此情形，被害人自應負有較大幅度之包容。

至容忍之界限，則依社會通念及國人之法律感情為斷。

易言之，應視一般理性之第三人，如在場見聞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與所有客觀情狀，於綜合該言論之粗鄙低俗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被害人名譽在質及量上之影響、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護之利益等一切情事，是否會認已達足以貶損被害人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容忍之程度，以決定言論自由之保障應否退縮於人格名譽權保障之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查，本件被告所稱：「神經病」之言詞，固難謂無負面意涵，然是否造成受話者人格評價之貶損，非可一概而論，如前所述，應審酌該爭議之言詞或舉動之內容，比對前後語意、當時客觀環境情狀與為何有此用詞之前因後果等相關情事，還原行為人陳述時之真意，而依社會一般人對於語言使用、舉動之認知，進行客觀之綜合評價，不宜僅著眼於特定之用語文字，即率爾論斷。

而依原審勘驗本案案發當日21時44分許警察到場後，被告、告訴人與警察間對話內容，結果略以：「被告：他限制我自由不讓我出來，因為我罵他神經病，他要導航，他亂導航…你叫他出來，叫他出來。

告訴人：來警察先生，你先上車好了，因為他、他、他剛剛…被告：沒有沒有。

告訴人：下車摔我車門，然後門打開在那邊淋雨。

被告：我不能，我不能讓他跑掉。

告訴人：然後我車上都有…（被警員搶話）警員甲：你們的證件我登記一下。

告訴人：我車上都有錄影哪，齁。

警員甲：大哥你也下車一下。

告訴人：他開我車門，你也有看到齁？警員甲：我現在來這邊目前情況是這樣，阿我不知道是誰開的。

不詳男子：（以台語稱）是怎麼了？被告：我開的，我不能讓他開走。

（無法辨識）他就亂開。

亂開，我跟他講神經病阿，亂開。

告訴人：等一下、等一下看行車紀錄器就知道…(被告搶話)被告：他就…（無法辨識）告訴人：從路口出來、從路口出來的時候，我問他這邊是不是右轉，他說你神經病阿，你導航不會看阿，然後我在路上跟他說你是不是罵我神經病阿，他說對我就是罵你神經病。

趙怡文：（大聲）怎麼回事！叫車都會出問題，是我叫的。

警員甲：是你叫的？告訴人：他罵我神經病。

被告：（大吼）他神經病!」有原審勘驗筆錄及勘驗附件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28頁至第30頁、第41頁至第44頁），再據告訴人於警詢、偵訊證稱：我駕駛多元化計程車搭載被告，開到成功路四段204號我詢問被告路線，被告便罵我神經病，後來被告想下車並要求停車報警，警方到場後，被告坐在成功路四段204號前椅子上，警方向我詢問當時情況及資料時，被告就在一旁罵我神經病、壞蛋、壞人；

被告罵我時尚有趙怡文、2位友人及2位警察在場等語（見偵卷第19頁至第21頁、第53頁至第55頁）。

是綜觀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證述及前揭勘驗結果，足見被告與告訴人起爭執之因，係因被告搭乘告訴人駕駛上開營業小客車，因對於路線之行駛而有不同意見，被告以「神經病」等詞指責告訴人，因此產生爭執。

被告於上述時、地，對告訴人口出「神經病」等語，應係認為告訴人之駕駛行為欠缺專業能力而感到不滿；

被告口出「神經病」一詞，雖為負面評價，讓告訴人感到不快，但觀諸雙方口角之前後脈絡，究非憑空杜撰子虛烏有之事，亦非毫無指涉具體事實之抽象謾罵。

綜上，被告既係針對告訴人整體駕駛上開汽車載客服務行為，所為之整體評價與指摘，而非刻意針對告訴人之人格，即與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之構成要件故意有間。

從而，「神經病」一詞，雖屬不雅，且可能使告訴人感受不快，然尚難認為被告具有公然侮辱之犯意，依上開說明，不得遽認被告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

六、綜上所述，依本案糾紛之始末、被告與告訴人之關係、當時現場狀況等節，本院認被告辯稱其主觀上並無侮辱告訴人之犯意等語，要非全然無據。

因檢察官提出之各項證據，就被告是否確有公然侮辱之犯意一節，仍有合理懷疑存在，尚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揆諸前揭說明，既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依法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原審未詳予審酌上述各節，無視被告下車後上開不雅言語，乃車內互動之延續，並非單純謾罵，遽以論罪科刑，即有違誤。

被告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認事用法有所違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另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叔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31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鍾雅蘭
法 官 邱筱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謝崴瀚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31 日